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隋炀帝杨广就像一个怪郎中:他的眼光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不管什么疾病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又是那么的奇怪,每一味药材不是用错就是严重过量,以至于任何一剂药吃下去都会产生致命的副作用。他新皇上任后进行了四项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是行政区划上的改州为郡;第二是废除散实官、散号将军,合并充实文武散官序列;三是调整行政系统和监察系统的职权划分;四是废除总管制度,取消总管区。结果这四改到最后统统出了问题。 先引述一段《周书.列传第八. 赵贵 独孤信 侯莫陈崇》中关于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早期历史的一段记载:
▲图/网络。 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陇西郡开国公李虎 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宗师、大司徒、广陵王元欣 使持节、太保、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宗伯、赵郡开国公李弼 往者将这段话引用作为西魏八柱国制度的基本注解。然而实际的情况大概比这个还要复杂些。
▲图/网络。 这个时代,无论是“大将军”还是“柱国大将军”抑或者“天柱大将军”都是只有执政的权臣一个人能够享有的尊号。柱国和天柱都仅是大将军之前的冠名,用以突显“大将军”之称号的尊贵而已。而北魏的军号序列依然基本遵循两汉魏晋以来的模式。 但是“荣败后,此官遂废。”这种说法却并不确切。尔朱荣死后,其子尔朱兆亦先后加大将军及柱国。而在尔朱兆加柱国之后,尔朱度律、尔朱仲远和尔朱天光也先后被加为大将军。可见在当时已经突破了大将军或者柱国只能授予一人的惯例。至此,大将军的称号比较汉魏时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此后,局势很快发展成高欢和关西集团、荆州集团、魏帝集团对峙的状况,高欢掌握政局,而反高欢势力各自为战。魏废帝以大将军高欢为柱国大将军(事见《册府元规.帝王部.命相第二》),而魏孝武帝更准备给高欢加天柱大将军,但是高欢推掉了这一称号。由于在东魏系统内,高欢成功实施了独裁,因此并未形成如后来西魏那般各大势力集团“等夷”的局面,高欢也就不需要授予臣下同等的尊号。柱国这一尊号就退出了东魏的武将官阶序列。 而在反高欢同盟结成的西魏——北周政权内,分为宇文泰集团、魏帝集团、荆州集团、侯莫陈悦残余四大势力(毛汉光似乎将其分为六大势力集团)。 孝武帝还在洛阳的时候,宇文泰在击败侯莫陈悦后才升为开府骠骑,比之贺拔岳、贺拔胜、侯莫陈悦几个还要晚一些——可见以当时惯例,一般要像贺拔胜这样的地方大势力集团的首脑才能授开府骠骑。但是孝武帝和高欢闹翻西迁后,在进入关西的当月就给宇文泰加授大将军,使之列于反高欢同盟诸将之上,那显然是承认以关西宇文泰为武将之首整合反高欢同盟。
▲图/网络。 新帝元宝炬继位,是为魏文帝,以大统为纪年。宇文泰为大丞相大将军大行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但是在大统年间,实际上并未设置中外府,而是以大丞相大行台统领军政事务(大丞相录尚书事领政务,大将军大行台都督中外领军务)。西魏废帝二年(西元551年),西魏废大丞相大行台改为中外府,宇文泰始以都督中外号令天下。因此所谓宇文泰以都督中外取得对西魏政权的控制是不确切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八柱国被授予柱国的大致时间,根据各人传记摘录如下: 李弼 大统十四年加柱国大将军 那么在大统十四年之前,西魏军界核心的构成就是一个柱国宇文泰加若干个大将军,以下再加若干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 念贤的经历在这里大概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前面提到过,念贤本人的政治归属应该是魏帝集团,大统初年其外任为秦州刺史,固然是为宇文黑獭暂时排除了朝堂上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但是也为魏帝集团在陇右培植势力开了方便之门(秦州为陇右行台驻地,是陇右的政治中心),大统三年,念贤被加为太师、大将军,表面看似尊崇,实际上却被削去了秦州刺史,其都督区也不再包含秦州,很快又将其征还长安,只加授了个空头的录尚书事。黑獭的目的显然在于架空念贤。 对此,念贤显然是很不满的,所以在东西魏于大统四年爆发的河桥之战中,“贤不力战,乃先还”。河桥之役是以西魏方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中间的过程则相当的凶险,这当然与关键时刻念贤所部的半道撤退有关,而念贤这么做的目的,无非也就是在报复宇文泰对己方的打压。 ▲图/网络。 在这场战役中,与念贤的表现不同,刚刚回到西魏的荆州集团将士则表现的相当的积极,以荆州集团首脑贺拔胜为例,真是不惜放下架子,为了在宇文泰面前表忠心,连敢死队队长这种活都干。这可能也显示,当时荆州集团还没站稳脚跟,也没认识到与魏帝集团联合的重要性,只是迫切希望凭借军功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一战,宇文泰并没有吃亏,回过头来当然要清算念贤的老账,所以就制造舆论,令念贤“自是名誉颇减”,就是打击他的个人形象——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此一来,包括贺拔胜和念贤这几个资历超过宇文泰的大将便没有足以挑战他的威望了。 但是念贤也并没有就这么被冲垮:大统五年,其复任为秦州刺史、都督秦渭原泾等州诸军事,显示其在陇右的势力根基仍然存在。而原州是李贤——李远——李穆家族的势力范围,李贤为原州刺史,宇文泰以念贤兼督原泾二州可能是利用两股势力相互牵制吧。然而在复任的当年,念贤就亡故了。这使得西魏不得不另找一个人来统辖陇右。 大统六年,接任秦州刺史、陇右十州大都督的是荆州集团出身的独孤信。这可能意味着荆州集团势力对魏帝集团势力的接收。但是双方的这种交易是如何达成的呢? 我们注意到,自沙苑之役后,李虎以讨伐梁仚定为借口,即以骁骑将军仪同三司兼尚书左仆射领陇右行台,其时间大约是在大统三年或者大统四年——因为大统三年念贤被招回长安后,梁仚定才占领河州。而李虎兼任的陇右行台这项职务,似乎一直延续到大统十六年以后。
▲唐太宗李世民曾祖父李虎永康陵,图/网络。 当年兄弟们推选黑獭上台,而李虎偏偏跑去荆州找贺拔胜,这自然是大大的不给黑獭面子,当然算是得罪了黑獭,黑獭给他穿小鞋也不奇怪。但是黑獭是被赵贵等人硬推上去的,即使做了大首领,暗地里不服的人也有大把,黑獭就算不爽也不好直接拿这事出气。所以即使黑獭要打压李虎,李虎在关西集团也能够保证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其一。 李虎跑到荆州找贺拔胜,贺拔胜居然脑袋被驴踢了不赶快去接收自家兄弟的部属,导致后来被东魏打成丧家之犬,要去投靠萧和尚乞活。荆州集团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对于李虎当年的仗义行动那也是个个看在眼里。关键时刻应该好歹也会给李虎卖个人情。这是其二。 贺拔胜没抢先拿下关西,李虎却被高欢部将逮到了洛阳,孝武帝当时正打算和高欢决裂,李虎因祸得福被孝武派回关西,和宇文泰达成协议,反倒成了促成孝武西迁的一大因素。因此李虎和魏帝集团也能维持很好的关系。这是其三。 由于第二和第三的原因,李虎就最可能成为荆州集团和魏帝集团双方都能接受的牵线人,并且由于众所周知的第一个原因的关系,如果由李虎出面,三方在一定程度上结成同盟,可以有效抵御宇文泰的小动作。因此也许有理由相信,在陇右方向很可能是李虎促成了魏帝集团和荆州集团的合作。 念贤死亡的当年,于谨被提拔为大将军,镇守恒州。于谨是宇文泰亲信——黑獭既然无法插足陇右事务,当然不愿意看到大将军这样的尊号落入很难控制的政敌手中(大统五年,西魏的大将军大概依然只授予一人,这就更加显得珍贵了)。(但是,于谨是不是就肯定是在大统五年升任大将军的呢?这一点也是有疑问的,比如《周书.宇文泰传》大统七年和九年两次提到于谨,都是称为开府。) 对于宇文泰的这种小算盘,各大势力集团当然是心知肚明,既然不能控制宇文泰给亲信加官进爵,唯有大家都要求“荣誉均沾”。于是在大统五年之后,到大统十三年之前,几大集团的代表人物,纷纷被晋升到大将军——(其实,八柱国中,有几个人是否授过大将军倒是不太敢肯定) ▲宇文泰剧照,图/网络。 到大统十三年,王思政也晋升为大将军,上面说到:“自大统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将军外,念贤及王思政亦作大将军。然贤作牧陇右,思政出镇河南,并不在领兵之限。”
截至大统十三年,西魏的柱国仍然只有一个宇文泰。而从大统十四年开始,到大统十六年,几大势力集团的代表人物都纷纷被晋升为柱国。各人晋升为柱国后,在当时空缺的大将军位置并没有马上被填上。
元赞 未知 细察周书中各人的传记,可发现这十二人之中,除去元氏宗族三人晋升时间不明,基本可以确定,其余九人都是集中在大统十六年提拔上来的。如无意外,元氏三人应该也是在当年与九人一起晋升。因此此十二人被晋升为大将军是一次性的。
▲图/网络。 西魏大统十六年,即西元550年,这一年是东魏的武定八年,也是北齐天保元年。从宇文导的传记来看,西魏提升十二大将军之事当在高洋称帝之后,亦即西魏建立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府兵制度在北齐建立之后。以前也提到过,东魏是高氏家族独裁,而西魏是股份制政权。那么在高氏甩掉名义上的老板单干之后,西魏政权内那几个股份较小的股东就要担心西魏公司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像东魏那样变成宇文家的私人公司,而自己会不会由西魏公司的合伙人变成宇文公司的经理人了呢。宇文泰建立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核心的府兵制,大概也是为了回应内部的这种疑问吧。 经过整编,府兵制度成型,而用以统帅府兵的领兵官则形成自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大都督、帅都督至都督的七阶戎号。
而大都督以上,当时还分柱国大将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四阶。北魏在军号制度上大体继承汉代及魏晋以来惯例,以大将军为百官之首,大将军以下为骠骑将军,位在三公及丞相之上,骠骑将军以下为车骑将军,位次于三公,再以下为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这些都是重号将军,在朝堂上与公卿同列,其下还有从四征、四镇、四安、四平直至偏、裨将军的众多名号,总计有数百个之多,称为杂号将军。征镇安平最初是属于重号将军,但是后来不断贬值,就归入杂号将军一类了。自大将军以下直至偏、裨将军的所有将军名号称之为军号。 东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车骑将军,加仪同三司。这是车骑将军加仪同三司之始。所谓仪同三司就是享受与三公同等的政治待遇,因为车骑将军的地位本来是高于诸卿而低于三公的,给其加仪同三司就是将其拔高到与三公同列了。但是当时,三公及大将军有自己的办事衙门,即所谓开府,而车骑将军是不开府的。所以邓骘加仪同三司只是提高其政治待遇,并没有加强其实际的军政职权。 ▲邓骘剧照,图/网络。 曹魏景初三年(西元239年),魏以黄权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是首次出现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如前所述,开府即设立自己的办事衙门。黄权以车骑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就不单是享受与三公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要设立与三公同等的办事衙门,在职级与权力两方面都取得与三公同等的地位了。当然,这在当时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先例一开,慢慢就流行起来。重号将军加开府或者仪同的例子逐渐就很普遍。由于加衔者日益增多,自然无法维持与固定员额的三公同等的仪仗和衙门,这类名号的功能便转变为主要只表示官员行政阶级的散官官号。此后车骑将军与骠骑将军等军号授予者渐增,为了区分其上下阶级,又在其上增置骠骑大将军和车骑大将军,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不加“大”者地位就相对下降了不少,不再加开府和仪同,而加左、右光禄大夫。 到南北朝的北魏后期,基本上就形成骠骑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的惯例——这被称为魏、周之际的军号散官双授制度——当然,其实从北魏到隋代,有时候也出现一些不完全遵循这种惯例的情况,比如北魏或者西魏初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的例子,而隋代有时候则出现车骑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这是由于府兵建立之后,骠骑大将军之类的军号有实际对应的军府层级,不能无限制泛授,而散官官号滥授相对严重,导致散官官号比军号地位下降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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