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具有都邑性质的核心遗址，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显示了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洛阳盆地与周边区域社会重构的经过，这一历程中，龙山文化晚期的三级聚落体系崩塌，以二里头都邑为核心的四级聚落体系得以构建。二里头都邑的出现与完备是区域文化自然发展、区域内外居民汇集和文化整合的结果，其消亡则是二里岗文化的介入和取代、区域中心迁移所导致的原有区域聚落体系崩塌和再次重构的结果。
自二里头遗址开始调查与发掘的60年来，尤其是21
世纪以来，在聚落考古理念支撑下，系统、持续的发掘工作陆续开展，一系列大型建筑和宫殿区相继清晰，围垣作坊区得以确认。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得以深化，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都邑这一认识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二里头文化的源流问题，研究者多有探讨。尽管研究者对二里头文化兴起过程中不同地区文化因素参与的方式与权重的认识仍有差异，但是该文化源自于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这一结论基本获得认可。同样，研究者虽然多认为二里岗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继承者，但二里岗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豫西地区原二里头文化腹地如何被二里岗文化取代，研究者们的认识却不尽一致。作为作者之一，我们曾对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展开过讨论，但是对于与二里头文化源流相关的二里头都邑的出现和消亡的背景，未展开详细论述。
从聚落考古视角进行考察，对二里头都邑的出现与消亡进行讨论，是理解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拟结合新获区域系统调查资料及相关考古发现，分析以二里头都邑为核心的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出现和消亡的历程，藉此探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体系与策略。
一 聚落演变过程中的二里头遗址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资料和区域系统调查资料可知：
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二里头遗址周边存在3个小型聚落，分别为北许南、四角楼和圪垱头东北。这些聚落都位于古洛河北岸，规模不一，其中四角楼可能是环壕聚落所在，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圪垱头东北仰韶文化晚期的面积也不小，大体沿西南—东北向的古洛河北岸分布。而北许南的遗物分布面积约8
万平方米左右。这些发现表明，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阶段，二里头南侧的古伊洛河北岸近河台地一线遗存较为丰富，是区域内不同阶段持续发展的聚落体系的一部分。在遗址中心区宫城墙、道路以及二里头文化地层和灰坑中，发现的少量仰韶至龙山时期的陶片，可能与宫殿区内大型建筑建设用土部分来自仰韶—龙山遗存分布区有关。该遗址少见龙山晚期遗存分布。目前仅发现王湾三期文化的瓮棺葬1处，尚不能确认存在龙山晚期的聚落。
二里头文化遗存是二里头遗址的主体遗存。（图一）根据一期遗存的分布范围来看，这一时期遗址的面积已经超过100万平方米，从发现为数不少的规格较高的遗物以及可能开始铜制品冶铸实践这些现象来看，这一时期二里头遗址已经成为区域的中心聚落。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中心区出现了面积庞大的大型建筑基址区和道路系统，遗址南部出现了具有围垣设施的手工业作坊区，囊括绿松石器作坊、铸铜作坊等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业设施。二、三期之交形成了以新建大型建筑基址群为中心的封闭宫城。不同时期、生产方式不同的骨器加工点和制骨作坊散布于遗址不同的区域；数量超过400座、规格不同的墓葬成组出现，散处于遗址的各个区域，尤其是宫殿区北侧的祭祀区和东侧。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二里头遗址原有的格局被彻底破坏，尽管新出现了不少较大型建筑基址，但宫殿区内的大型建筑废弃、宫城城墙倾废、作坊区围垣的重修、作坊遗址逐渐废弃等现象表明该遗址的都邑功能逐步消亡。上述景象及变迁揭示了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手工业生产体系的专业化已经初步实现，步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聚落的二里头都邑，见证了这一兴衰的历程。
二里岗文化晚期，二里头遗址面积收缩至30万平方米左右，几乎不见高规格的遗存，该遗址已经沦落为普通聚落。
二 二里头文化腹心区的聚落形态与区域社会
60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可知，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以豫西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区域，西达关中东部，北部包括晋西南，东北抵达沁河流域，东部抵达豫东包括商丘和周口地区的淮河上游，南部曾经抵达豫中南的驻马店、信阳以及南阳等区域，研究者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地方类型，包括二里头、东下冯、牛角岗、杨庄、下王岗等。已经发现的遗址数百处，该文化的典型类型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核心区域主要分布于嵩山南北区域，尤其是嵩山以北的伊洛平原区，二里头则为该区域类型的中心和二里头文化的核心聚落。二里头遗址的持续发掘，为深入探讨该遗址的聚落形态演变和区域聚落布局提供了支撑。近年，在对洛阳盆地中东部的区域系统调查中发现了450余处先秦时期的遗址，其中包含二里头文化的遗址200余处，为探讨区域聚落形态的特征，早期文明的产生过程和社会的复杂化进程，阐释二里头都邑出现和废弃的背景，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
（一）区域聚落概况
洛阳盆地丰富的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农业的产生、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军事防卫，为早期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自裴李岗文化晚期开始，该地区已经出现了许多聚落，其中不乏较大型聚落。经过仰韶和龙山时代，洛阳盆地进入了以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根据调查资料可知，采集遗物较为残碎，难以确定的具体期段，疑似包含二里头文化遗存的聚落计有60处。确定属于二里头文化，但是采集物不够典型，难以划分期段的聚落合计14处。其余130处可确定属于二里头文化某一时期，以上共计204处。（图二）
1. 数量
从各期聚落的数量来看，自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始，洛阳盆地内龙山时代晚期的聚落逐步被二里头文化所代替。聚落数量在二期开始激增，与一期相比，增量约为336%；三期聚落的数量较第二期增加了20%左右，四期的遗址数量与第三期大体持平。（表一）区域内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的变化与二里头都邑规模变化的步伐基本保持一致，也与二里头文化自身的产生和发展的步调相一致。
2. 规模
面积或规模的大小是聚落形态考察的重要指标，依据聚落规模的大小可以讨论社会层级的分布，探讨区域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根据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聚落规模的聚群统计（表二）可知，二里头文化在一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四级聚落体系，二里头遗址作为区域中心聚落的地位一直保持，二、三级聚落在二至四期大体保持稳定，基层聚落的数量则一直保持增加的态势。（图二，表二）
3. 空间位置
二里头文化聚落在洛阳盆地内的分布较为普遍，在古伊、洛河及合流后的伊洛河两岸的二级阶地上最为密集。（图二）伊、洛河之间的夹河滩东部和伊河南岸的西段为洛阳盆地的一级阶地，地势低洼，是洛阳盆地内最低的部分，长期受到洪水的威胁，除毗邻二级阶地的少许地点外，基本不见聚落分布。二级阶地是盆地的主体部分，宽度达5~10
公里，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二里头文化聚落多数分布在二级阶地的范围内；三级阶地在洛阳盆地的南北两侧广泛分布，以南侧为甚。万安山北侧的洪积坡地是二里头文化聚落的密集分布区。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一期聚落主要散布于伊河及其支流两岸；二期时伊、洛河北岸，袁沟、沙河、浏涧河、马涧河、干沟河两岸聚落数量剧增，坞罗河流域也零星地出现了聚落点；三期时，伊河南部的浏涧河、马涧河及干沟河两岸聚落数量继续增加，洛河及伊河北岸聚落数量变化较小；四期同三期聚落分布情况大体相同。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择水而居是史前居民的主要选址原则，一方面是便利生活用水的获取，另一方面是由于龙山晚期之前凿井技术尚未普及，人们获取水资源的方式较为有限。海拔200米一般被认为是平原和山地的分界线，200米以下被视作较为适宜耕作和居住的区域，而200米以上一般被视作不适宜耕种和居住的区域。从聚落所在的海拔来看，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聚落主要分布于海拔100~200米之间的地区，但是从二期开始，分布于海拔200米以上区域的聚落数量在不断增多。（图二，表三）聚落数量的持续增加，显示出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强烈的人口聚集效应，虽然还不能排除这一现象背后究竟有多大的行政干预色彩。同时，在聚落数量增加的背后，也显示出为维持核心聚落的发展，当地居民对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需求在逐渐增加，开始加大开发较高海拔区域的力度。
（二）聚落形态揭示的区域社会尽管区域系统调查获取的资料本身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参照系统发掘的资料，辅之以对调查结果的初步认识，仍然是我们探索区域社会发展过程的不二途径。
1. 聚落分层
二里头遗址内大型建筑基址、高规格墓葬、精美铜器和玉器的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经较高。区域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规模与数量也与二里头社会的复杂化程度相匹配。
根据调查的初步结果来看，一期时，区域内的聚落较少，但是面积近1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二期时，伴随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范围的变大，区域内二里头文化聚落的数量急剧上升，四级聚落体系逐渐奠定。第一等级依旧为二里头遗址，第二等级聚落增加了7处，第三和第四等级聚落数量分别增加了6处和37处；三期时聚落数量继续增加，大型聚落即第一及第二等级聚落数量保持不变，但中小型聚落即第三及第四等级聚落数量分别增长了4处及20处；四期与三期相比，第一至四级聚落数量基本维持不变，但第三与第四等级聚落数量略有增减。上述统计显示出了在区域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二里头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内部的社会结构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2. 资源获取和利用
区域考古调查的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内的聚落除了在规模上有差异外，不同聚落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区域内不同层级的聚落除了给中心聚落提供所需的人力支撑和食物供给外，还在手工业生产的不同环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比如区域内的灰嘴遗址为二里头社会提供石器生产的原料、半成品或成品。其他聚落在人口、陶器、动植物资源供给等方面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而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外的矿产资源也在这一体系下，汇集至二里头，为奢侈品的生产提供原材料。
3. 区域聚落体系的建立
四级聚落体系在二期逐渐完备，并延续至四期。二里头遗址作为区域内最高等级的聚落，是区域的政治、宗教和经济中心，次级中心如面积在50万平方米之上的景阳岗、黑王和高崖西等遗址，则作为小范围的地区中心（次级中心）承担资源获取、军事防卫等功能。在稳定的聚落分层体系中，“基层聚落”的数量在二里头文化快速发展的二期和三期表现出明显的增加，在“金字塔”式的聚落体系之中，中心聚落的建设、贵族阶层生活的维持所带来不断上升的资源需求，要求更多的基层供给，这一体系的平稳也是二里头社会赖以运转的基础。
三 聚落演变背景下二里头都邑的兴衰
（一）出现
根据目前的发现和研究来看，辉煌一时的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其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发展，有一个逐渐取代龙山文化的过程。不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二里头文化其他遗址的存续状况，都说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与龙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分析，可知：第一，区域内可以确认的龙山文化晚期的聚落数量为145处（图三），二里头文化一期可确认的聚落数量陡降至13
处，数量有90%以上的减少。龙山晚期形成的三级聚落体系中，聚落规模超过50万平方米以上的3处大型聚落中仅高崖西一直延续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他大、中型聚落，包括规格可能较高的塔庄遗址等大多都消失了。与此同步的是，原本罕见龙山晚期遗存的二里头在一期时，面积迅速增加至100万平方米左右。第二，二里头文化二期时，“金字塔”式的四级聚落体系已经构建完成，二里头遗址成为区域内聚落形态复杂、功能完备、规模最大的遗址。（表一，表二）可以确认的二里头文化二期聚落数量上升至68处，其中49处普通聚落内见有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但是却没有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遗存。上述现象从侧面证明了，洛阳盆地内二里头文化核心区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的居民虽然存在着相当的延续性，但是发展却不完全同步。
根据调查所获陶器的风格看，这种延续性也是明显的。我们发现：第一，如果单纯基于陶器类型学，很难对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尤其是一期）的陶器做出准确区分。第二，典型二里头风格陶器及其组合在中小型聚落的出现时间可能与中心遗址的出现时间不同步，甚至中小型聚落陶器“二里头”化的开始时间较中心遗址早。第三，中心遗址内陶器风格是复杂和多样的，中小聚落陶器的种类较少，风格相对较为单纯。上述现象表明，不少遗址可能在龙山晚期已经开始陶器风格的“二里头”化，这一过程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完成，而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在区域内既延续了龙山文化陶器组合，也有其他的来源。陶器成分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陶器生产是多元的，均为利用附近的资源制作，二里头和周边聚落之间缺乏广泛的陶器交流。
通过对中心遗址和周边其他典型的小型聚落发现的植物遗存的测年数据分析可知，中小型聚落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的年代范围（1890~1410cal.BC）与龙山晚期的年代范围（公元前2430~前1780年）存在着重合。这一结果意味着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可能比目前认识的年代范围（1750~1530
cal.BC）和以往认为的年代范围（1900~1500 cal.BC）都要长，也即区域内中小型龙山晚期聚落“二里头化”的过程很长。
人口是农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人口数量的急剧变化会催生一个新的社会，同样也会带来区域原有社会体系的崩塌。而人口数量变化的直接反映就是区域内聚落数量和规模的急剧变化。结合前述分析可知，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一、二期）之交，区域内的聚落数量和规模发生了较大的变动。（表四）
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二里头遗址本身几乎不见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显然是在聚合了周边及临近地区人口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这一变化相伴的是区域内原有的三级聚落体系的瓦解和四级聚落体系构建过程中的社会重组。随着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相继出现了不少次级中心聚落，围绕着中心遗址，相隔一定距离均匀分布，呈现出大的网状结构。巩义稍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部交通要道，面积60万平方米，为二里头文化的次级中心，可能行使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的职能；大师姑、望京楼等城址很可能是二里头国家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龙山晚期开始，二里头附近聚落的陶器风格陆续实现了“二里头”化，这一过程中二里头都邑迅速实现城市化，并在二期晚段基本完成。
（二）消亡
已有的研究揭示了二里头都邑在四期晚段废弃的过程。区域系统调查的结果表明，洛阳盆地中东部可确认为二里岗文化早期的聚落数量为40处，较明确的二里头文化四期的96处减少了56处，有将近60%的数量减少，晚期的聚落数量57处，与早期相比数量增加，但是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相比数量则仍然较少。（图四，表五）与此同时，郑洛地区的聚落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偃师商城宫殿区和小城开始兴建，大师姑、望京楼等城址废弃，郑州一带出现了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聚落。
通过对二里头文化四期和二里岗文化聚落的数量和规模变化进行对比（表五），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二里岗文化早期偏早阶段，二里头都邑的消亡与偃师商城小城的出现前后相继，这一过程中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大量减少；偏晚阶段，随着偃师商城大城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以偃师商城为中心的三级聚落体系。第二，二里岗文化晚期偏早阶段，随着偃师商城的再次改建，二里岗文化的聚落数量继续增加，三级聚落体系继续维持发展；偏晚阶段，随着偃师商城的废弃，周边聚落进入自然发展状态，区域的重要性下降，逐渐过渡至殷墟文化。
通过对调查所获陶器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第一，二里岗文化早期的聚落数量较上一阶段减少，属于早段的遗存仅在偃师商城和二里头等少数遗址内发现，其他聚落发现的遗存多为晚段。第二，二里岗文化晚期聚落在区域内发现的数量较多，分布也相对广泛，尤其是靠近郑州地区的坞罗河流域数量偏高。第三，不管是二里岗文化早期还是晚期，相当数量的聚落内都发现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遗存。（表五）故而，我们推测二里岗文化在洛阳盆地内的出现和壮大是从中心遗址开始的，即原二里头文化腹地陶器风格的“二里岗”化从早期早段开始，在晚段得以完成，二里岗文化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
测年数据也表明，区域内部分中小聚落发现的二里岗文化遗存的年代为1420~1020
Cal.BC，与以往的二里岗文化晚期和殷墟文化测年数据的范围基本一致，也与前述调查所获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标本的测年结果相衔接。这一结果表明了区域内发现的二里岗文化小型聚落多为晚期，二里岗文化早期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范围有重合，二里岗文化替代二里头文化的过程较为漫长。
综上所述，二里头都邑的消亡是二里岗文化介入而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即从四期晚段开始，由于二里岗文化的介入，在原二里头文化小型聚落的基础上兴建了偃师商城，区域内原有二里头文化人群随之经历了新一轮的整合，部分人群可能迁往了中心遗址，导致了区域内聚落数量的减少和旧有四级聚落体系的崩塌。这一过程中，陶器风格的“二里岗”化也在早期偏晚阶段完成，新的聚落体系得以建立。
四 区域社会崩塌与重构过程中的早期国家之路
根据洛阳盆地调查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这一区域的发展经历了裴李岗文化晚期、仰韶和龙山时期。从聚落的数量和规模来看，区域社会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在龙山早期明显有缓慢和中断的迹象，预示着区域原有社会体系的瓦解和重组，在龙山晚期社会迅速发展，可能形成了以塔庄等遗址为不同中心，三级聚落体系为特征的复杂社会。
龙山晚期，可能由于气候处于渐趋干冷的不稳定期，嵩山北麓洛阳盆地内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改变，中小型聚落向二里头文化转化，原有的聚落体系瓦解，以二里头为核心的四级聚落体系逐步出现，催生了二里头都邑，推动了二里头文化的拓展。二里头文化四期，由于二里岗文化的介入，区域社会再次重构，原有的四级聚落体系崩塌，政治中心迁移，三级聚落体系得以形成。在以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不同的道路，即二里头国家是在中原腹地原有龙山社会整合的基础上诞生的，二里岗国家则是在介入原属中原腹地二里头文化区后才出现的。我们可以将之视作两种不同的类型，原生型和介入型。
二里头作为都邑的横空出世貌似突然，但如果从聚落考古的视角，将二里头文化的转化过程作为背景来看，则有其必然性。不少学者对这一过程中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方式进行了探讨，如许宏认为王湾三期文化在二里头化过程中与东、西方文化因素的推移有关，形成了高层次遗存“华东化”与日常用器“华西化”的现象，王立新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是嵩山南北两种文化碰撞和整合的产物，在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对峙和整合过程中，聚落形态由多中心、对抗式的聚落布局转变为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这一过程是统一秩序建立和区域内不同背景复杂人群整合的结果。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正是龙山晚期社会转化，秩序重塑的体现和结果，以四级聚落体系为特征的新的社会治理策略得以在二里头文化分布区推广：嵩山南北之间的文化沟通途径畅通后，二里头文化迅速扩展至周边区域；汇集而至的不同人群被纳入新的聚落体系内，人群差别凸显，社会分化加剧，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提升；周边区域为获取和周转资源的据点得以建立；二里头特色的宗教和价值观念扩散出去。
二里头都邑的消亡速度较快。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可能由于生态和地缘环境的恶化，区域外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在原二里头文化区的北部和东部相继出现、增加，并且逐渐推进至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的相关遗存相继废弃，原有的聚落体系崩溃。继之，偃师商城小城和大城的陆续出现，区域内的三级聚落体系（二里岗文化四级聚落体系的一部分）构建，成为区域聚落中心和短暂的二里岗文化聚落中心之一，这一过程是二里岗文化介入和取代二里头文化的过程，但是二里头文化社会管理策略在聚落体系重组后被二里岗国家所采纳。
综上所述，以向心式四级聚落体系为外在特征的青铜时代早期国家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以来相对简单的多中心的二级聚落体系不断复杂化的结果。与此对应的，以社会分化加剧、手工业专业化提高、超大型聚落出现为特征的复杂社会的形成是二里头早期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初步尝试。这一实践中采用的管理策略，包括特色的礼乐制度及礼制性建筑与礼仪用器，规模不一、功能各异、等级不同的聚落体系，相对复杂的丧葬仪式和用具，都被取代它的二里岗国家所复制和推广，依此奠定了独具特色的商代青铜文明社会的基础。
五 结语
基于考古发掘和区域系统调查的收获，我们从聚落考古的视角对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的出现和消亡进行了分析。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是龙山晚期区域社会在应对复杂多变的气候和地缘环境的过程中应时出现的，这一过程中人口和资源的汇聚，促使区域内原有的多中心的、对抗式的三级聚落体系向单一中心的、向心式的四级聚落体系转变，人口集聚的效应为以二里头都邑为核心的聚落体系的确立及二里头文化的转化打下了根基。可能基于相似的原因，二里岗文化的介入和逐步取代，使得原有的聚落体系受到冲击而瓦解，在原有体系上建立的二里头都邑因此而废弃，作为区域三级聚落体系核心和二里岗文化中心聚落之一的偃师商城的出现，并未改变原有的聚落布局模式。
通过聚落分析，我们对区域社会的复杂化过程有了粗疏的了解，对于二里头都邑的产生和消亡的背景有了基本的认识，但是对聚落考古所依赖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也要有充分的认识。区域系统调查所获悉的聚落规模和文化属性是分析过程中所参照的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对聚落数量的确定会因多种遗存共存或遗物的多寡而得出不同的数据，对聚落规模的判定会因多种遗存共存而难以确定不同时期的聚落规模。对文化属性的判定可能也会因文化交替时期的存在而有偏差。原因有下：第一，由于学科本身的局限性，即对于相对成熟和稳定的考古学文化陶器特征的把握相对容易，对文化交替过程中（过渡时期）遗物特征的把握和量化分析困难，妨碍了对遗存具体属性的判定。第二，不同区域内，制造和使用的陶器风格转变不完全同步，很难明确区域内不同风格的陶器及组合是共存关系还是有早晚关系。因而，单线条进化论思维下所认识到的不同文化演变顺序，可能会与实际状况不符。
鉴于以上，聚落考古理论对区域进行个案分析的时候，必须融合中心遗址和相当数量的普通聚落的调查和发掘的系统资料，结合动植物遗存多角度揭示的环境和气候背景信息、考古学遗存所揭示的全方位的人群和社会状况，才能对区域社会有更深入、系统的了解，有效地阐释区域社会变化的动因、过程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