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我虚龄七岁。父母考虑我要上小学，把我和妹妹接回家，不再去幼儿园了。当时，大弟刚刚出生。正值“困难时期”，由于食品缺乏，母亲怀他时，营养不足，大弟出生后，得了奶疳，为此母亲一次次抱着他，到八仙楼，请中医诊治，才使他病情逐渐好转。但受此影响，大弟长大后，身体一直消瘦。当时，幸亏有父亲的好友增梅叔，搞到十来个咸鸭蛋送来，就算给我母亲补了身体。听说他从厂里退职，在外边养蜂、做生意，办法多一些。 那几年，凭粮证供应的大米很少，家里做饭，只能用小罐头盒来蒸，根本不够吃。搭配的番薯丝，即使煮熟了，也很难下咽。表哥胡锡楼从乡下进城来，满脸浮肿。听他说，乡下有人饿死。 休完56天产期，母亲原本要上班。恰逢国家实行精兵简政，厂里精简人员，母亲属于合同工，首当其冲。父亲听到这消息，一生气，就向厂里提出退职。那时的厂长，原先是父亲的徒弟。他考虑，我父亲是厂里技术骨干，厂里生产关键时刻需要他，没有批准。同时，他给鞋厂领导打了招呼，说明情况，母亲因此没有被精简，而是下放到郊区劳动。 那段时间，母亲每天背着大弟，来回走很远的路，还要下田劳动，异常辛劳。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我和妹妹，把妹妹送到附近人家半托，让我独自在家。每天晚上，母亲叮嘱我：早晨起来，把留在锅里的泡饭吃了，中饭去食堂吃饭，别忘了时间，晚饭等她回来做，别到街上去，别登高，不要与人吵嘴打架。 原来在幼儿园和家里，一直被管束着，一个人在家，没人管，可自由了，简直像鸟儿出笼一样。等父母上班后，我就下楼去，与邻居小伙伴，跑到金宅玩。金宅坐落在西垟巷横巷里。从我家下楼出门，往南十多米，向右拐弯进横巷，南面有两个大院，格局相似，从大门进去，抬头可见长方形天井，四周两层楼房，围成一圈，住了很多户人家，酷似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情景。北面是金宅大院，坐北朝南，大门上方，砖雕门饰，十分精致。进大门，是个宽敞的前院。上石阶到前厅，左右厢房直通后屋；左右两边小门，可进边厢，边厢前有小院，后有住屋。过后厅，到后院，有座影壁，前有一眼水井，井水清澈见底。旁边有小门，可通魏宅。从外观、布局来看，金家祖上肯定很显赫。温州城里，这样深宅大院很多，过去多为高官富商所住，解放后，大多经过改造，住进普通人家。到我去玩耍的年代，金宅已不复当年。西边厢房，仍由金家后人居住；东边一半，做了公社的食堂。 金宅大院十分宽敞，周围的孩子都喜欢到这儿玩。男孩子们玩得较多的，主要是滚铁环、打铁板、打铜板、擒“白子儿”（马赛克）、拍香烟壳、飘糖纸等。女孩子们则玩跳绳、跳皮筋，一边跳，一边唱。与我一起玩的，都是差不多大的男孩。其中，住我家对面的阿忠，是我要好的小伙伴，后来闹了别扭，两人不说话了。国家建“小三线”时，他父母所在的电线厂、制钉厂，搬到江山县去了，他随父母走了，就没见面了。我家楼下章主任大儿子一家也去“小三线”了。与我一起玩的，还有隔壁郑家兄弟仨，老二与我差不多大，占着兄弟多，经常欺负别人。后来我家搬走后，也没再见面。 那时候，我最愿意跟着父亲、母亲，走出西垟巷，看看外面的景象。从西垟巷南口出去，感觉豁然开朗，百里东路很宽，两旁人行道上，梧桐树间隔排列，高大粗壮。夏天时，树叶繁茂，能为行人遮阴挡雨。冬天时，黄叶落尽，行人可尽享阳光的温暖。
百里坊口，路南有棵大榕树 与温州许多街道一样，百里东路的楼房，多数两层，少数三层，楼下临街作店铺，中间是楼梯，后面是厨房，楼上做卧室。往东去，可到百里坊口，路边有棵大榕树，树底下有石条凳，常有老人坐那里聊天。路北边有馄饨店、开水灶、笔管厂、打铁店、笊篱店等；路南面有点心店、副食品店、唱词场等。 
往西去，可到八仙楼，再到八字桥头，路边也有棵大榕树。路北边有理发店、杂货店、老“生昌”（一座三角楼顶的欧式建筑，八仙居委会在里面）、中医堂，有煤球店、裁缝店、食品店、中药店等；路对面有柴火店、公共厕所、小人书摊、百货商店。
八字桥头，是个丁字路口，车水马龙；四周开着各种商店，更为热闹。
往北，天雷巷菜市场，从早到晚，居民买菜，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进菜市场，右手原先是棺材铺，晚上从旁边走过，令人害怕。后来改为腌菜店，里面摆了好多个大木桶，里面腌着芥菜根和芥菜梗，腌菜的汁颜色发黑，散发着好闻的“臭”味。腌菜店还卖，“白淡生”（腌细带鱼），还有“虾籽”（即虾酱）。这些都是普通百姓下饭的家常菜。 往西，路这边有邮局、文具店，路对面有理发馆、食油店。往南，是信河街，街两旁楼房一座连着一座，各类商铺，不胜枚举。隔几座楼房，就有一条巷弄。据说，信河街有72条半小巷，其中有正式名称的有31条。 
每个月，父亲都领着我和大弟去信河街理发。理发店师傅是父亲的好朋友，他总是一边给我剪头发，一边与我父亲聊着天。我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剪下的头发，落到脸上，有点痒痒的。时不时地，飘来头发烧焦的气味，那是另一师傅，正用烧红的铁钳，给女人们烫头发。 温州的冬季，在家洗澡太冷。隔段时间，父亲会带我们孩子去洗澡。有时去康乐坊澡堂，有时去皮革厂职工澡堂。记得皮革厂最初在皮坊巷，后来搬到信河街最南边，现在华侨饭店的位置，最后才搬到东门外灰桥埔。父亲（包括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家里也没有自行车，父亲上下班都是走着去，走着回。每次去洗澡，我们要跟父亲走很长一段路。 进到厂里，见什么都感到新鲜。制革车间里，摆着许多大缸，里面的牛皮或猪皮，泡得鼓鼓胀胀，发出刺鼻的气味；皮鞋车间里，摆开一张张皮鞋桌，四周坐着几个师傅，只见他们两手青筋暴露，不停地忙碌着，经过一道道工序，原本身首异处的鞋帮、鞋底，像变戏法似地，成为了一双漂亮的皮鞋。我在旁边，常常看得入迷。小时候，我每次一感冒，扁桃腺就发炎，就发烧。每次母亲都带我去父亲厂里，到医务室打一针青霉素，就立竿见影，烧退炎消。 那时，我最愿意做的事，就是跑腿，下楼买东西。父亲这辈子，不管手头富裕还是拮据，离不开烟酒。他抽的香烟，主要是“前门”、“飞马”、“勇士”牌。他喝老酒（黄酒），偶尔也喝点烧酒（老酒汗）。经常到月底，父亲没钱买烟酒，就叫我去巷口，到阿孝伯伯杂货店，买几支香烟，打几两老酒，捎带着买点兰花豆，作下酒菜。阿孝伯伯，是个干瘦老头，每次见我没带钱，知道要赊账，把东西递给我后，就在身后的黑板上记上账。到厂里发工资的日子，父亲一准还钱销账。有时，母亲也让我到巷口对面的副食品店，打一瓶酱油或米醋。（未完待续） 注：压题彩图，来自于杨景艺先生的《温州百景图》。文中照片，下载自互联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