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阳，最早被称为“宛丘”，后改名为“陈”，周时为陈国的都城。太昊陵是准阳最负盛名的人文祭所，相传是人皇伏羲的墓葬。人们为了祭祀人皇伏羲，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都有大型庙会活动，这期间，各类民俗活动、民间艺人集聚于此，与天神沟通、传讯。“担经挑”就是其中最具原始意味的一种民间歌舞形式。 担经挑是民间用于祭祀、还愿的舞蹈，具有巫术的功能和意义，也称“担花篮”或“履迹舞”，表演者多为中年妇女，3～5人一组，肩负扁担或黄布条，两边分别挂上不同的花篮，背对背舞之。队形有三种不同的变化，但都是以小碎步为基础，在舞的同时要配上鼓点和配套的经文唱词，故名“担经挑”。 担经挑起源 关于担经挑的起源，目前说法不一。在有关神话传说中，最有名的是“宓妃救母”说。传说女娲补天触怒玉皇大帝，被打入恶狗庄。她的女儿宓妃为了救出母亲，肩挑龙凤花篮，内置经书，一边唱经一边舞蹈，机智勇敢地闯进恶狗庄，救出自己的母亲。后人为了颂扬女娲的功德，传扬宓妃的孝行，就模仿宓妃担经挑，唱经歌，延续至今，演变为历代祭祖的巫舞——“担经挑”。这则口头传说未见于文献记载，但是里面提到了“玉皇大帝”这位道教神祗，而道教在我国的形成时期是东汉末年，所以该版本应该出现在东汉以后。 史书记载的几个版本中，影响最大的是“陈夫人求子”说。陈夫人就是陈胡公的夫人、周武王的女儿，《九州志》中提到，周武王分封妫满于陈，并将女儿嫁于他。陈夫人无子且好求子，《汉书·匡衡传》载：“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神鬼鼓舞而祀，坎其击鼓为证。”同样，《地理志》中也记载：“妇人大姬尊贵好祭祀，用史巫。”从这两则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周朝时陈地已经有巫舞存在。那么周朝巫舞是不是担经挑的起源呢？周朝巫舞盛行，表演时舞者手中都有道具，如羽毛扇、綢缎等。特别是用绸缎作为道具的巫舞，其造型是绸缎放在肩上，两手分别握着绸缎的两端，绸缎的尾部自然下垂进行巫祭。再看担经挑的造型，舞者肩上挑着用竹片做成的扁担，两端各挑一个花篮。这种造型与周朝巫舞的造型极为相似，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担经挑起源于周朝，是周朝巫舞的变形。 担经挑队形与汉画像石相似之处 据民国23年（1934年）出版的《太昊陵庙会概况》记载，担经挑舞蹈的队形变化有“剪子股”“铁索链”“履迹步”。 一、剪子股 剪子股本指做风筝时，在竹竿上斜捆一根小木棍，做成剪刀形。担经挑中剪子股队形是指一个人打经板，另外三个人担花篮进行表演，以十字路线为舞蹈队形的中心，一人在前，两两穿叉而过，走成剪子股。当穿插而过时，腰间的彩带相互交合，象征伏羲、女娲的交尾状。 在汉画像石中，有多种这样的剪刀形交尾之状。如徐州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伏羲女娲图像，图长100厘米，宽83厘米，弧面浅浮雕为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均人首龙身，身体下部有爪，二龙尾中间刻一璧。伏羲居左，着冠，左手举一鸟，当为金乌，女娲戴胜。另一伏羲、女娲与玄鸟石像图案，可以看出下面的交尾之状均为剪刀形。 二、铁索链 “铁索链”也称“拧麻花”或“8字形”，一人走这条路线，两人走另一条路线，两条路线呈8字形，形状如拧麻花，反复相迭而井然有序。 在四川合江张家沟二号墓出土的四号石棺后挡，伏羲女娲以对偶神的构图形式出现，高60厘米，宽67厘米，女娲手中托着月，月中有兔和桂树，伏羲手中托着日，日中有金乌。两神身体为基本完整的人形，两腿之外有蛇身，其尾相交，相交的蛇尾呈8字形。 三、履迹步 “履迹步”又称“脱蛇皮”，传说源于华胥氏履巨人迹而生伏羲。表演时，扮演伏羲和女娲的舞者踏着第三个舞者的足迹，象征着随其指引、尊其意志，并在其见证下完成了相交结合的使命。 在这个队形中，其中两位舞者象征着人类始祖神伏羲和女娲，与他们交流并引导其交合仪式的第三位舞者象征着中国原始信仰中另一位重要的大神——“高禖”。在汉代画像石中同样刻绘出了高禖神的形象。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一种汉画像石，画面上刻有三人，右边是伏羲，头戴笠，身穿短褥，执规，二神皆是人首，鳞身。中间刻一巨人，脖子上戴领带，将伏羲女娲紧紧抱在一起，此人就是高禖神。 担经挑队形与汉画像石的联系 一、时间上的联系 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以前的古籍中，女娲与伏羲没有什么联系，女娲造人、炼石补天、化生人类、制笙簧等贡献，都是她一个人完成的，并没有伏羲的参与。而关于“伏羲女娲”本为兄妹，因再造人类而成婚的神话故事是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文字的记载出现得则更晚，唐代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中“女娲本是伏羲妇”是目前可见的最早文字材料。因此，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交尾图可以证明在汉代人心中二者已是夫妻，后世伏羲、女娲相缠的形象也都是受汉画像石的影响。 上文提到，担经挑是周代巫舞的一种变形，但是象征伏羲、女娲交尾之状的画像在汉代以前尚未出现，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把伏羲、女娲联系在一起，甚至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都还没有得到固定认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象牙骨雕上面，虽然有女娲人面蛇身的基本形象，但是这种形象在商周时期应该并没有被人们广泛认可。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屈原曾发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的疑问，说明屈原那个时代还不知道女娲的形象，后来东汉人王逸对屈原“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注日“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因此，担经挑里表现伏羲、女娲交尾的队形应该只能是在汉代，更确切地说是在东汉，或者东汉以后形成。由于担经挑的表演者大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妇女，她们虽然一代代地将这种表演艺术继承了下来，却并不知道动作编排的真正原因，学者们关于“模仿伏羲、女娲交尾之状”的说法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汉画像石的出土则为这种说法提供了现实意义上的证据。 二、空间上的联系 目前根据汉画像石的出土地，学界对汉画像石做出了三大分区：第一分区是中原地区，包括山东省全境、江苏北部、安徽北部、豫东区、豫南区、河北省东南部地区、鄂北区；第二分区是北方地区，包括陕北、晋西北地区；第三个分区为西南地区，包括川、渝和滇北地区。在这三个分区中，又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发展区域。 准阳属豫东地区，两汉时期由于实行分封制，先后有多位刘姓王被封于淮阳，198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在淮阳县北关纱厂附近发掘了一座东汉墓，推断墓主为东汉陈顷王刘崇。墓中有一块残画像石，报告者称“画像石兼融了鲁南、苏北与南阳地区画像石的风格”，并填补了淮阳汉代画像石的空白。从这个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淮阳的政治、经济还是相当发达的，并且其文化还受到鲁南、苏北和南阳的影响，而这三个地区出土的关于伏羲、女娲交尾之状的画像石数量是相当多的，那么淮阳地区的人们也肯定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并将其表现在担经挑的队形变化上。 三、文化内涵的联系 文献记载中，女娲一般为阴性代名词，伏羲为阳性代名词，尾在古人看来既是生殖的部位，也是交接的行为，那么伏羲、女娲交尾就是象征着阴阳结合。汉代伏羲女娲交尾图像的出现与汉代盛行的道教的房中术有很大关系，人们希望通过房中术修炼成仙。因此伏羲、女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从汉代开始出现了变化，他们不仅仅是人类的英雄，也不仅仅是能保护人类的神仙，在当时道教房中术盛行的时候，他们又是道教中修炼成仙的楷模，是阴阳结合的典型。而淮阳担经挑对伏羲、女娲交尾之状的模仿是人们求子的心理寄托，其本质依然是阴阳结合。但是担经挑中的阴阳结合观念必定产生于伏羲、女娲形象变化之后，即担经挑的队形必然是受汉画像石中阴阳结合观念的影响。   总之，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交尾之状应为担经挑队形之原型，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交尾图像是承载古人信仰的“真化石”，担经挑民俗艺术是传承这种信仰的“活化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