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中华文明第一城

从杭州市中心出发，往西北方向驱车约一小时，就可以到达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良渚”意即“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多年前，这里曾经有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成就了灿烂的文明。

2019年7月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上，中国申报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它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良渚古城一步步露出真面目

“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捡破烂的，手里还经常拿着盆盆罐罐……”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考古界用这句顺口溜自嘲，刘斌凭借一层石头发现了良渚古城，在刘斌眼中，考古就像破案一样，实际上考古挖的不是宝，是文化的宝藏。

1986年，时值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当时上海和江苏都陆续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墓，而良渚文化的发现地却还一片空白。反山，一座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相对高约40米的土墩，当时主持反山遗址发掘工作的王明达先生判断，这应是有“土筑金字塔”之称的人工堆筑熟土墩。凭借考古人的敏锐嗅觉，信心十足的王明达开始向国家文物局上报发掘计划，并制定了详细的发掘方案。 

那一年，反山11座大墓揭开了笼罩数千年的面纱：3700多件玉器，包括“玉琮王”“玉钺王”，一个象征着宗教权力，一个象征着军事力量。琮钺合葬，华贵气派，这一切都符合“王”的墓地。 

反山王陵

刘斌是良渚工作站的第三任站长，现任浙江省考古所所长。2006年，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发掘时，刘斌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壕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晚期堆积。在挖到距地表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不是一个生活的地面，而且这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显然是人工开采的石块。    

2007年3月，以刘斌为首的考古队首先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之后，在莫角山遗址西侧、东侧等地先后发现铺垫石头的遗迹。至此，考古队已经基本确定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应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遗址四周所建立的古城墙。

良渚古城是迄今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将以往发现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进一步证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国家文明阶段。

2009年夏天，距离古城西北面8公里处的彭公，考古队意外发现了草裹泥，测年后发现是5000多年前良渚时期的。这让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王宁远意外又惊喜。

经过调查，终于又找到了其他5个坝体，它们分两组分别封堵了东、西两个山谷的来水。后来王宁远得到了一批由卫星所拍摄的良渚地区卫片原件，经过无数次点击放大，在卫星片上竟发现了他寻觅已久的低坝：鲤鱼山。经过进一步验证，王宁远确认了它和其他3条坝体，低坝与高坝、河西面的山体最终构成了整个水利系统。 

低坝与高坝系统

水利系统如何定性？它对良渚遗址的意义是什么？仅凭考古一门学科远不足以回答。2012—2013年间，河海大学与浙江省考古所成立了“古代水利与工程”联合实验室，分别在学院与考古所建立实验室进行研究。“良渚遗址中发现的土坝，是最先进的坝之一。因为水库容量大，水对坝体会造成压力，土坝有天然的可塑性，能保证坝体不垮。今天，很多水泥外表下的水坝，内部依旧是土结构。

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了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其价值可与同时期的其他世界文明媲美，这也为良渚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良渚遗址考古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

80余年的良渚遗址考古，让几代人为之耽于情怀、前仆后继。

  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24岁的施昕更先后3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试掘，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并在此期间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1959年，夏鼐先生在长江流域考古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

  1963年，浙江省文管会在安溪苏家村遗址西部进行发掘，揭露面积300多平方米，与此同时还调查发现了黄泥口、扁担山等遗址。

  1981年，对吴家埠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马家浜文化墓葬8座，良渚文化墓葬20座。这是良渚遗址群内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1986年，为配合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纪念会的召开，在反山的西部发掘了660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11座，出土各类文物1200余件（组），并且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完整的神徽图案。

  1987年，在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发掘了12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各类文物707件（组）。除此之外，还揭露出一座在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祭坛遗迹。

  1987年及1992—1993年，通过对反山东侧莫角山遗址的发掘，认识到这一面积30万平方米，相对高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人工营建的大型台基。

  1988—2001年，陆续对庙前遗址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3850平方米，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了良渚遗址群东部（良渚古城郊区）的一处村落遗址的面貌。

  1991年，在西去反山仅2千米的余杭瓶窑汇观山上，又发掘了一座与瑶山相类似的祭坛和4座良渚文化大墓。

  2006年，余杭瓶窑葡萄畈遗址发现类似城墙的遗迹，以此为线索，经过2007年近一年的钻探调查与发掘，最终发现并确认了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 ，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先后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田野考古二等奖、田野考古一等奖。

  2007年，对良渚古城进行了持续10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最终确定良渚古城是一处包括8平方公里范围的核心区域，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城市系统。

  2008年，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了由6个相邻的环濠组成的良渚文化聚落遗址，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

  2009—2011年，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的茅山南麓发掘揭示出了一处典型的良渚文化中晚期山前聚落遗址，居住区和墓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外围为面积达5.5万平方米的稻田区，反映了良渚文化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

  2015年，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标志着我们对良渚遗址的观察视野进一步扩大。良渚古城及外郭结构的发现，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古城并非一个能自给自足的聚落，其周边稻作农业调查表明，古城周边附近没有稻田分布，有越来越多的线索显示：城内居民的身份不是直接生产稻米的农民，而很可能是各类工匠。

如果施昕更算是第一代，第二代则要跳跃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牟永抗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史前考古）的主任，王明达是反山遗址发掘的领队。

举世瞩目良渚文化王墓等级的反山和瑶山遗址，就分别是在1986年、1987年发掘的。这两个遗址之骄人发掘成果，用牟永抗语言来表达：“单就玉器而言，在数量、品种或花纹均超过全国以往历次发掘所得良渚玉器之总和。而且还发现了许多新器种、新纹饰，成为良渚玉器一次轰动性的空前大发现。” 

2016年，是良渚遗址考古80周年，也是良渚古城发现10周年。良渚成了热词，良渚成了网红。11月25日，83岁的良渚考古的开拓人牟永抗、73岁的考古学者王明达，都在这个寒冷的日子里，赶到了“良渚遗址考古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现场。两位老人感叹地说，以刘斌、王宁远为代表的第三代考古人功不可没。

“我们是现代人，研究的是古代。一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别人看来很艰苦，其实有很大的快乐。”刘斌说，10年前的良渚考古团队只有四五个人。如今，已经发展为20多人的良渚考古队，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的小年轻，也是第四代良渚考古人。

向世界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2007年，良渚古城被发现，城分宫殿、内城和外城三重，占地630多公顷，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2015年，经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居世界第一。

……

从2007年良渚古城被发现并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与此同时，因为良渚古城向世界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让它享有全球关注热度。10年间良渚考古不断传来“捷报”，成为一句句站在世界之巅的文化宣言。

具体来看，在宫殿区外发现了“外郭城”，证实了良渚古城是中国古都城三重结构之滥觞。通过大规模勘探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以及解剖发掘，考古专家证实在良渚古城内城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由扁担山、和尚地、里山、高村、卞家山、杨家村和文家山等条形人工高地构成的外郭城，面积6.3平方公里。这一重大发现证实了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内城和外郭的完整结构，是中国古代都城三重结构的滥觞。

发现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确认其为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考古专家通过考古调查发掘并结合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手段、联合水利学科，确认了良渚古城外围还存在一个由11条坝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控制范围达100平方公里，距今已有5000余年，具有防洪，运输和灌溉等综合功能。它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中国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

古城也曾经历 “城市化”阶段，证实良渚时代就有明确的城乡分野。通过探勘和发掘，考古专家不断完善对良渚古城内部结构与功能区的认识，确认良渚古城内的河道水网体系，以及宫殿区、王陵区、仓储区和作坊区的功能布局。结合对古城周围的专项钻探调查，证实良渚古城的外郭城以内没有稻田，城内居民主要是贵族和各类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等各类手工业者，证实良渚古城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良渚时代产生了明确的城乡分野。

复原的良渚遗址

作为文明初期最重要的人类聚落形式，城墙意味着社会组织从自然村落迈入了等级社会。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良渚并非现知最早发现稻米的文化遗存。在更早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发现过稻米的遗迹。而在良渚文化的稻米中，考古人员已经可以区分出籼稻和粳稻的不同。良种的驯化和培育，加之湿润温和的气候，使得规模庞大的古国获得了稳定的食物供应。与北方的粟作农业相比，稻作无疑需要更加繁细的耕作管理技术，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良渚文化社会组织的复杂性。

据资料显示，公众可知良渚古城各构成遗址的年代情况。城内西北部的反山贵族墓地、城外东北部和西北部的瑶山与汇观山的祭坛及贵族墓地，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城外西北部发现的11条水坝中，岗公岭、鲤鱼山、狮子山、老虎岭、周家畈和秋坞等6个水坝，经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14C测定，其年代大多落在良渚文化早期，约为公元前3100 —公元前2700年。

在良渚古城四面城墙的解剖和城内宫殿区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中，于四面城墙内外的城河内及莫角山遗址的边坡，均发现大量良渚晚期的生活垃圾，说明古城城墙附近及莫角山遗址在良渚晚期是重要的居住地。

良渚古城城墙及莫角山土台的建筑年代上限还未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根据目前揭示出的良渚古城空间布局设计的统一性考虑，良渚考古方断定古城墙，以及莫角山宫殿的始建年代应与反山、瑶山墓地以及城外水利系统的年代相一致， 即距今5000年左右。外郭范围内的文家山、卞家山、美人地、里山、扁担山等地点均做过考古发掘，显示外郭部分是在良渚晚期逐渐兴建并完善的。

除此之外，良渚古城考古发现的10年间，累计研究新发现良渚遗址160多处，使良渚遗址群的遗址点数量增加到了近300余处；在良渚环境变迁、洪水研究、玉器成分研究、水利工程研究、动植物考古、遥感和GIS考古等方面也纷纷取得了重要进展。

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公园开园等话题展开，良渚“中华第一城”的形象被公众认可。在瞭望周刊、央视新闻联播和央视新闻直播间等主流权威媒体的宣传下，良渚古城释放出古老的中华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