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报～命定之事

读过当今作家的作品中，语言风格极尽勇悍决绝而又苍凉热烈的要数李修文了。这大约是他一个人在天地间奔走呼号、与命运相歌相泣而得来的词句，有刀刃般的锋芒，闪亮、锐利、坚韧、掣顿，直指人心，又有认命似的毫不退让、锲而不舍。那是以踏破山河的姿态承接生活排山倒海而来的各种困顿，从而在他人和自己的命运里看见自己的存在。因为修文作品以散文居多，读起来又多有一种亲历感。如果能深入文字之中与其携行，那么阅读中也会油然而生出负重前行的困顿与磨难，一如作者笔下道不尽那些尘世凡人的苦楚和艰难。尤其是作品中时常崩裂而出的一个词，读起来亦有惊心动魄的起伏跌宕，令人印象深刻。这个词，就是——命定。

　　命定，即命中注定，可以理解为非此不可的一种选择和过程。直觉中的命定，虽近乎宿命般的臣伏于世，实则亦是一种领命而行、引军而战的决绝。面对来自命运的那些虚幻而又真实的赐惠，照单接收下来并不难，很多人都选择了逆来顺受。难的是坚持下来，坚持下来其实也不难，很多人也能咬牙苦熬下去，难的是把它们打烂嚼碎、和血吞下，最后变成自己的能量和勇气。李修文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山河袈裟》，展示的就是一种命运使然的安排，是一种踏破河山寻觅生活的人生跋涉。若不如此，将无法触及那些过去在生活里永远不会触及的遥远和苍凉。他的“命定”是对自己坚持不弃的一种承诺，是面对虚张声势的跌宕颠簸的一种体面回复，纵笔下写尽万里江山壮阔，也道不尽尘世风烟中那些数不清的命中注定。

　　命定，亦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接受，接受了，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敦煌女儿”樊锦诗北大毕业后并没想过，此生会与敦煌联系在一起。她从上海走到北京，从北京走到敦煌，一走就是50多年。对于别人过多的赞誉，她不想多说什么，只认定“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是的，樊锦诗当年也想过回到家人身边，想过离开敦煌，但是敦煌最终选择了她，她也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敦煌，想为敦煌做点事。当她意识到保护莫高窟的使命在肩，那么扎根敦煌就不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一生的坚守。

　　作家阎连科也写过一篇《命定的事》，是关于年轻时与谈了不久的对象突击结婚的事，为了完成农村老父病重时的心愿。结果，一切都像是最好的安排，巧合得分秒不差，所以他自然认为这是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力量，是父亲的生命给他命定的事情，如果不迎将上去定会铸成终生大错，既然是必然的事，当然却之不恭。

　　我们总觉得命定是宿命思想作祟，是消极，是所有偶遇皆为相遇。谁没有无可奈何地做过很是作难的事，既艰难又棘手。但凡事情开始做，就变得不那么难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低估了自己。再说，难有什么好怕的？当它是命定的事、命定的坎、命定的遭遇，逃不掉的，我们也就认了。最后，所有命定的无奈都成了命定的无妨和无愧，所有命定的交恶也会成为命定的交情与交和。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接受命运安排，起来反抗，轰轰烈烈，但乖乖听从命运的安排也未必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坏事。别人可以取笑我们“迂执”与“无畏”，可以嘲讽我们“卖萌”与“扮乖”，但我们只负责从此低头躬身咬牙坚持，所有低头前行的日子同样可以成为被人仰视一生的光彩时刻。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很多人因为接受了命中注定，而认可了命定的结果，认可了也就从了，从了也就接受了，接受了也就安定了，从此毫无怨怼一条路走下去，结果总是能做成一些事情，可大可小，终有所获。如若不然呢？也许就在选择、掂量和怨恨中蹉跎了吧，这样的人仍是占了不小的比例。

　　所以，我以为“命定的事”未必是坏事，它至少能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排除幻想和杂念，干就是了，干就对了。命定的事就是使命，如其命数，也是命中率极低的事情。既是使命，舍我其谁？天可怜见，心意碰上了，命也就撞上了，一生中谁没有几件命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