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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在二十多年的习诗生涯中，经常会随手记下一些关于诗的随感的笔记。这些笔记只是对诗的率性的思考。有的片断和深思熟虑有关，但更多的大量的片断，只是一种自觉的针对诗的语言实践。诗有道，也即是，诗友道。诗以道为友。如此，才是诗走入非常道。诗不是以道为尊，而是将道作为一种最大的友谊，一种最高的实践。 诗道有严肃的一面，但诗道更有朴素的那一面。我为着朴素的一面想到的招数是，樽言和鳟燕。樽言，有酒话的意思。本人早年尚能豪饮，所以，深觉有些酒后的话能触及诗道的微妙。至于，鳟燕，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水中游，优哉游哉，优哉游哉，性情自然。不惮如此，鳟鱼的美味亦是诗道的一种延伸。 诗道鳟燕 2017 作者：臧棣 新诗和理论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十分尴尬。一方面，新诗的戏剧性已经展示得十分充分，另一方面，关于新诗的理论却极度匮乏戏剧性。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我们仿佛有很多关于新诗的理论，实际上却很少有关于新诗的见识。就诗的批评而言，缺乏见识，其实就是缺乏回到新诗的实践中的能力。 对诗而言，最好的直觉其实是一种记忆。大诗人的写作中，将直觉用作记忆的特征，近乎一种充满惯性的示范力量。小诗人的写作往往迷恋于将直觉和记忆对立起来。 与人们想象的相反：诗和语言其实是一种竞争关系。诗想在语言中胜过语言，语言想在诗中胜过诗。真正优异的诗性写作应该充分展现两者之间的角力关系。另外两种为人熟知的情形——诗想在诗中胜过语言；或者，语言想在语言中胜过诗，虽然可以引发高质量的诗歌写作，但就创造性而言，很容易流于浅薄或趣味。 一个涉及诗的秘密的角度：诗，事物之间最隐秘的情感关系。它激发了最深沉的生命反应：揭示它，在揭示中咀嚼它，在咀嚼中醒悟，在醒悟中成就生命的秘密。并将这秘密推进到更开放的分享状态。 欣赏一首诗，和信任一首诗，在现代的情形中，往往不是一回事。一个美丽 的舞者在台上展示旋律对肢体的解放，你可以非常欣赏她，但说到信任她，还为时尚早。信任一首诗，源于更深邃的心灵的奇迹，外加上一点特殊的运气。信任一首诗，意味着我们克服我们自身的局限，相信一首诗的境界确实反射出了生命深处的心灵的高贵。 谈论新诗的危机，包括预言或赌咒新诗之死，已经有多年了。从大的历史脉络看，新诗的百年实践如果有什么成就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的是，所谓的新诗的危机都在非常狭隘的历史场合里被谈出来的，在本质上，它们和新诗的实践能力以及新诗自身的可能性没什么关联。也不妨说，谈论新诗的危机和谈论宇宙的危机没什么差别，都属于一种聪明到无聊的游戏。所有从危机角度谈论诗歌的企图，骨子里其实是想借历史的名义设计新诗的实践性。这更像是一种文学决定论的翻版，近乎沉渣泛起。 如果信仰经得起人类的误解的话，那么，诗就是我的信仰。 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我从未写过习作。一首诗，你既然有机缘写作它，创造它，那就是骰子一掷。欣悦还来不及呢。 诗和真理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这种关系的微妙性常常柔软得像一个巨大的陷阱。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表白：诗是真理。但在另一个场合，我们也常常遭遇这样的立场：诗必须抵抗真理。从认知的角度看，面对这个世界的多样性，真理比诗更依赖一种独特的视角。真理的获得，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视角。比如，对佛教而言，空，就是一种视角。但对诗而言，获得独特的视角并进而将它推进为真理，会把过程缩小为终点。这很有可能意味着空间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真理不太在境界，也不习惯将它把握到的认知转为境界，这或许是真理和诗之间最大的差异。回到中西诗学的脉络上看，西方的诗总体上倾向于对真理的依赖，但汉诗的传统中，真理的地位则没那么重要。汉语诗歌总体上倾向于对境界的把握。所以，在汉诗的语境中，诗和真理的关系永远都会存在一种距离。所以，声称诗是真理，这听起来与其说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达，莫若说它更像是一种突发的新闻。 《诗道鳟燕》 作者：臧棣 出版社：陕西教育出版社 真正的诗歌天才就是敢于将生命的本质押向戏剧性地服务于语言的人。这里包含着三层意向，：一，面对语言，其实是需要勇气的；二，激活语言，没有戏剧性，也是不行的；三，针对语言，还要有比天才的耐心更为警民敏的服务精神。 诗的读者，常常被误认为是一种身份现象。人们经常自以为他们天然就是诗的读者，而且是唯一的读者；这其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僭越。表面上，一个人拿起一本诗集，用眼看着上面的词句，并试图理解其中的含义，这种情形充其量只构成一种阅读现象；严格地说，仅仅有现象，还不能保证这个人就自动成为一名诗的读者。善意的讲，人若想成为诗的读者，其实是需要一点运气的。话说回来，诗的读者其实是诗人为之服务的语言。一个诗人假如还值得我们尊敬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他曾出色地或者天才地服务于语言。 最深的本源，新诗是从语言的能量中生成的。换句话说，在特殊的历史境遇里，由于表达自身造成的文化压力，汉语突变为一种能量现象。汉语的诗性也随之激变为一种新的语言能量。 新诗和传统之争的另一个视野：新诗的发生，也是一种功能现象。新诗对传统的反叛，只是新诗诞生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事件。现在的文学史叙述太沉迷于拿这个事件的特殊性来考察新诗的本质，这就难免一叶障目。从更的层次来看，新诗的兴起，其实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新的历史机遇里得以激活并释放的一个结果。 新诗，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的效果——这或许是新诗百年的实践中最可疑的文学期待了。这种期待甚至直接参与了对新诗的文化形象的塑造，其致命的后果是，凡事自觉抗拒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 效果而呈现的新诗，都面临着自生自灭的厄运。 诗，作为一种神秘的语言活动，它提醒并揭示了最根本的生命动机。诗的最核心的能力，即在陌生的领域里返回到生命自身的能力。探索未知的陌生的领域，对诗的感受力而言，非常重要。但更为神秘的，是诗人在抵达他的个人限度后，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向生命本身回溯。 对诗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有能力做出一种选择：与其听信语言是牢笼，莫若推崇语言是道路。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不必把时间浪费在与语言有可能是牢笼的纠缠中。将语言本身视为道路，意味着诗人必须将投入行动。 诗，就是在你以为永远闭上的眼睛里猛地再次睁开你的眼睛。 最好的诗始终只存在于语言的风景之中，看上去就像鲨鱼裸露在海面上的迅速移动的背鳍。最好的诗始终指向一种状况。 诗的深刻只存在于这样的前提之下：深刻反对深刻。这很难解释，比如很难将它展开为——诗的深刻反对语言的深刻。 必须面对这样的处境：唯有诗的绝望是一笔毫不含糊的遗产。 诗，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断地回到个体之中。有时，是从外部回到个体；有时，是从内部回到个体。这个不断循环并在循环中展开的过程，作为一种生命机遇，磨练了我们的觉悟。所以，诗，怎么可能仅仅是雕虫纪历，或“大处茫然”呢？ 在我们的文学场域里，一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合力，它纠集了各种偏狭的诗歌观念，试图将新诗角色化，将新诗的实践角色化，然后再用新诗的角色来抨击新诗的缺陷。一旦被角色化，强加给新诗的标签似乎也就固化成文学意识形态的僵硬的标靶，一个模糊的静止的对象，根本不需要再顾及丰富的诗歌史细节。这与其说是批评的狭隘，不如说是心智的堕落。 场合问题确实有点棘手。所以，能不受场合的干扰，积极于肯定诗歌的力量，与其说这是出于一种纯粹的信念，莫若说是出于一种对美德的洞察。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想，在诗歌中，虚构和事实的对立并不存在。严格地说，这种对立，只是特殊的文学观念出于其暧昧的私利而发动一场虚假的富有扇动性的指认而已。 基于诗歌意志的对峙：理智和悲伤。在这一点上，布罗茨基确实看得很准。理智出于悲伤，成就了诗的高贵。悲伤源于理智，成就了生命的觉悟。如果诗的触及强而有力，它们就互为我们的边界。 假如还有值得提醒的地方，只有诗从不将诗视为虚无。 请记得，真正的诗从不上虚无的当。最神秘的，真正的诗从不把虚无作为克服的对象。换句话说，诗是不是用来解决虚无的。 在日常存在中，得体的标志是，狂喜被视为例外。说服和狂喜是对立的。所以，诗，就是我们足够智慧地醒悟到人是有可能被狂喜说服的。 诗会触及最深刻的梦，但假如我们足够明智，诗不是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完全回避用梦来定义诗的可能性。这只意味着，从观念上，我们理解，用梦来界定诗，存在着异常尖锐的麻烦。而从境遇上，诗是不是梦，并非全然不可能。我们最好把诗和梦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富于活力的关系。假如没有诗，人生如梦只会堕落成垃圾。我们拥有的或许是这样一种境况：因为诗的书写，诗成就着它自身的光荣的梦想。我们只是卷入了这一过程。 不要随意低估诗和梦的关系。就人生的荒谬而言，我们之所以偶尔会如此清醒，就是因为诗会做梦。所以，从认知的角度看，无论我们如何疑虑，诗都会频频梦到梦。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不是虚弱的表现，这恰恰是诗本身的一种强悍的标志。诗和梦的关系，从根本上说，牵涉观念上的偏好，但它不仅是语言的事实，更是语言的机能。或许，我们不一定要强求将梦看成是诗的最根本的特征，但必须了解，没有梦，诗会很无趣。没有诗的梦，人生只会沦为一味追寻人生的意义的小丑。 就观感而言，诗的行动和诗的劳作是矛盾的，难以调和的。对诗人个体而言，这种矛盾，表面上看，似乎与诗人的天赋有关，但从根本上讲，它与诗人的秉性勾连更深。海子在内心深处，偏于诗的行动。所以，在他的诗中，开始始终具有突出的寓意。相比之下，里尔克属于认同诗的劳作的诗人。里尔克的诗歌工作更靠近人的结局，就好像人类已处于另一种生存的真相中，再也无法回到开始。“有何意义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这与其说，是诗人个体的意志的独白，莫若说是一种对人类处境的洞察的回音。但在大诗人的写作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情形：诗的行动与诗的劳作是可相互转化的。诗的劳作是诗的行动的边界，诗的行动是诗的劳作的万有引力。 在新诗的生机面前，新诗的危机只能是一种假象。 新诗，作为汉诗的冲刺。 在深处，诗和思想的分离是不可弥合的。但这也可能是一场错觉。就像大多数场合中，我们以为我们会有益于这种诗和思想的分离，并尝试着根据这样的分离去判断诗的特性。同样，诗和思想常常也会有很深的交合，以至于我们会误以为在更深刻的处所，它们在本质上是无法分离的。这种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一种错觉；有点像借助我们的偏见在抱团取暖，演绎一出观念的戏剧。诗和思想的关系，无论多么深邃，都不涉及如何定义它们自身；这种关系只关涉一种人类的能力。在最高的诗中，有最深邃的思想。在最富洞察力的思想中，有最具启发性的诗。 诗成熟于没有真相。在诗面前，真相显得很浅薄。在真相面前，没有诗的地位（比如，阿多诺）。这样的立场也不是要否定真相；而是说，真正的诗不依赖真相，也不需要真相。退一步，按自然的本意，没有一个真相是自然的。而在诗的智慧中，最深的启示无不源于自然。如此，这样的态度近乎一种诗的美德：如果是自然的，就不会诉诸真相。 人们多半喜欢从静态的角度去看待诗的形式，但是，诗的形式在本质上取决于词语的动作。这种情形也具有两面性：诗，即词语的突然采取的动作；词语，诗的突然采取的动作。并且，很可能与人们直观的相反，诗的形式是语言的黑暗的一部分。所以，诗的形式，在最根本的写作意图方面，它体现的是诗人的无知。一种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无知。如果我们想真正与诗一起分享生命的觉悟，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学会无知于诗的形式。 对诗而言，整个现实不过是一个失事地点而已。 真正的诗，只有一个根本性的标志，那就是甘愿为神秘的友谊不计后果地花时间。换一个角度，诗涉及生命的喜悦，就在于它愿意为我们的可能性花时间。 从观察的角度，说一个诗人写得太多或写得太少，都和写作本身没关系。一个诗人的创作产量，应该从最自然的角度去理解，它不完全是数量问题。诗人的写作尤其是一种过程，一种纯粹的存在。所以，对诗人而言，写得多，虽然在表面上近乎一种繁殖现象，但在心理事实方面，它不过是一种排列现象。或者，更简洁的，它只是一种过程本身。 一个诗人写得少，不仅不可能，实际上它近乎一种耻辱。写得少，必然会求助于相邻的文学史语境，才能凸现其自身的含义。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些角色，他们只留下了屈指可数的杰作。但严格地讲，它们只和时间的偶然的筛选有关，和事实意义上的写得少，没有逻辑关联。并且很可能，这样的存在，只是一种文学史的错觉。所以，解释它们，也需要聪明的错觉。 就阅读行为本身而言，最好的读诗状态就是，我们只是有可能在阅读诗歌。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可能，对诗的阅读就失去了它的必要。 诗的自由是一种神秘的代价。 诗的最神秘的报偿：在语言的兴奋中进入心灵的宁静。 生命是用来成长的，它无关成熟；人生是用来寻觅的，它无关目标。就此而言，诗如果真的想触及真实，那么，诗的最隐秘的主题就是，诗是用来复仇的。对生命的背叛，从来都比对生命的剥夺，更具有腐蚀性。 或许，最好的生命机遇，就是我们还有机会遇到都不懂的诗。 或者换一种说法，人这一辈子能遭遇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还有机会碰到自己读不懂的诗。也许一开始会有点困扰，但假如我们了悟到宇宙的本意，根本就不存在读不懂的诗。在诗歌面前，所有的读不懂，都只是一种孱弱的自我暗示。或者更糟糕的，都不过是在和人类的愚蠢撒娇。 读不懂的诗，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读不懂诗的人。所以，当某些人把他们在私下遭遇的读不懂某些诗的情形夸张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痛苦时，我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过是时间的疾病。对诗而言，所有的读不懂，都不具有普遍性，它们不过是一些阅读的例外情形。不要想着会有反驳；你就想想吧，一个人什么时候读懂过你刚刚咽进喉咙的那个西红柿呢？ 并非理由的理由，一个人写诗，只是为了在生命的孤独中享有一种告别的能力。 诗和生命个体之间的更隐蔽的节点：获得告别的能力。 关于写诗，一个更深邃的理由，就是在岁月的无良中逐步培育并最终具有告别这个世界的能力。 与习惯无关，甚至与行为本身也无关，这意味着只是出现了一种稀有物种：像休谟热爱哲学那样热爱诗。 缺乏神秘，诗就会堕入生活的无聊之中。也可以这么理解，诗的神秘，即诗的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能量。以往的诗论，多半将诗的神秘解读成一种风格标记，这实在很容易引发误读。对诗的表达来说，诗的神秘即语言的能量本身。 对诗来说，最高的内容即兴趣。从汉语和诗歌写作的关联上看，兴趣作为诗的最核心的内容，已深深根植在汉语的诗性表达之中。这和西方诗学倾向于将真理作为诗的核心内容有本质的差别。如果顾及文学史中的种种表现，我们就会知道，对诗而言，真理就如同双刃剑。真理造成的文学压抑既隐蔽又骇人。而兴趣则充满了来自生命本身的善意，它执着于激活我们，并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 对诗而言，内容非常重要。并且识别这种重要性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内容即形式。否则的话，在诗的语境中，我们谈论任何内容如何重要的说辞，都不过是在与魔鬼争辩。 如果说当代诗的确面临着一种责任的话，那么现在更为迫切的工作就是：重新以秘密的方式回到隐喻，或激活隐喻。 作为诗人，是否愿意沉下心来在隐喻中工作，这不仅仅是基于诗歌观念的一种选择；更重要的，它或许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对于现代诗的写作而言，最根本的形式观是这样的：形式即节奏。也就是说，在诗歌写作方面，我们的确面临着一种新的文体转向：诗的形式源于语言的节奏。但在汉诗的语境里，却存在着一种强大而莫名的阻力。我们对诗的特性辨认，对诗的形式的理解，往往受制于我们对古诗的体认。比如，在大多数谈论现代诗的场合中，诗的形式往往被言说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就好像诗的形式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些语言配件的机械组合——比如，押韵，句式的齐整。人们从来不愿理解，对现代诗而言，诗的形式是生成于汉语的现代性实践之中。 大诗人的写作多半会将这个秘密引向绝对：形式从来都大于内容。小诗人的写作往往乞求的是，内容优于形式。当然，理想的情形其实是：形式即内容。从认知的角度讲，内容引发的是对原始经验的判断。而形式代表的是，更高心理层次的对内容的反省。所以，对诗歌写作而言，如果说，内容代表了诗人的观点，那么，形式在本质上就是观点的观点。 一个角度，你和生命的关系，有可能就是，诗和生命的关系。或者，一一种选择，你和诗的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生命和诗的关系。就此而言，一个人和诗的关系，可以是偶然的，可以是被激活的，可以是很有运气的，可以是天才的，也可以是养成的，但从根本上，如果我们认同生命是一种潜能，这种关系注定是神秘的。 小诗人的写作：生活是诗的支点。大诗人的写作：诗是生活的支点。 事情也许确实不是那么复杂：一个诗人一生要写出的真正的诗，不会超过五首；但问题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是哪五首诗。同样，作为一个读诗的人，一生中真正要读的诗，也不会超过七首。棘手的是，没人能明确地告诉他，就他个人的情形而言，该读的究竟是哪七首诗。所以，要做的只是更快乐地更大胆地去写作，去阅读。就假定答案在风中吧。 多么巨大的赌注：和诗一起成长。 诗和大海共用一个底部。 最具创造性的表达：诗即生命的态度。 多么悖论：或许从来就没有诗和非诗之间的对立。这种情形明显得就好像是花和叶是从一个东西身上长出来的一样。就艾略特早就直觉过的，对诗而言，只存在有好诗和坏诗之间的对立。 特别提醒一下：任何时候，都不要幻想有什么深刻的东西（比如思想）能在生命的情境中超过诗的深邃。 新诗和古诗有何不同：或许从预设前提的角度，我们能重新认知两者的巨大差异。古诗的写作预设了很多特殊的前提。而新诗的写作，则几乎没有预设任何前提，更不要说特殊的前提了。 诗的深刻，最多只是一种修辞效果。或者最好这样理解诗和深刻的关联：诗的深刻只是语言的一种效果。从根本上说，就像在存在中一样，所谓深刻，只是一种节约时间的方法而已。在汉语语境里，好玩的，只是节约时间听上去像是解决时间。 诗就是天才的表达。 其实，只有语言才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天才。和语言相比，诗人自以为是天才，至多只是一种暧昧的幻觉而已。或者说的不那么残酷一点，在较为理想的写作情境中，诗人和语言可以互为天才。离开语言，诗人不可能独立地向人们显示何为天才。所以，确认诗是天才的表达，这不过是说，生命的成就主要源于语言对我们的塑造。 严格地说，新诗百年中的多数时刻，人们写出的东西要么是向历史撒娇，要么是向语言撒娇。政治的绳索稍稍拧紧一点，他们甚至也向诗本身撒娇。按文学潜意识的标准，这些症候骨子里反映的其实都是，诗能为我做点什么呢？他们很少敢于涉足真正的诗歌历险记：我究竟能为诗做点什么呢？比表达更严酷的是，诗向我们要求生命的完成。所以，严格地说，一旦我们动起用诗来表达点什么的念头，我们身上的诗人就已处于被谋杀的最后阶段了。 深刻的诗或许存在。但这存在的情形，至多只是像地狱或许存在一样。对诗来说，最深刻的误解就是人们曾无知地希望诗能像思想一样深刻。深刻的思想或许有，但我们必须明白，思想一旦深刻起来，它其实就不再是思想了。 臧棣，1964年4月生在北京。198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所研究员。出版诗集有《燕园纪事》（1998）、《风吹草动》（2000）、《新鲜的荆棘》（2002）、《宇宙是扁的》（2008）、《空城计》（2009）、《未名湖》（2010）、《慧根丛书》（2011）、《小挽歌丛书》（2012）等。曾获《南方文坛》杂志2005年度批评家奖、第3届珠江国际诗歌节·珠江诗歌大奖（2007）、首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2008）、第7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8年度诗人奖（2009）、首届苏曼殊诗歌奖（2010）、首届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2013）。曾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2005）、1979-2005中国十大先锋诗人（2006）、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2007）、当代十大新锐诗人（2007）、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诗人（2008）。 — “ 地球是透明的 ” 介 绍 — “地球是透明的”是AoAcademy连体公号，致力于发展公共教育，生成新的思维领域。地球从来都不是平的，而且现在比过去所有时代更崎岖，落差更大。在我们设想的未来世界里，流动中的智力资源不断透明化，最终造成一个透明的星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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