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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与造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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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与造像记

文 | 刘恒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丧葬礼仪,不仅在地面修筑神道,树立碑版,在墓室中随葬各种生活器具,而且还将死者的家世、籍贯及生平事迹书刻在石板上埋入墓中,称为墓志。墓志在东汉后期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普遍。早期的墓志形制与地面的碑版相似,但形状较小,所刻的文字内容也比较简略,书法、刻工都显草率。到北魏时期,墓志发展到成熟阶段,通常由两块大小相等的石板组合而成:上面一块用篆书刻墓志的全称,四周镌刻花纹装饰,称为志盖;下面一块用楷书刻墓主的家世、事迹、死亡和埋葬的时间地点等情况,最后是一段四言韵语的铭文,所以又称墓志铭。从北魏开始,墓志已成为陵墓中不可缺少的随葬品,到隋唐以后更是数量繁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出土,比较集中的则是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山西、江苏等地。

元桢墓志

宋元时期已经有古代墓志出土,但数量不多,也未引起重视。到清代后期,随着金石学兴起,特别是碑学观点在书法界盛行,人们开始关注魏晋南北朝的石刻书迹,墓志也成为研究、收藏的重要对象。从清末到民国,民间盗墓之风普遍,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出土了大量北魏和隋唐墓志。特别是在北魏都城洛阳附近的邙山,出土的都是北魏皇族元氏及朝廷大臣、武将的墓志,这些墓志的书法和镌刻水平都很精湛,而且具有不同的风格面目,是魏碑体楷书的典型代表。清末以来书法界所推崇的魏碑,除了一些著名的碑版之外,魏碑的墓志占了绝大多数。

隋唐时期延续了南北朝的风气,墓志的使用达到高潮,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死后都有墓志随葬。特别是唐代,楷书艺术登峰造极,许多墓志都由著名书家来书写,即使是出于无名人之手,也往往具有很高的书法水平,成为后人学习楷书的良好范本。

从清末到民国,墓志大量出土,吸引了很多的古董藏家、考古学者和书法家竞相购买收藏。由此,一方面使得学术界、收藏界和书法界对古代墓志格外重视,价格很快走高;另一方面,在众相追逐之下,也使得墓志中的一批精品名声远播,一拓难求,其中尤以洛阳出土的元氏一族墓志最负盛名。此外,有些墓志出土后辗转倒手,或被人深藏不露,或原石已毁坏佚失,其拓本就更加珍贵。例如北魏《张黑女墓志》原石不见流传,世间只有孤拓一本,曾经著名书家何绍基收藏,保存至今,享誉海内。又如北魏《崔敬邕墓志》原石佚失,现存拓本仅有四五本,在书法界堪称稀世珍品。

张黑女墓志

崔敬邕墓志(北魏)

除了书法价值外,墓志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其为当时人的原始记述,所以对史书记载多有补充和纠正,对历史研究尤其重要。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利用出土墓志已经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从南北朝开始,佛教盛行,留下大量有关佛教的石刻文字,包括石窟造像题记、摩崖刻经及经幢等,时代以南北朝到唐代数量最多,而在书法上影响最广的要数造像题记。

北魏上层笃信佛教,迁都洛阳后即开始在城南龙门山上开凿石窟,从皇族大臣到贫民百姓都纷纷捐资在洞中雕刻佛像和题记。题记内容都是为皇帝或家人祈福,求佛保佑之词。龙门石窟的题记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宋代,数量有两千多种。清代以前,这些造像题记一直没受到关注,碑学书风兴起后,学习书法的人开始注意并收藏这些造像记拓本,特别是其中的北魏造像记,因其书法与魏碑、墓志上的字迹风格特点一致,受到普遍的追捧,形成了“龙门四品”、“龙门十二品”、“龙门一百品”等选集,其中如《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等一批精品更是在书法界脍炙人口。

杨大眼造像记(北魏)

孙秋生造像记(局部)

孙秋生造像记

此外,山东的“四山摩崖”刻经、河南巩义的北齐石窟造像题记、河北涉县的北齐摩崖刻经等,也都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

墓志和造像记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碑,但从上面所刻字迹及其书法来看,与碑版摩崖具有同样的价值,再加上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因而在碑帖的研究、学习及收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5年7月17日7版

本期编辑 | 丛子钰

文艺报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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