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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曾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学，在此期间，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中外文学。这一时期也是徐志摩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后经张君劢、张公权（张幼仪的两个哥哥）的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1918年，21岁的徐志摩离开北大，从上海启程赴美国学习银行学。留学之初，就读于美国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的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完成学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徐志摩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等知识。 1920年徐志摩受到英国思想家罗素的吸引，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荣誉头衔的吸引，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想求学于罗素门下攻读博士，不料罗素因为反对一战而被剑桥除名，致使他没有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徐志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学了半年，正纠结着想离开的时候，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经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狄更生。 1921年在狄更生推荐下，徐志摩以特别生资格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在那里，徐志摩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而林徽因在这封1921年写的分手信中，就神奇地预言了一颗巨星在中国文坛的升起。下文来自于《林徽因文集》。 志摩： 我走了，带着记忆的锦盒，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话走了。我回国了，伦敦使我痛苦。我知道您一从柏林回来就会打火车站直接来我家的。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感情，火，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 原谅我的怯懦，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旋涡，引起亲友的误解和指责，社会的喧嚣与诽难，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我也还不能过早的失去父亲的宠爱和那由学校和艺术带给我的安宁生活。我降下了帆，拒绝大海的诱惑，逃避那浪涛的拍打…… 我说过，看了太多的小说我已经不再惊异人生的遭遇。不过这是诳语，一个自大者的诳语。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柳条，经不住什么风雨。 我忘不了，也受不了那双眼睛。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我真佩服幼仪的镇定自若，从容裕如的风度，做到这一点不是件易事，我就永远也做不到。她待我那么亲切，当然不是装假的，你们走后我哭了一个通宵，多半是为了她。志摩，我理解您对真正爱情幸福的追求，这原也无可厚非；我但恳求您理解我对幼仪悲苦的理解。她待您委实是好的，您说过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但获得了这种真切的情分，志摩，您已经大大有福了。尽管幼仪不记恨于我，但是我不愿意被理解为拆散你们的主要根源。她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让那里浓荫如盖的棕榈、幽深的古宅来庇护我，庇护我这颗不安宁的心。 我不能等您回来后再做这个决定。那样，也许这个决定永远也无法做出了。我对爸爸说，我很想家，想故乡，想马上回国。他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切都清楚，他了解我，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同意了。正好他收到一封国内的来信，也有回国一次的意向，就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留着我的眼泪多于微笑的雾都。 我不能明智如哪个 摔破瓦盆头也不回的阿拉伯人，我是女人，总免不了拖泥带水，对“过去”要投去留恋的一瞥。我留下这一封最后的紫信——紫色，这个我喜欢的哀愁、忧郁、悲剧性的颜色，就是我们生命邂逅的象征吧。 走了，可我又真的走了吗？我又真的收回留在您生命里一切吗？又真的奉还了您留在我生命里的一切吗？ 我们还会重逢吗？还会继续那残断的梦吗？ 我说不清。一切都交给那三个纺线的老婆子吧（这里指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她们的任务是纺制人间的命运之线，同时按次序剪断生命之线），听任她们神秘的手将我们生命之线拉扯的怎样，也许，也许……只是，我不期待，不祈求。 徽徽
林徽因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刚过16岁不久，而此时的徐志摩已经是有妇之夫（1915年和张幼仪结婚）。从这封信能看出，青春期的林徽因对才华出众的徐志摩是有爱慕之意的，但她也明白自己所处的境地，以及面对传统道德观念产生的内心矛盾和不安。写信的时间，正是徐志摩向张幼仪提出离婚之时，是否离婚是由林徽因的出现而产生，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的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和新思想的徐志摩，从与张幼仪婚姻的开始就有抵触的心理。 张邦梅，是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的孙女，她表示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一直是鄙弃张幼仪的。第一次见到张幼仪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其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徐志摩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而已。 张幼仪曾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可以肯定地说，张幼仪是最爱徐志摩的，因为她对徐志摩的爱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甚至在徐志摩死后，也在忙碌策划着编纂《徐志摩文集》，不管徐志摩爱不爱她。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事件，成了举国议论的话题。因为在封建奴性的传统下，没有人敢于违背“父母之命”，也没有人敢于挑战封建传统，更没有人敢于捍卫自由的婚姻和爱情，但徐志摩做到了，这也证明了他不仅仅有才华，同时还有时代赋予的“英雄主义”。对徐志摩而言，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张幼仪这个弱女子，还要面对强大的封建传统、陈旧家族观念，还有引领自己的恩师张君劢（张幼仪的哥哥）和梁启超。 鲁迅和徐志摩都是敢于挑战封建权威的人物，然而，鲁迅对待妻子朱安的态度和徐志摩对待张幼仪都是令人深思的。鲁迅自始至终都没有与朱安同房，却从未有过离婚的想法，因为鲁迅知道，这个还保留裹小脚观念的女子，在离婚后无依无靠是何等悲惨的结局，更重要的是朱安没有张幼仪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起居，1919年去北京后，同时又照顾着周母和鲁迅的生活，而此时，鲁迅又和其学生许广平同居着。朱安始终谨守着传统女子的妇道，忠诚于丈夫，却又不懂丈夫的心，这个荒漠般的婚姻，给朱安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孤独和痛苦，但却又对这样的命运无可奈何。孤独地来，孤独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六十九个春秋，却有四十多个漫长的岁月在孤独中度过。 徐志摩与张幼仪没有爱情，他在父母对传宗接代的期望下接纳了这个婚姻，而对张幼仪而言，这个婚姻的开始是从其兄长对徐志摩才华的赞叹（徐志摩二十多岁便成为数所大学的教授，也印证了张君劢的眼光）。当徐志摩接受了现代教育和新思想后，这些便是赋予徐志摩反抗的力量。无论林徽因是否出现，徐志摩离婚的态度都坚若磐石。张幼仪也正是受到了徐志摩新思想的影响，才最终选择了做一个“新青年”、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自由。 时代，在不断地转型中前进着，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时代转型带来的痛苦和困惑。作为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同样面临着时代转型带来的忧虑。当我们看到鲁迅与朱安、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往事时，只希望不要当作茶余饭后闲谈的八卦故事，其中还有更多令人深思之处，特别是面对今天更加沉重的生活、看似早已固化的社会和笃定的命运时，是应该默守陈规还是敢于挑战陈规？
(上图为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剑河边为中国诗人徐志摩所立的诗碑) 林徽因是一位才女，她性格刚毅，敢于表达，富有主见。陆小曼在民国时期也是知名的才女，是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艺术家，以及身具东方柔美的女性，理想主义的诗人与浪漫主义的艺术家相结合，似乎也是一种天造之美。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从爱人最终到知己的友人的变化，其实也是他们从青春年少到成人这个成长的过程。正因为有成长的变化，所以才不能将一个人年少时的产物去判断他的一生。（陆小曼最终的自甘堕落，与世俗社会不接受有关） 徐志摩惟一的儿子徐积锴曾说：“我对父亲印象说不上来，根据书上写的，他很热情，对朋友很真心，喜欢派对”。这也难怪，他出生时徐志摩在外读书，后来父母都去国外留学，由祖父母照顾，在13岁时，徐志摩又坠机身亡。然而，他对父亲有一种天生的同情与理解。很多人认为，徐志摩的死，无异于是种“解脱”，因为徐志摩在他视为超乎生命的爱情上，已处于进退维谷，甚至身心俱疲的境地。而徐志摩又极其向往能有拜伦、雪莱那样生命短促、诗名显扬的人生，还有最终那不同凡俗的死。更何况，徐志摩是那么迷恋于“飞翔”和“云游”，甚至还取了一个“云中鹤”的笔名。所以，徐志摩之死，是“羽化登仙”，这种刹那间的如愿以偿。 徐积锴始终善待和体味着亡父个人的感情世界，他以一句话概括徐志摩的人生：我觉得，我父亲命太苦！苦什么？大概不是指徐志摩由英国带回的政治理想破灭的苦闷，以及创作中至善尽美、苦心追求的艰辛。徐积锴在美国跟父亲的老友胡适、梁实秋等人以及顾维钧、孔祥熙的后人均有来往。他目睹父亲诸好友多享尽天年，备尝人生之乐，个人感情生活也不像父亲那样历经磨难，以致酿成惨祸。徐积锴说，父亲几个老朋友都很有女人缘，都有很多女性朋友，这或许就是美女自古爱才子英雄的缘故。他跟胡适一起吃饭，还见胡适带了美国女性朋友来。徐积锴慨叹道：“父亲如果不死，活到八九十岁，相信还会有女人要他的”，“很多女子倾慕父亲的文采”。（同样女子有才华，也会有很多男性崇拜，就如林徽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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