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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领导权提出的背景和理论来源 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的独树一帜与人文关怀的精神令人为之折服。葛兰西生活在20世纪初的意大利，作为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他针对当时欧洲社会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状做了一系列深刻的思考。1929——1935年，葛兰西被墨索里尼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33本笔记构成的《狱中札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其意义是划时代的。 葛兰西思想的提出有很复杂的背景，这其中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时代的要求。 葛兰西的理论有很深历史渊源，他借鉴了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的理论，最明显的就是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的理论的借鉴和发展。 首先，葛兰西的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环“现代君主”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理论。马基雅维利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要建立强大的君主国，这个君主必须足够坚强和智慧，能够集中代表人民的“集体意志”，组织和领导人民。但实际上这样的一种领袖具有很大的理想化色彩，现实中这样的领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如何实现这样的一种政治成为一个世纪命题。到了葛兰西这里，他提出了“现代君主”的概念，所谓的现代君主就是指“政党”，政党可以超越个人的能力，广泛的获取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同，取得代表全社会“集体意志”的资格，这就是获取领导权。马基雅维利提出，一个真正的君主应该是“狮子狐狸式”的。这一点对于葛兰西也有很深的影响。葛兰西认为国家机器固然本质上是暴力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应该兼顾“强制”与“说服”的平衡。更多的通过教育与宣传来获得社会各阶层广泛的认同。 葛兰西作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以及当时的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列宁都有很深的理论造诣，葛兰西并没有照搬他们的理论，而是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批判性思考。在这其中对葛兰西影响最大的也是葛兰西理论的直接来源者是列宁。实际上最早提出“领导权”概念的就是列宁，列宁最先在《怎么办》一文中提出 “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我们应当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随后在1905年七月，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正式提出领导权思想：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的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列宁的领导权理论强调了无产阶级要夺去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在革命中除了强调政治夺权的作用，也肯定了革命理论、宣传教育等文化手段的作用。列宁的理论成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直接来源，但是葛兰西的理论实际上是根本不同于列宁的，列宁虽然也强调文化领导权的作用，但是列宁还是只把它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列宁更看重政治上夺权。但葛兰西却将文化领导权视为革命的最高方法和目的，这是葛兰西对列宁理论的发展。 葛兰西之所以会与列宁产生这样的分歧主要还是两人所面临的斗争环境不同。列宁面临的斗争环境极其恶劣，当时的俄国国内各种矛盾冲突非常剧烈，俄国专制政府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这时的俄国需要的不是葛兰西式的缓慢的阵地战式革命，而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武装起义，因而造就了列宁武装斗争的理论体系。 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的环境和问题则要复杂得多，首先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进步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在生产过程中，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和列宁所生活的俄国的那种夹杂着血与泪的工人生产条件恶劣、危险、劳动繁重的前工业化时代生产方式已经很少出现了。资产阶级还通过推进福利国家政策，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工人的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等权利受到政府保护，甚至还可以领到失业救济金。于是在经济上，工人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工人的革命意识下降。在政治上，统治方式越来越少的使用暴力，一部分工人还被收编进体制内，让工人们越来越认同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 这一系列结果的影响就是意大利乃至西欧进入了一种“市民社会”，剥削变得越来越隐秘和文明，工人阶级和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表面上看这个社会渐趋合理化，统治方式更多靠契约和同意，监督、选举、游行示威、协商等民主方式越来越合法。但结果却是工人阶级地位的更加边缘化，而且他们不知道该反对什么了。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葛兰西认识到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于是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 二、文化领导权 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的阶级构成的，划分阶级的标准是财产，即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葛兰西使用了一个更加多元内涵的概念“历史集团”，将一个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每一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个集团之间没有像阶级之间的差别那样壁垒森严，因而有了更多合作的可能。葛兰西认为在现实社会中，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打交道其背后的支撑虽然是强制，但在实际操作时更多靠的是广泛基础上的认同。意识形态是反映统治集团利益的，但是却被普遍化为理所当然的“公共意志”，正是因为掌握了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资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并实行长久的统治。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资产阶级经过上百年的启蒙运动，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获得了全社会各个集团除敌人外的广泛认同。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此谁能掌握文化领导权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尤其是获得最广泛的社会认同，谁才能获取政权。否则即使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也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 葛兰西将整个社会文化的层次分为两层“常识”与“健全的认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道： “我赋予文化这样的意义：思想的操控、普遍概念的获取、把因果联系起来的习性。对于我来说，每个人都早已被文化化了，而不是有机的。他们由此会随着场合和情景而变动、被弱化或变得暴力、无耐心、爱争吵。” 葛兰西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是下层人民的世界观是不系统的，零散的，尚处于经验主义的阶段，例如一些极端道德主义者，他们表面上崇尚道德，但实际上只是机械的去遵守那些社会规范，有时他们往往并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一旦场景转移或问题变得复杂，他们会变得脆弱、易变。所谓常识就是这样一种现存社会共有的、一般人所持有的一套并非贯彻一致的假设和信念。 而健全的认识与之相对，是以一种贯彻一致的思考方式去认识、理解、把握世界和自己，从而摒弃了常识状态下散漫、无序、易变以及经验化等特点。 这种不同层次的文化的对抗的背后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下层民众的思想大多处于常识阶段，而上层社会集团则拥有着健全的认识。零散而不系统的世界观是下层民众目光短浅，无法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世界的状况，无法清楚自己能做什么，因而也就不可能挑战现存秩序改变自己的处境。所以文化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关键性一环。只有通过不断地教育和改造下层人民，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文化上的启蒙，创造“新人”，才能真正实现人民自己去解放自己。 与这种文化启蒙相衔接的是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葛兰西将知识分子视为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导师。葛兰西的理论具有很强的精英主义导向，这一点与列宁很相似，所不同的是，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天生就具有先进性。葛兰西认为真正能发挥领导作用的是“有机知识分子”，这一类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欧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这类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并非生来就隶属于某一阶级。每一个发展成熟的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社会阶级。知识分子就是为各个社会集团提供思想、组织领导和管理的，知识分子与不同的社会集团有机结合，是代表该集团的精英。那个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力量强大，能够获得其他社会集团的认同，这个社会集团就掌握了文化领导权，也就成为了统治集团。葛兰西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和主动创造性，尤其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其所代表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批判了当时意大利知识分子与下层群众之间的脱节，当时意大利流行的书籍都是法国的，他批判了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不了解群众，不知道他们想什么，无法创造出满足其需求的文化。葛兰西关于文化的这种思考直到今天依旧没有过时，知识分子的担当，对民众的启蒙依然是时代性命题，依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挑战。 三、葛兰西主义面临的当代困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方向，人民群众要想真的解放自己，当家做主就必须实现受教育，实现文化启蒙。但是，当代的社会尤其是当代的中国，很多的现象或趋势是与这一要求相悖的，我在这里总结出三点。 首先是知识分子和文化的边缘化。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很透彻地指出了这一点，虽然某些地方有所偏颇和夸大，但是就总体上看是存在这一现象的。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所有人都享受到了物质繁荣的红利。我们的文化发展长期是滞后的，笔者本人感受最深的就是教育方面，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号称全世界最强，但是我并不这么看。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现状虽然有具体国情，但是就其结果来看，不仅不能完全的培养有能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起到启蒙大众的作用，至少不能完全其发挥作用。我觉得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全社会对于文化发展的认识不到位，今天那些提倡发展文化的人很多还是以物质为本位，认为文化发展只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这是对文化意义的粗浅理解。同文化边缘化相伴随的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知识分子话语权的降低，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政策制定同学术研究之间的脱节，任何统治集团制定政策都不可避免的要寻求智力支持，但是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却不相同。具体就中国在城市化与城乡发展的政策制定上，学术研究同政策制定已经呈现出某种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可能会造成严重打击。 第二，现实的情况与葛兰西启蒙和教育大众的理想正越来越呈现出背离的趋势，原因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文化资源的不平等，这一点在美国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比较明显。美国的教育体系已经明显的呈现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分化的结构，有数据显示，每年考入常春藤盟校的人有四分之三不是来自工薪阶层。美国人所接受的教育资源的差距从出生起就开始了。中国的教育发展没有恶化到美国那种畸形的程度，但是这一趋势也在逐渐发生，这一点十分值得我们警惕。 第三，这个时代的最隐蔽，危害最大的一个趋势是“娱乐至死”，文化产业与娱乐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大众媒介空前繁荣，这个世界看上去文化的鸿沟在被拉平，但实际上，这只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化。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的人不会在大量信息的冲击下迷失自我。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人们空余时间的增加，而是使人们的时间碎片化，大众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启蒙，反而在娱乐性的文化中沉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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