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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国家富裕，名相辈出。虽然北宋的军事能力一向令人诟病，但文臣治国理政的本事是一流的。这有赖于北宋自由的社会风气和一波又一波优秀的宰相。在他们之中，韩琦的名气可能不算是最为响亮的，但他文武全才，人生际遇的传奇与任何名相相比都不遑多让。 韩琦的出身很低微，父亲虽然也是进士，而且当过泉州知府，但韩琦却是他和婢女所生。更为悲惨的是，在韩琦年仅三岁的时候，父母亲都过世了，他成为了一名孤儿。 从此他由哥哥们抚养长大，按理说是非常可怜的。但是，韩琦从小表现得出奇的成熟，不光自立自尊，还有大志向，性格稳重寡言，读书刻苦，才学过人。（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努力就有回报，这句话古今亦然。韩琦很快就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二十岁的时候便斩获了进士科榜眼，同榜之中就有比他大了九岁的包拯。 可能因为太过年轻，别的进士分配的工作往往是知县起步，升迁也会很快。但韩琦却是监丞起步，干过通判，从来没有做过一地的最高长官，甚至在监管左藏库这种不痛不痒的位置一干就是好几年。很多人都为这个榜眼而鸣不平，但韩琦始终无怨无悔，不发一句牢骚。 老实的韩琦最终被宋仁宗发现，并迅速提拔他担任了右司谏。言官就是要不怕得罪人，要大胆提意见。开始皇帝还怕他像守仓库时那么老实，不敢触犯他人，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韩琦对于自己的利益时可以不声张，但在该他发出声音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沉默。 担任右司谏的三年时间内，他“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 特别是在宝元元年时，韩琦的一封上疏引起了朝野的震动。此时，国家发生了许多灾难，出现了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当时朝中的宰相是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是韩亿、石中立。他们都不是奸臣，只不过面对如此极端的自然灾难，却束手无策。 在封建社会中，也许不贪污、不枉法也就是个好官了。然而，韩琦却率先提出这四人庸碌无为，“罕所建明”，这也是犯错。他向仁宗皇帝指出，大宋八十年的太平日子，都是祖先筚路褴褛，群臣殚精竭力作为，绝不能让这些庸臣随随便便就断送了。（坐付庸臣恣其毁坏） 这封奏疏就叫做《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奏疏所达不久，四人同时被免职，韩琦的名气在京师震动，人人竞相称他“片纸落去四宰执”。 随后，韩琦更是抨击了“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并指出官场上存在“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问题。他建议宋仁宗更要大胆一些，“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 这种直言敢谏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连当上宰相之后也没有改变。北宋的文人一般都比较文弱，边境有所冲突都希望能花钱消灾，息事宁人。但韩琦一改宋廷之柔，表示对于西夏的挑衅应该坚决打击。虽然因为没有带兵打仗，在好水川之战吃了大亏。但他后来卧薪尝胆，与范仲淹同心同德，屡立奇功，被人称颂“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韩琦在宋仁宗时期，冒着绝大的风险，建议仁宗不能再拖延，立赵曙为继承人，见到宋英宗身体不好，又劝立赵顼为太子。本来这种事情是犯忌讳的，别人都不愿意惹祸上身，但韩琦就是敢作敢当。两次议定接班人不久，皇帝都驾崩了，而大宋没有遭遇政权交替的动荡，他功不可没。 当然，韩琦一直被人诟病人品不好。但是作为宰相来说，对得起黎民百姓，对得起皇恩浩荡，对得起自己的俸禄，对得起从政时的理想，不畏权贵，体恤万民，丝毫不将个人的荣辱和安危放在心上。这样的能吏，这样的贤相，对他还有什么好苛求的呢？ 参考资料：《宋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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