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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治学，以《内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经》四大经典为基础，治病尤遵仲景，精于《伤寒》《金匮》，喜用经方、小剂。每能救危难、起沉疴而得心应手。 如曾治一李氏患者，因患二尖瓣狭窄，于西医医院实施二尖瓣分离术后，不久发生严重心力衰竭，虽经抢救脱险，但心衰仍不时发生。半年后转入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先请某医以生地15克、麦冬15克、天花粉15克、五味子15克、人参15克、当归9克、茯苓15克治之，服后约20多分钟，心悸气短加剧，咳喘不足一息，腹满浮肿更甚，乃急请李氏会诊，李云：“可予真武汤加减治之。” 遂处方：附子0.6克，白芍0.6克，茯苓1克，人参0.4克，白术0.6克，杏仁0.3克。服药25分钟后，心悸气短咳喘即减轻，1小时后排尿1次，腹胀浮肿亦减，平卧睡眠数小时，至次日晨，亦可以自行翻身。遂照原方继服，3日后，竟能下床走路20余步，且云：“一年来未能步也。” 全方药量总共不过5克，如此小量，竞能起沉疴于顷刻，救危难于既倒，医患均不明，遂求教其理。李曰：“此患阴阳大衰，又兼水肿，乃阳虚至极也，虚不受补，补其阳，则阴液易伤而烦躁倍加，补其阴则阳气难支，浮肿短气更甚。故治之宜小剂耳，取《内经》‘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之意也。” 李氏于疑难之症，尤重视辨其夹杂证情，尝言：“慢性病、危重病夹杂证多，急性病、轻微病夹杂证少……夹杂证中有表里夹杂、寒热夹杂、阴阳夹杂，有脏病兼腑、腑病兼脏，或数脏之病同见，数腑之疾共存，或数经之病同见，数络之疾共存……” 曾有一长期慢性痢疾患者，虽经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医院专家名医之手，皆未奏效，乃求治于李氏。李诊后曰：“此乃寒积不化，虽寒中夹热，但总属寒多热少，故治宜温中导滞。” 处方：附子3克，党参4.5克，干姜4.5克，白术7.5克，木香4.5克，大黄3克，焦楂6克，山药9克。又嘱曰：“首日服1剂，停药6日，第7日再来诊。”3日后患者即来，言药无效，李曰：“待7日后。”第7日来诊，云：“大便已由一日十五六次，减为一日六七次。”李曰：“原法原方再服1剂。”再来诊云：“大便减为一日四五次。”李曰：“仍遵前方前法。”1月后而愈。求教其理，李曰：“我擅长治疗夹杂证。治疗之关键在于辨别夹杂的比例多少，夹杂多者，用药少了不可；夹杂少者，用药多了也不可。另外还要注意脏腑之气的七日来复，此例取效者，即是也。” 李氏治病，用药非常精练，循规蹈矩，严于法度，从不用一味多余之药。常言：“用药如用兵，兵不在多而在精，开方用药，务求药证相投。” 曾治一老妇，患腹泻久治不愈，其处方仅为白术6克，鸡内金6克。病人虑其用药过简，未必能效，姑照方服用，不料竟获奇效。 又曾为一位高干治病，处方药只六味，药价仅值两角钱，患者秘书担心无效，要求重开贵重药，李曰：“大黄虽贱，用之得法，常能救人；人参虽贵，用之不当，常能害人。”而后患者遵方服药，一剂显效，二剂痊愈。秘书赞道：“药到病除，真不愧为名医!” 李氏不仅精于中医内科、妇科，而且对儿科、外科及老年病学方面亦研究颇深。其学术思想，主张熟读中医经典，兼及后世各家流派，加以融会而贯通之，并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以验证之。李氏对于经方，尤其研究精深，他喜用经方并善用经方，却又不泥于经方。 在诊断上，他强调应按四诊八纲进行综合分析，尤其还重视腹诊，以及观察色脉喜恶，务求辨证精确；在治疗上，重视脾胃，认为难病多瘀，久病多瘀，善用活血祛瘀之法，用药配伍注重标本兼顾，寒热并用，攻补兼施，但攻而不猛，补而不滞，更强调用药力求精炼。 李氏为人，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好学不倦，对病人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尤对劳动人民深为同情。1965年他一度居家养病，单位在其家门口挂出“李老有病，暂不接诊”的通知，一远道而来的农民患者，求医心切，上前敲门，当秘书出来劝阻时，李氏却振作精神下床，请患者进屋，立刻为其诊疗，令患者深为感动。事后他还对秘书说：“今后凡是病人找我，只要我有点精神，尽量不要拒绝他们，特别是农民，远道治病多不容易呀……” 李氏生前爱好书法艺术，闲暇以笔墨为乐事。曾书写诗句“献身要读润芝(毛泽东字)书，报国应行翔宇(周恩来字)路”、“但愿人皆寿，何妨我独劳”等为条幅，悬挂于壁，以勉励自己。 为了启迪后学，李氏集平生治学《伤寒论》之心得及临证经验，于1959年编著成《伤寒一百一十三方使用法》一书，并计划撰写一部以中医各科疾病及症名为纲，病、证、方、药为目的临床医师必备的工具书，笔记资料积累甚多，然终因诊务、政务繁忙，未及完稿而逝去，深可痛惜。 摘自《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李翰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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