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乾嘉考据学无义理追求、不谈经世的观点自有其学术史渊源，可谓是清末民初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时至今日，这些成说仍有影响力。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现代学者开始直面乾嘉学人的著作，考察其中蕴含的

乾嘉学术有义理追求

2019-08-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7日总第1765期 作者：李晓璇

■图为校雠俑，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资料图片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经学最为发达的时期。乾嘉学者反感宋明理学家玄谈义理，他们崇尚汉儒重视文献、讲求证据的朴实学风，以辑佚、校勘、文字、声韵、训诂等考据方法，阐明经书中的圣人之意。考据学是乾嘉时期乃至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但关于乾嘉考据学是否具有义理的争论却始终存在。

　　乾嘉汉学无思想性之说

　　义理和考据是传统儒学常用的概念。考据是以训诂、文字、音韵等方法对经书内容进行考察。义理则侧重阐明经文中的思想性内容，如发掘人伦秩序、伦理道德的依据和意义等。

　　乾嘉学者主张以训诂等考据实学疏通六经典章制度，进而追寻经文中的圣人之意。部分近现代研究者认为乾嘉考据学没有思想性内容，他们主要从经世和义理两方面对乾嘉学术进行考察。

　　清末及民国学者大多认为，乾嘉考据学只在经书中钻研考索，没有经世致用的志向。研究者多将这种学风与清代文化政策联系起来。如梁启超认为清中期“文字狱”频兴，学者为自保故不敢讲习触及时讳之学，转而从事“于世无患、与人无争”的诠释训诂究索名物之学。因此，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派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而非“主义的运动”。钱穆也认为，乾嘉学术已经与清初“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的风气大为不同，“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

　　另一些研究者则侧重强调乾嘉考据学没有义理的追求。如台湾学者陆宝千称：“清儒之学，琐屑纤细，乃其本色，并无宗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质，是术而非学。”漆永祥则认为乾嘉学者将“述”圣人之意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多将自己视为文献学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谈及清代哲学，认为清前期和中期的思想只是宋明道学家的继续，汉学家的贡献仅在于对道学家的问题予以不同的解答、对道学家所依据的经典予以不同的解释。此说是从哲学史角度否认乾嘉汉学具有独特的义理。

　　以经世义理为旨归之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渐渐意识到乾嘉学者虽从事名物考证的专门之学，但他们的考据工作亦以经世和义理为志向。

　　漆永祥在《乾嘉考据学研究》中专章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思想，认为义理是乾嘉考据学者的理想境界，乾嘉学人往往寓义理于考据之中。乾嘉学者分为吴、皖、浙东三派，分别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三人治学均以义理为最终目标。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阐明自己的治学思路是：“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可见戴震通过小学功夫解经的最终目标是揭示经文中蕴含的圣贤理义。这也正是惠栋的为学思路，惠栋是乾嘉汉学的“旗手”，虽然不满宋人凿空说理之风，但他的汉学研究仍以经书理义为最高追求。惠栋还提倡学者在生活实践中遵循先儒正己修身之学，特书楹联“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以自勉。钱大昕精研考据和史学，其治学思想强调经以明道，明体致用。孔门弟子不高谈义理，说明后儒者也是务实的明体致用之学。

　　周积明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对历史上经世学风的褒扬以及重视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学、水利、医学等，均显示出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台湾学者张寿安讨论清代礼学研究的兴起时指出，在崇礼风气的影响下，清儒参与和领导乡约、整肃、赈灾、恤贫等社会自治也越发增多。儒者的行动往往与他们的学术工作互为表里，如胡培翚自述撰写《仪礼正义》的用世价值在于：“其中冠婚丧祭，切于民用。进退揖让，昭明礼意。若乡邑中得一二讲习之士，使众略知礼让之风，即可消兵刑于未萌。此翚所以急欲成书也。”说明以经书经世致用匡正时俗是乾嘉学者的著述动力。

　　持此说的研究者认为，乾嘉考据的学术工作看似繁冗琐碎，但却以明晰圣贤义理、实践经世致用为至高目标。虽然乾嘉学者并不能人人做到由考据上求义理，但由小学通义理的治学思路却得到当时大多数学者的支持。

　　乾嘉新义理之说

　　持“乾嘉无义理”说和“以经世义理为旨归”说的学者，大多从学术沿革的角度考察乾嘉学者治学方法。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们开始正面挖掘乾嘉学者的义理观念，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乾嘉新义理”之说。

　　有学者借用龚自珍“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分野，认为儒学自始即以学思兼致为标的，宋明理学家如朱子等人治学虽偏重“尊德性”，但未尽废学，可谓是“凝学成思”。至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抛弃了闻见之知。清学的重点是“道问学”，换言之，清儒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儒学中的知识传统。清初儒者已强调闻见之知的重要性，至戴震提出“德性资于学问”，使德性之知彻底成为闻见之知的结果，清代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寓思于学”。在考据学的成熟期，戴震和章学诚都认为义理必须建立在客观知识之上，义理只能源自对知识的认真考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清儒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

　　台湾学者提出“乾嘉新义理”之说，其代表人物张寿安认为戴震、程瑶田、凌廷堪形成“由理到礼”的乾嘉新义理脉络。

　　乾嘉时期学者独标汉帜，但直到戴震新义理说出现后，才真正在理论上与宋学形成抗争之势。戴震重新审视理、性、情等概念，反对宋儒从天理的角度认识理，认为理不应是洁净空阔的存在，而是客观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条理”。在戴震看来，理不是超越性的，而是内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条理”，需要人仔细思考方能得知，因此戴震之学必然“重智”。在治学方面，强调需从具体的考辨经书入手，以训诂通典章制度，以典章制度明经义，方可得圣人理义。戴震在哲学层面推进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说，使义理之学的关注点由理学的宇宙论，转向人伦实践。

　　凌廷堪在戴震之后提出“以礼代理”的主张，认为礼源于性，圣人制礼为人养情节欲，目的是使人不失其性，因此礼即源于最自然的性。人之性复杂且虚渺难知，但礼却具体可行并见于“三礼”经文。凌廷堪从圣人制礼的原则出发，提出复性必资于复礼。圣贤之理即寓于礼中据礼以显，因此言礼而理在其中。在治学方法上，凌廷堪认为当时学者由训诂上求义理之法，虽然从实学出发但义理往往仍流于空疏，甚至使训诂考据成为为程朱之学做注脚的工作。因此他主张道在典章制度，应注重从经书中考辨归纳典制，再从制度中提炼义理。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即从礼经中归纳通例再从通例上求亲亲尊尊等义理。从礼书中寻求义理，则义理必然不是虚渺的天理，而是侧重于相与群居时的人伦秩序。张寿安认为，自顾炎武至戴震清人的新义理仍不免停留在思想领域，未能在学术实践中落实，自凌廷堪“以礼代理”之说立，乾嘉新义理才有了从思想到实践的一贯体系，也促成清代中后期礼学研究的繁盛。

　　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是清儒新义理的形成期。戴震义理说被凌廷堪、阮元、焦循等人发展，形成一套具有清人特色的新义理。与宋明理学不同，乾嘉新义理的重心不在心性理气，而在人伦日用之间。

　　直面乾嘉学术

　　针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为何会出现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结论？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近现代研究者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往往受所处时代和个人立场的影响。

　　认为乾嘉考据无义理者，对义理的理解多囿于宋明理学。漆永祥总结儒学治学方法时认为，宋代提倡“不治章句，但求义理”的道学，但二程将训诂考据作为道学的对立面看待。明末清初的学者因痛恨道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即以辨伪、校勘、辑佚等考据实学作为武器打破宋明理学的权威。清初儒者普遍认为训诂以汉儒为胜，义理以宋儒为胜，呈汉宋兼采之势。乾嘉时期，长于训诂考据的汉学获得长足发展，开始在实学基础上进行义理层面的创新，以新义理代替宋明理学之义理。自宋以来义理与考据的分离，使儒者长期将义理等同于道学。清初以考据对抗道学，更加深了考据与义理（道学）相对立的印象。乾嘉学人曾有言：“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虽然戴震也讨论理，但宋学家仍然认为“理”就是道学独有的概念，因此才有戴氏厉禁言理的说法。此外，近代以来哲学被引入中国，在以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等作为标准考察思想史时，宋明理学就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高峰，清代考据学被认为仅具文献学价值，进一步加深了考据学无义理（哲学）的印象。

　　近现代以来，乾嘉考据学被当作一种“准科学”的研究方法。杨念群梳理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建构清代考据学“科学性”价值的过程。在清末民初之际，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激烈批判传统的同时，对清代考据学则有意识地加以阐释，使之与所谓的“科学知识”接轨。章太炎认为训诂之学使清儒走出了宋明理学家采用的唯心主义倾向的哲学阐释途径，而寻求一种具有经验主义式思维的讲求通则意义的研究取径。梁启超认为清代朴学的治学聚焦于归纳，归纳是一种寻求客观性的实验科学手段。这种治学的目的是消除由宋人曲解圣人立教本意带来的经典误读和理解混乱。胡适认为清代朴学具有科学精神，“真有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的类似实验主义哲学的本质意义，即归纳与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总之，清末民初学者在时代背景下，认为宋学是主观的、冥想的，汉学是客观的、实证的、科学主义的，与“五四”时期倡导的“科学精神”颇有相通之处。这种判断使后代学者更多强调乾嘉考据学作为治学方法的“术”的一面，认为训诂、音韵等才是乾嘉汉学的价值所在，忽视了对“不够科学”的义理的研究。

　　对乾嘉考据学经世意图的忽视源于清代学术风气的变化。明末清初的学者将明亡归咎于道学末流的虚浮学风，因此主张博通经史以救国救民，大倡通经致用之学。清后期，中国面临空前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晚清经世学派兴起，将清初“明道救世”的主张视作经世运动的先驱，绝口不提清初儒者的考据之功。在清后期学者看来，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丧失了清初那种明道救世的追求，成为埋首古书的专门之学，已无法满足清末的时代需求，乾嘉汉学以考据经世的面相被有意忽视。

　　以上可见，认为乾嘉考据学无义理追求、不谈经世的观点自有其学术史渊源，可谓是清末民初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时至今日，这些成说仍有影响力。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现代学者开始直面乾嘉学人的著作，考察其中蕴含的思想，直接从乾嘉著作中归纳提炼义理。经过海内外学人的努力，“乾嘉新义理”的图景越发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