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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y个人主页上的睿智亲切照）
2004年夏，我离别亲人，赴美留学。波士顿天高而长，水阔而清。我和导师的第一面，是在他主持的博士新生见面会上。他白发慈眉，眼神清亮，笑容温暖，告诉我可直呼他的昵称Woody。老师的平易近人，打消了一个年轻人觐见著名学者的不安。在往后的岁月里，老师也一向亲切和善，在学习和研究上对我要求严格，在生活上常给以暖心关怀帮助。我很高兴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一位好博导。 Woody和夫人Rubie，中文名为华琛和华若璧，是多年来钟情于中国研究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人类学家。他们在美国农场长大，在爱荷华大学读本科时相识相恋，结为学术伉俪。从1970年代开始，他们在香港新界的村庄持续做多年追踪式的田野研究，亦曾到江西、广东等地调研。Woody在亲属制度、仪式宗教、饮食文化、全球化等研究领域造诣深厚，成果斐然。他在英美两国任教，一番流转，落脚哈佛。Woody为人类学系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又曾兼任该中心主任。Rubie为人类学系讲座教授，系内Tozzer博物馆馆长。2011年，夫妻退休后，回到家乡Illinois农场，务农养牛，种菜弄果，安享田园牧歌。导师时不时发点照片，让我看看他们的牛和果蔬。牛憨直健壮，耳朵挂着号码牌，蔬果饱满清爽，和他们的文章一样引人入胜。我印象里，他们一直持平常心过日子做学问，低调质朴，活得均衡又恬淡，什么都能努力做好，又什么都不过分在意。 我在系里系外参见活动，遇到和我导师有交集的人，大家一致的评价是“Woody夫妇是很好的人”！有人更会爽快地连用三个“非常”来形容这番“好”。Woody待学生有多好？他有独特的育人风格。首先，他把学生当做全方位的人来关怀，不只仅看一个人的学术表现。其次，他总是给学生正向反馈，积极寻找学生的闪光点，发现一点光，便会用毫不吝啬的夸奖，给学生整个太阳！再次，他常常从学生角度立场考虑问题，为学生着想，对学生的学术安排和要求，都是以学生自身的兴趣为出发点、未来发展所需的基本能力和储备为着眼点。因此，我向老师请教交流时，总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对谈气氛里，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困扰，有效地获得指导帮助。这在我初去美国度过学习与生活转型期、后来攻克博士论文构思和写作难点的时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去美国时，我在英语和新专业的学习上，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博士课多为讨论课seminar。欧美同学们可自如地舌战群儒，专业功底好的同学也展现了与老师灵魂对战的风采。我仅能观赏，暗自拿捏词句但插不上话，也暗自心焦。心态的平和化，来自Woody的指点。老师告诉我，一个人不用和别人比，和自己比就行，今天比昨天的自己好一点就行。他也用生动独特的方式指引我去热爱生活，往前赶路时，别忘了领略生活中的美好。一次，老师在办公室指导我写作，见我面露紧张，便带我到会客室，指指茶几上鲜黄色的花，问我是否知道花名。我摇摇头。他把花名写在纸上，还一口气写了另外十几种。“去认识这些花吧，在波士顿很常见！你来美国不光学习，还要生活！找好二者的平衡，就是你第一学期的任务！”老师眼里温暖的光，让我难忘。 第一学期，我上了一门和老师一对一的阅读写作指导课，定期交书评，再拿到有老师满满红色笔迹评语和指正的回馈，其中有不少鼓励和夸奖进步的话语。每次看完，我的勇气和信心都增添几分，就像车加了油，可以干劲满满地继续前行。老师点评和指正时，有几个主要标准：一是思路，我要用自己的语言阐释作者的思想亮点、民族志材料的贡献；二是文法，行文风格准确凝练，有学术质感，句式合规，词语选用得当；三是新意，对作者的观点有理有据公正恰当地提出批评或补充。这种培训对我的思考写作和学术英语能力提高很大。 老师与我的交流方式也总是为我着想。哈佛的一些中国研究老师，喜欢和中国来的学生访问学者讲汉语，以便重温练习语言。Woody虽精通汉语，但从不和我讲。理由是：你来美国要生存下去，必须多说多练英语！多年中，只有在2005年春节时，老师送给我一个小金桔，按香港人过年的方式，笑呵呵地说了四个汉字“恭喜发财！” 第一年，波士顿秋风转冬雪，飞雪再迎春，我慢慢完成了适应转型期，在英语和学业上逐渐自如了起来。学年结束时的一场Woody课程的考试，我精心准备，全力答题，竟一时忘记了签名栏上自己的姓和名分别对应First Name、Last Name的哪一个，举手问了助教。几天后，我收到了Woody的邮件，夸我答得特别好，很为我的进步骄傲。我体会到，比起中国传统的求全责备式的、注重看学生“你哪里哪里还做得不好”的苛责型教育文化，美国注重看“你哪里做得好”的赞颂文化对一个学生的成长会起到更大的力量。因为后者会点亮一个人心里的灯火。 Woody的常用语言风格是，“我很高兴……（I am glad that......）”。他总是习惯性地积极寻找学生的正面属性，及时慷慨地给予肯定后让对方既把优点发扬光大、又对弥补不足和挖掘潜力充满主动性和信心。老师在日常交往中对学生宽厚仁爱。遇有学生赴约迟到或略迟交作业的情况，老师会面如春风而非冷霜地对着致歉者说：“很高兴你终于来了”/“很高兴收到了”！学生忘做了什么事而致歉，老师也先来一句暖心开场白：“谢谢你想起来了！”宽厚和善意对待会让过错的修正更自愿主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无论是上课学习、开会发言、博士论文研究操作与写作，还是求职演讲，老师也一贯以严谨认真和正向鼓励的态度指导和肯定着我。老师本身是勤奋治学的典范。夫妇二人每天都阅读和写作，几十年来，很少中断。他们的科研生活也有很大的独立性，不要求非研究助理的学生做活，也从无报账等杂事的分派。我有时遇到老师拿着一大袋厚厚的书籍去图书馆还书，伸手想帮忙，老师也总是婉拒。老师的勤恳也体现在始终保持观察和思考的习惯。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随手记录平时思考的灵感。他认为，人类学最大的长处就是让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变得有趣。所以，悉心记录着日常生活点滴中得来的想法。 直到退休后，老师还在坚持以民族志的方式书写农场生活，我很期待能看到这本自传式的民族志出版！目前，老师夫妇把五十年来香港农村研究的珍贵照片、文本与访谈素材等进行整理，写着两本书。他说：做田野的人类学家本质上做的是地方史学家的工作，研究的每一个当下终将成为过往，人类学家在以自己的方式守护和传承历史。老师夫妇退休后学术工作的持续，都算不上叫做坚持，因为做真心喜欢的事，不需要时时让恒心来监工。他们的学术赤诚之心，几十年初衷不改。老师曾提起，70年代在江西调研时，村民生活艰苦，筛米技术设备差，他刚开始吃米饭时又不懂村民咀嚼的技巧，崩坏了几颗牙。但即便如此，他从不觉得苦，因为他在一个条件差的农村家庭长大，从小干农活能吃苦，热爱农村生活，更为能拿到珍贵的研究素材而激动！ 我写博士论文时，定期向老师交论文章节的初稿。我的论文主题是中国一个典型村庄的口述史。老师对选题和素材很感兴趣，把章节一字一句地看和修改。修改包括需要充实的细节、加强论证的说服力、替换更恰当和多样化的语词概念。比如，老师要求数量词精确，尽少用“一些”“很多”这样概化的用语，而要说明是“多少”“多大比例”。名词也要精确，英语“农民”一词是该用farmer还是peasant更准确？老师会拿来一篇经典研究文献告诉我用farmer更对。动词也得得当和丰富，近义词当中根据语境可以排布不同的动词，在一些地方，宜用学术性概念的动词替换通俗用语。更重要的，论证上要简单直接，文风清晰易懂，而且着重想，你到底和前人已有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重复，哪里有了创新？在见面交流时，老师也会着重敦促我把论点不够清晰有力的地方、创新度表述的部分说清楚，并用反例和比较例把事实的本质凸显化。这个过程就像削铅笔，把粗犷的想法慢慢磨尖，让它有锐度，精细化，又能和事实精致相配。 老师常教导，你虽然做中国研究，但一定要往大想，往深想，超越中国个案，找到能对非汉学研究者有启发的普适性论点！另外，是在民族志的土壤里长出理论创新的花，不要本末倒置，用理论的框寻找和填满事实。“记住，田野材料是马，理论是车，马拉车，不是车拉马！”老师要求立意高，也给了我时间和精神上的充分自由度，我也力求多读多想。遇踌躇不前或对想法不够有信心时，老师又会给予适时鼓励。记得一天大雨，老师请我在Science Library的咖啡厅喝茶，聊起近期写作难点和推进办法，老师鼓励我大刀阔斧向前：“你的研究比我们很多人的研究都重要！不管引用了我们当中哪个学者的理论，记住，你不用做XX第二，而要做Chang Shu第一！”老师清亮笃定的眼神里写满了信任和期望。窗外，雨帘迷蒙，我莫名感动。 我在筹备开会发言时，老师对我讲稿的修改也是一丝不苟，按照博士论文的要求，不放过不准确和模糊表述，要做到民族志故事和理论阐释的精密配合。而且要求我在会前一晚朗读讲稿，掌握时间和节奏，标注难以发音的单词，把语感太差的单词替换掉，要做到表达流畅，有趣有见解，清晰易懂。想必老师也是把这番精益求精投入到备课教课之中，才成就了他优雅娴熟的教学技能，特别是在他那门最受哈佛本科生欢迎的大课“饮食与文化”上的精彩讲解。除了仔细领悟老师对我会议讲稿的指点，我也在平时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学习着老师的发言方式。记得一次我在全美人类学大会上小组发言和结束讨论后，老师从听众席里起身走来，冲我一眨眼，竖起大拇指，“发言和回答都很好哦！”给学生点赞，这很Woody。旁边另一所美国高校的人类学博士羡慕我：“你导师真好！我导从来不这么做啊”。导师一直强调，职业精神很重要。无论是他自身树立榜样，还是对我的细节化正规训练与适时肯定，都在如春风化雨般把这股精神传递给我。 有一次我对导师做了番访谈，对他和妻子的人生与学术经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明了了老师平和的人生态度和精进的学术求索从哪里来。有些谈话，在正式出版的访谈稿里被老师删去了。他的平常心和敬业精神，与早年较为辛酸的一些经历有关。我想，他应该是既不想卖惨过去，也不想炫耀今日，才将这些段落去掉。但我清晰地记得一句话：人生就像扔硬币（flip a coin），多少有些运气在，我和Rubie觉得幸福又幸运，感恩和珍惜生活中得到的一切。我想，也正是这种“双幸法则”，让老师夫妇能积极阳光又步履从容地迎接任何挑战。就像他们爱听的那首美国歌《Keep on the sunny side》中歌词所表达的：“生活纵有黯淡一面，也有阳光照耀一面，向阳而生，逐光而行”。另外，老师自己也遇到过很好的老师，深受启发和鼓舞，所以发自内心地愿把对学术的赤诚和对学生的爱传递下去。 Woody夫妇（左四和五）退休庆祝会，凯博文（右一）主持 老师夫妇退休时，系里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聚会，庆贺他们在哈佛执教和从事学术工作的卓越贡献。庆祝的方式，是开一场名为“民族志历史/历史民族志：中国经验”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他们的哈佛同事、与他们指导过的已毕业任教和在读的学生，进行研究成果交流。多位在一流高校执教和在中国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师兄师姐赶来了。最后，老师上台总结，全场掌声雷动，久不停歇，是人们心中的敬意自然汇出的激情。老师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语气淡然，但说到还有未毕业的学生恳请同事指点时哽咽落泪。我也红了眼眶，感念老师总是把学生放在心上，把教育看得重要。 后来，我毕业了，回国前老师夫妇在哈佛广场上的燕京餐厅请我吃了顿中国饭。他们热心指点了我工作与上学的不同、需要哪些新的转型和安排。我们在午后的阳光里一一拥抱说再见。飞回北京的前一天，我收到老师的邮件：“Shu，请向你父母问好，也向你国内的老师们表达我的谢意，谢谢他们培养了你，让我能有运气继续教你。很高兴做你的老师。你毕业了，我们可以以朋友相称相待了。”分别几年，老师在我异国求学岁月里洒下的阳光记忆，不曾褪色。感恩节将至。我谨以此文表达对这位亦师亦友、可亲可敬的好老师的感激。衷心祝愿他和夫人若璧，安享美国田园风光，劳作写作皆丰收，健康又快乐。 § § § 有兴趣了解Woody作品与学术思想的朋友，请挪步老师个人主页，并参见我的访谈：http://anthropology.fas.harvard.edu/people/james-watson-0 常姝访谈华琛教授，“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嬗变”。载自张冠梓主编：《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Woody主要代表著作: 1975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42 pp.[Japanese translation, Tokyo: Aun Sha Publishers, 1995.] 2004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Politics, Gender, and Ritual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ith Rubie S. Wats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490 pp. [Chinese transla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06 Second edition,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Handbook of Food and Anthropology (co-editor with Jakob Klein).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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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pursuitman > 《师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