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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给儿女东西时，儿女笑了；儿女给父母东西时，父母哭了。 在中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总有一种情感让我们泪流满面。当我们含辛茹苦看着儿女一天天幸福地成长，当我们不经意间突然发现儿女长大了，懂得了真诚回报父母时，我们怎能不感动得泪如泉涌！ 这就是中国孝道！ “百善孝为先。”中国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从奴隶社会到今天，不管哪朝哪代，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变化，也不管是最高层的统治者还是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孝道始终是大家共同推崇的道德价值和共同遵循的道德秩序。历史上许多孝道人物、孝道故事，尽管有些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仍然代代相传，继续感染着人们感化着人们，成了一代代人教养后代的生动教材；即便在今天，那些孝老爱亲的人物和故事，仍然被我们尊为生活中的模范，仍还那样感动我们，让我们肃然起敬！ 只是，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核心的孝道受到了空前冲击，问题不断，危机四伏。国人也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是坚守原有的孝道秩序，还是背着“不孝”的骂名颠覆传统“另起炉灶”？抑或在传承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孝道秩序？这种新孝道又如何建立？相信许多读者也一样在困惑中思考，又在思考中困惑。 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孝道？二哥提出这样的问题，目的就是想要跟读者一起来寻找一个好答案。 中国的孝道文化，可谓源远流长。 西周时期，孝的观念已相当流行。周文王对周公旦谈“九德”时，就说过“孝子畏哉，乃不乱谋”的话。待到孔孟出世，中国孝道便有了自己的经典作家和经典论述。 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进一步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从一开始，孔孟就把孝道看作是人伦道德的根本，可以用它来教化百姓，使百姓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义。孔子还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孟子也进一步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在孔孟看来，孝道的核心就是敬养父母，而且从中提出了“父慈子孝”的观念，说明崇尚“三纲五常”的孔孟也是很有民主思想的。孔孟的“孝道理想”远不止此，他们的“野心”大得很，孔子把“孝悌”看作是“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孟子则认为，只要“孝悌”的伦理观念深入了人心，就能形成良好的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样，“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移孝忠君，忠孝合一，克己复礼，仁政天下，这就是孔孟的“孝道政治”，也是他们最大的“孝道理想”。 孔孟把孝道的内容和功能已经阐述得非常完整，形成了儒家孝道的经典，也成了中国孝道的正脉。自此之后，历朝历代在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孝道思想，无不打下孔孟的烙印。 西汉，董仲舒倡导“以孝治天下”，得到不同朝代不同统治者的不同响应。汉武帝开始，朝廷开设“举孝科”，选拔任用“善事父母”的孝子到朝廷做官；唐代有“孝悌力田科”，清代有“孝廉方正科”，说明“以孝治国”的理论逐渐被“组织化”了。即便到了今天，我们有的地方也规定，“不孝敬父母者不能录用为公务员”。从古到今，把孝道和当官挂起钩来，肯定是“深得民心”的。但仔细想想，这样做似乎还不是十分妥当，因为光靠“孝”是“治”不了天下的，把“孝”这样捧到天上，甚至动用“一票否决”，有时不免要走入歧途。只有既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加起来才能把天下治好。 在中国孝道发展史上，孝道不仅在家庭道德、政治道德上派上了用场，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里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被列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对不孝的种种罪行都订有具体的罚则。今天的《婚姻家庭法》、《刑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对不孝的种种罪错都有详尽细致的处罚规定。法律对不孝言行一以贯之的惩处，既保障了孝道在中国社会始终如一的历史地位，也保证了孝道得以通行古今的基本底线。不过，其中古代对“不孝罪”的某些“量刑”似乎“畸重”了。 说到底，中国孝道的普及和贯彻，最主要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孝道文化的传承和感染。孔孟的孝道思想及其扩充与发展，蔚成了中国孝道文化的完备体系，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孝经》，集先秦孝道文化之大成，其作者虽然至今未有定论，但其影响之广大与深远是其他孝道经典所无法比拟的，它是经典中的经典，是中国古代的孝道圣经。《孝经》认为，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把天道、地道、人道三者融为一体，把孝道内容、方法和实施措施汇成一书，成为以后孝道著作和孝道法典的“母本”和“母法”。后来流传甚广、影响持久的《二十四孝图》、《百孝图说》以及《颜氏家训》、《朱子家训》、《女诫》、《弟子规》等等孝道专著或与孝道关系密切的图书，大多与《孝经》有关，或者是把《孝经》的理论具体化、时代化，或者是用形象化、通俗化的方法宣扬《孝经》的原理——尽管有时有些自作多情，有时有些臆想歪曲。中国的孝道文化就这样在中国民众心中扎下了根，成了人们判断道德是非的主要价值标尺。 诚然，中国孝道虽然根基深厚，是非标准也比较恒定持久，但其中也包含着大量封建的、迷信的、神秘的乃至愚昧愚蠢的内容，比如“愚忠”、“愚孝”，比如“埋儿养母”，比如“三年之丧”，比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充足的理由责难我们先人的孝道错误，但我们应当有充足的理由扬弃这些错误来看待今天的孝道。这让二哥联想到一个伟人，他叫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联合国破天荒地为之降半旗致哀。因为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先后去世，联合国还从来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的大使顿时“吵”了起来，愤愤不平。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发表了一分钟的演讲，给出的理由只有两个：“一是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数不胜数，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联合国照样为他降半旗。”演讲结束，在场的各国外交官全都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大哉，周恩来！大孝，周恩来！ 中国孝道富有“光荣传统”，但而今耳目下，中国孝道出了问题，不孝的恶行丑闻时常见诸报端。两千多年前，孟子所说的“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好勇斗狠”等“五不孝”行为，如今已到处“现世报”了，有的还变本加厉，如巧取豪夺父母资产，声色俱厉羞辱父母，遗弃虐待父母如草芥等等。这些不孝的问题都是显性的，人们看得清好坏，辨得清是非，解决起来其实并非难事。难的是：一项权威调查显示，今天94%以上的国人认为“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且应当继续发扬光大”，这说明中国孝道并没有从中国人心中失落。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和限制，现实的难题是，有许许多多国人是“有心尽孝，却无力行孝”，这种“无力”，除了财力体力精力，还有更多更复杂的不可抗力。这就造成了当今孝道之怪现状：一方面，许多国人身处“孝”与“不孝”的尴尬境地在作着痛苦煎熬；另一方面，一些“杞人专家”在那里危言耸听地嘶喊着“中国传统孝道正在没落”，作着无病呻吟状。两方面的力量夹击，便凸现出了中国传统孝道的现实困惑。 那么，中国传统孝道到底遭遇了哪些现实困惑呢？ 困惑之一：“可怜天下父母心”与“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矛盾。谁都知道父母一辈子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不容易，好不容易盼着儿女长大，成了家，立了业，有了孩子，可做父母的还是不容易。过去有的“婆婆磨媳妇”，那只是把“孝经”念歪了；如今好多“媳妇磨婆婆”，那却是把“孝经”念反了。都知道这不对，可这样的戏天天在重演。这就难为了已为人夫为人父的儿子，想对父母尽孝却招致妻子的不满，若只热络妻子却又冷落了父母。妻子摆在丈夫面前的，永远是那个扯不清的老问题：“先救谁？”这叫丈夫怎能不“忘了娘”？这又叫妻子如何去“可怜父母心”？ 困惑之二：“四世同堂”与“空巢老人”的矛盾。中国社会绵延了几千年，直到30年前，还基本上是个农耕社会。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剧变，过去那种“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结构已基本瓦解，以核心小家庭为主、多种新形式家庭并存的现代家庭布局已基本形成，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让许多人“满山走”、“满地跑”、“满天飞”，在外工作、出门打工、浪迹江湖的人“处处无家处处家”，拼着自己的前程、事业和成功，而把“老家”的日常事务托付给了“留守”的亲朋戚友、父老乡亲，“空巢老人”于是愈来愈多。“四世同堂”是孝道繁衍成长的天堂，现在人走屋空，“父母在，不远游”几成空话，“常回家看看”也成了奢望，留下“空巢”和“老人”，孝道的繁茂景象从何孕育和产生？ 困惑之三：“计划生育”与“传宗接代”的矛盾。多年来，计划生育被称作是“天下第一难事”，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古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训、今有“多子多福”的余毒。现在大多数人虽然都明白了中国的国情，都明白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的计划生育非实行不行的道理，都接受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家族主义意识在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传宗接代”，继承宗位家业、延续香火始终还是被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看作是自己人生最大最重要的“作业”和“责任”之一，也是中国人中得最深的“孝毒”之一。“断子绝孙”仍是中国人的最大忌讳之一，但计划生育又无情地迫使几代人中的差不多一半人真的要“断子绝孙”。这话说起来有点不敬不雅，但却是实话。现在，虽然基本上放开了生育，但许多年轻人却又“不想生”“不敢生”了。没有了子嗣，也就犯了传统孝道的大忌；成了孤家寡人，孝道还能存有多少？ 困惑之四：“初级阶段”与“未富先老”的矛盾。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占有的社会财富很少，可一不小心，却又进入了老龄社会，“未富先老”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我们中国却是未富先老。为什么这么快？这固然与计划生育有关，更与国家与国人的现代化程度不高有关，但整个国家和全体国人的现代化又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够做到的。所以，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要想使孝道盛行，谈何容易！“421”家庭，除了工作，孩子的事已经让两个年轻的“当家人”头都大了，四个老人的供养、医疗、照料、情感等四大“孝道难题”一齐压来，两个年轻人只有喘粗气的份了；而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进入福利国家行列，也没有能力把所有老人全面而周到地“安顿”好。 四大困惑、四大矛盾、四大困难摆在这里，如果解决不了、解决不好，中国传统孝道可能真的会衰落。 孝道，是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因为孝道的大行天下，敬亲睦邻，才使中国的家庭有了和谐，社会有了秩序，民族有了强大的凝聚力。 可曾几何时，中国孝道日渐式微了，人们一方面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受到损伤而痛心疾首，一方面又为找不到疗伤的地方和药方而张皇失措。 其实，大可不必痛心疾首，也大可不必张皇失措。世道在变，人亦在变，天下没有不变的孝子，也没有不变的孝道。只要我们正视今天的现实问题，就一定能够找到疗救的办法，从而打造出新时代的孝道圣经。 摆脱中国传统孝道的现实困惑，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建立起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孝道，打造新时代的孝道圣经。二哥认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百善孝为先”的圣火种在心底。“尊敬之心，礼也。”孝道的本质就是对父母的“敬”与“诚”。实际上，我们有时不合时宜地把孝道标准定得太高，把行孝准则定得太难，让我们自己背上了不必要的孝道包袱。只要我们把孝道的圣火种在心底，我们就会时时处处对父母怀有“敬”意“诚”心。心中有“敬”有“诚”，即使是粗茶淡饭，父母吃起来也比山珍海味更香甜；心中有“敬”有“诚”，真挚贴心的问候比之把冷藏在舒适的豪宅内更令父母感到温暖与欢愉；心中有“敬”有“诚”，出远门时会感知到父母的牵挂，“游必有方”时会告知父母自己的所在所为；心中有“敬”有“诚”，即使父母有错，也会“事父母几谏”，“劳而不怨”；心中有“敬”有“诚”，必然确知“父母之年”，让他们颐养天年、无疾而终，而自己已尽心尽力，也会感到泰然坦然、无悔无憾。 把“解放子女”的口号化作行动。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一文中，批判了封建孝道中的“父权”思想，提出了“解放子女”的口号。虽然鲁迅先生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和主张似有脱离实际、过于激进之嫌，但其批判旧孝道建设新孝道的战斗精神一直在鼓舞着人们。因为孝道建设是双向的，在传统孝道盛行了几千年后，要建设新时代的新孝道，父辈就要作出更大更痛苦的牺牲。现在是老年人把“解放子女”的口号化作行动的时候了。一方面，老年人要勇敢地走出单向接受孝敬而且总是心安理得的传统思想误区，学会现代的感恩思维，平等而真诚地向年轻人甚或后代人说声“谢谢”和“不好意思”；另一方面，老年人要勇敢走出那个只有儿孙满堂、含饴弄孙、膝下承欢才有孝道才有福气才有快乐的传统生活小圈子，主动出击，走向现代社会，把步入老年作为探索人生新价值的出发点，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挣钱的、赔钱的、不挣不赔的，只要活得有甜头、有奔头、有盼头，有追求、有成就、有自豪，都可以。“第三人生有权力在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始终保持生活的充实感。”父母身体健康了，儿女就放心；父母身心快乐了，儿女就欢心；父母生活充实了，儿女就舒心。这不仅“解放”了子女，也“解放”了自己，同时使中国孝道的新发展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完美。 把“先救谁”的问题搁在一边。那个“先救谁”的问题，不知浪费了多少口水，也不知“死”掉了多少孝道。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先救谁”的命题是个伪命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个问题搁一边，不管它。首先，不管是谁落水了抑或恋人和父母都落水了，首要的不是站在岸上讨论“先救谁”，而是跳进水里“先救人”，不然父母和恋人有可能全被淹死了，你也就无法尽孝和无法示爱了。其次，除非天意，任何事情都会有个轻重缓急，孝道和爱情也并非是一对天敌，婆媳亲如母女、翁婿亲如父子的比比皆是，只要我们真情相爱，只要我们诚心尽孝，一家人都会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好办，而且会说得好办得好。最后，如果你非得要得到“先救谁”的答案，那也不难，法律会告诉你一个冷冰冰的结果：你之所以提出“先救谁”这个伪命题，其实质就是为了企图逃脱该负的孝道责任，一旦法律强制你承担不孝的罪错时，你是不是还有胆量敢向对方步步紧逼地质问“先救谁”呢？总之一句话，把“先救谁”的问题搁在一边，要的就是孝道行动，或主动，或被动。 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想变为现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大孝大敬大爱，是中国孝道的最高境界最大理想，对我们今天建设和揩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把这种理想变为现实，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出发，有三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一是着眼于家庭仍是社会核心细胞的现实，在每个家庭内部，把这种和谐的孝道秩序建设好，让每一个家庭成为构建健康和谐社会的饱满细胞。二是着眼于计划生育、家庭小型化的现实，整合代际网络结构，扩大“大家庭”的外延，把横向与纵向的近亲远亲“拢”得更紧、走得更亲，在松散的“大家庭”里给传统孝道注入新的时代元素，让孝道传统在新的土壤里得以发扬光大。三是着眼现代化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现实，富有远见地大力建构孝道伦理制度，让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让全体人民担负起养老育幼的共同责任，让法律政策为老人和孩子们应得应享的权益保驾护航。只有这样，两千多年前老祖宗提出的孝道理想，才能逐步变为现实；而今天，我们一边在为之作着努力，一边在为老祖宗喝彩：你们提出的孝道理想，是高悬古今、照耀世界的真理，不仅两千多年前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即便将来这个理想完全实现了，它还是正确的！ 让我们手捧新时代的孝道圣经，一起来做新时代的孝子贤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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