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于1906-1908年首次来华。他的初次来华，足可令后世中国人永生难忘，因为他盗掠了敦煌藏经洞中最宝贵、最有学术价值的古代写卷。有一张伯希和与敦煌藏经洞的合影，其画面令人难忘：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正是这张经典的合影，既开启了伯希和日后成为汉学权威的学术之旅，也成为敦煌学历史上永恒的惨痛记忆。 伯希和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曾不无自信地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得以在经英国人斯坦因首次盗掠之后，还能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在。比如有关唐代之前道教经典的古卷，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又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本；而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本，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也都被其盗走。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此外还有200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装满了足足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伯希和第二次来华，是在1932年年底。他这次来访，仍是为中国图书而来，但不再是为盗掠中国古籍而来。这一次，他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北平期间，他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营造学社等与各界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这种境况，与1930～193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驱逐斯坦因事件相比，完全是冰火两重天。那么，同是敦煌遗书的盗掠者，且伯希和更是“精益求精”的盗掠者，为何却与斯坦因的遭遇有着天壤之别呢？ 首先，斯、伯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访华目的，有着本质的不同。斯坦因在20世纪30年代计划再入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其目的仍然是盗掠中国文物。而伯希和此行，并无考古计划，纯为走访中国学术界、采购普通书籍而来，属学术交流性质，自然不易引起反感。且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保持友好交往，许多著名学者在其引荐之下，得以在法国巴黎观瞻、研究包括敦煌遗书在内各类珍贵古籍。另外，伯希和始终重视和参与到中国学者与国际汉学界、教育界的交流之中。 譬如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机关研究状况，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有在东方古物馆者，现考订未竟，一时未能出版”。1922年，董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与伯希和见面，获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两年后，日本中国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在此前后，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在巴黎会见了伯希和，并在其家看到韩本《元秘史》。1926年8月，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已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顺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他专程拜访了伯希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我们谈了两点钟，很投机。”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其态度“和蔼可亲，饶有学者风范”，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当时一些欧洲汉学家的倨傲形成鲜明对比（胡适：《国学与汉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可以说，20世纪前30年间中国的一流学者，与伯希和或多或少地都有过交往。所以他于1932年年底的这次访华，既然并无再次盗掠中国文物之意，自然是会受到中国学者们的热烈欢迎与正面关注的。 那么，伯希和二次访华的历程究竟怎样？中国学者对其访华的欢迎究竟还蕴含何种寄望？是否与泰戈尔、罗素、杜威、萧伯纳访华的盛况相仿，仅仅是带来了一种新鲜的、时髦的学术风尚？这其中又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这一切，都还需要对伯希和二次访华的相关史料进行全面梳理与整合之后，才能约略得出一些头绪来。笔者新近发现一组北平《世界日报》上的相关报道，尚未见研究领域内有过全面披露，故在此酌加整理，并略加评述辨析，希望能对研究伯希和二次访华有所助益。 记者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近到_北平，昨往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询以伯氏在学术上之地位等。据云，伯君系法国学术院（InstitutdeFrance）之院员，又是法兰西学院（collegedeFrance）之教授，他在汉学及中亚文学史学上之地位，在欧美公认为领袖，伯通习极多东方古语今语，而又皆精，其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云。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于前日晚八时，在欧美同学会公宴之，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等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麟玉、李书华，故宫博物院李宗侗，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良等作陪，席上傅氏致欢迎词。 伯希和致答词（词长，略） 《世界日报》，1933年1月15日 通过这则报道可知，1933年1月13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东，以欧美同学会名义举行盛大公宴，欢迎伯希和访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公宴上，致以措辞热烈的欢迎词，而伯希和也有向中国学界致敬的答词。参加公宴者，几乎囊括了当时身在北平的中国一流学者，且主客气氛友好，堪称中国学界与国际汉学界的一次盛会。除却报道中明确提到的中国学者之外，从目前能看到的此次盛会合影之中，还可以得知胡适、清华俄裔汉学家钢和泰、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因、任鸿隽及其夫人陈衡哲等均参与了此次盛会。 傅斯年与伯希和致辞中均提到了法国汉学家沙畹。傅称其为近80年法国汉学界的第二位人物，并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而伯希和则称其“在中国学中，确为全欧巨擘”。这里有必要顺带简介其生平。沙畹（1865-1918），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欧洲汉学泰斗”。同时他也是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继他之后成为法国中国学与敦煌学大师的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伯希和更将其推许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沙畹著述甚丰，他翻译注释《史记》，对中国的佛、道、摩尼教，对于中国的碑帖、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地理等领域都颇有研究，且成就斐然。 傅斯年认为，中国学者擅长经籍治学，而西方汉学家则在“四裔”考察上更为擅长。这里也有必要略微解释一下“四裔”的概念。中国古籍《方言》《国语》《左传》中均有关于四裔的源初概念，裔，即夷，“夷狄之总名”。裔又概指荒裔，从地域上而言，“四裔”即指中国四方的边远之地。四裔的地望，古人有以幽州为北裔（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崇山为南裔（一说今湖南省大庸县）、三危为西裔（一说在今甘肃省敦煌市，或云在该省乌鼠山之西或天水市一带等）、羽山为东裔（一说即今江苏省东海县、赣榆县及山东省郯城县间之羽山，一谓即今山东省蓬莱市南之羽山）。显然，在以三危为“西裔”的中国西北边境的考古探险，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汉学家已经着手多次，无论从发掘文物还是地理勘察方面，均已“先下手为强”；而中国学者大多还固守于书斋治学，并未有过任何实地考察的经验，于西北地理及文史研究方面，还几近空白。傅斯年所强调的，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之间的“取长补短”，实际上就是要求采用书面史料与地下史料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也是自王国维始倡导的“二重证据法”。 1933年2月至3月间，北平《世界日报》还报道了伯希和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大学等校讲演的消息。或应听众语言能力之需，他几乎均以英语讲演。但非母语讲演，也让他的讲演质量大打折扣，这么多次讲演，《世界日报》仅有一次讲演内容摘要的报道，且在报道中还评论说“因其讲词过简，一般听众，多表失望”。看来，非母语讲演，不但对讲演者有所影响，听讲者也大不满意。总之，无论国际汉学界给予了伯希和怎样的“大师”“大家”殊荣，在与中国听众、普通民众的交流与沟通上，终是隔了一层，并无多大轰动效应。 1933年4月，伯希和离开中国，返回法国，他的第二次访华旅程也就此结束。两年之后，1935年5月至6月间，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二是以1936年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英的古物。他仍将访华首站选定为北平，与北平的中国学者们亦有再次会面、晤谈种种。但北平当地的报刊，对伯希和第三次访华却反应冷淡，诸如《世界日报》这类大众媒体，甚至没有任何相关报道。或因时局动荡，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普通民众及大众媒体对这类外国学者访华事件已无特别关注；或因伯希和二次访华的诸次公开讲演，无法激起普通民众的兴趣，此刻也更无兴趣之故。简言之，伯希和的第二次访华，相关记载尚丰（其讲演记录等或可再多方查寻），尚有探研之空间。而第三次访华，公干社交性质居多，即或有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垣等）与之接触，并有所记录与忆述，但在公共媒体、公共文化圈子里的出镜记录却已极少，可挖掘者不多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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