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行走丨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有些奇特，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近些年改名叫国家开放大学。有学校却看不到老师，只是从广播里听老师的声音，后来渐渐能在电视上看到老师的身影。学校没有围墙，校区却异常广阔，能收到无线电广播讯号的全是。我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首届。

我的大学梦起始于1974年，那年的1月份，我从宁海中学毕业。大学却早就由于文革停招。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却害怕“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而不敢报考，考了中专。当时我在公社的电影放映队任放映员，是个拿工资的编外人员，但比起别的纯粹务农的同学要好得多，可仍然有所顾忌。怕的是学业荒废这么多年，万一大学录取不了。怕的背后是自己的农业户口转不了居民户口，就一辈子跳不出农门。而中专相对容易一些，也负责户口的转变。更为怕的是，这样的公开招考说不定明年就会废弃，转为以前一年的“工农兵大学生集体推荐制度，”或者，干脆再来一场文革，让刚开放的大学门永远闭上。中专果然轻易考取，我的志愿填报了浙江化工中专学校。录取时，却到了浙江汽车驾驶技校宁波分校。学校负责招生的叫章家桃后来告诉我一个秘密，我之所以来到这个学校，是由于当时的学校缺少一个文书，而向化工学校以别的学生档案调换来的。来到学校不久，学生们均在教室上课，而我则在办公室当文书，成了学校唯一不上学的学生，管着学校的公章、介绍信和档案，连宿舍也从学生的搬到职员的所在，同学们艳羡不止。后来我在自己的档案中发现，我的中专考试卷，除了语文卷只扣二分（作文满分），其余门门是满分。天！怪不得我有如此“幸运”。几十年后，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裘金尧还总是指着我们这几个当时班上的学习尖子摇脑袋，因为只为“跳出农门”的理由不考大学是几个人商量决定的集体行为。在这个刚走出恐惧年代且心有余悸的时刻里，我的选择是退却，拣取了最容易达到改变生活环境的方法，却离人生理想远了些。人性上的懦弱，让我的上大学成了梦。

亏得还有梦，就如埋入灰堆深处的火星，有可能等来重新燃起的那一刻。我想，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一辈子完了。一个没有梦的社会，未来也没了。

1982年的一天，早就从技校毕业而且就业的我，偶然听到有大学可读，且不用去大学校园，它就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梦被点燃的不止我一个，那时候想上大学而不得的人很多很多。想读书的一帮朋友，就蠢蠢欲动，就四下串连，忙着准备复习迎考。

然而，困难总是在你想进步的时候到来。报名时需交证明。这是政审的一种方式。我工作的国营汽车站，支持职工业余进修，但开证明时也需要所在部门的领导同意，并保证不会影响工作。在县化肥厂工作的潘兴法厂里不给开证明，理由是厂里的文书都没有上大学，你一个操作工上什么大学？结果他偷偷往另外的单位好不容易开具了一张。在新华书店的钱天文同样碰到这个问题，就自己写了证明盖上一个柜组章。

报名后，就是复习迎考。除了电大提供的复习材料外，我到处搜罗有关资料，然后将主要精力放到复习中。我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成为互助组。在县剧团当演员的胡宇亮只是初中毕业，但考试需要高中知识，就有畏难情绪，说，“复习，不如上庙峰山砍柴来得轻松。”但考试临近，几个人互相恶补。休息时，胡宇亮举起一只手与他们说，“肚里墨水没有你们多，不如板手赢你们。”以前出海捕过鱼后来读师范当了校长的李炳君应战。胡宇亮很快败下阵来，就是双手也不敌对方一手，就再说，比摔跤。胡宇亮立住马步，让李炳君背后抱住摔他。李炳君刚胜傲气冲天，不料胡宇亮使了一个武术中的擒拿术，借力使力，李炳君就被斜地里射出三丈远。来了几次，均是这样。较量结束时，大家欢呼起来。这一群嚎嚎直叫的学子们，不像是仅仅为了报考某一所大学，而是在奋力叩响命运的大门。这是青春和热血的力量，试问谁能阻挡？

不久参加严格的招生考试，达到录取分数线的不多。我也没有达到，因此不能成为正式的学生，只能作为单科生，与旁听生一起参加学习，但只要通过每科考试完成学分也准予毕业。

这是电大第一次迎头棒击。棒击的是轻视。知识容不得轻视。轻视知识，就是轻视人生。整整三年，我就时刻觉得，那根无形的棒在头顶悬着。

听课开始了。不是上课，上课得在课堂，电大在县城南门方向也有一个工作站，有教室，但我们只在单元结束时上辅导课时才到那里去，平日里在所在单位听收音机。虽是业余性质的学习，播放教学录音却在上班时间内，让我们犯了难。同学林亚耀是县城国营点心店的职工，他只得一边揉面，一边用录音机将老师的讲课录下，待下班时细听。有个同学是汽车修理工，人常常钻在车底下，就把收音机搁在汽车大梁上。杨朝云是国营通用机械厂的职工，上班前就打开收录机收听讲课，离上班5分钟就按下录音按钮，然后一路狂奔冲刺到工厂上班，夏天时就带着一身汗水。晚上下班时打开录音机接着听完没有听过的部分。但60分钟的磁带只能录课程的上半部分，就想方设法从上海买来90分钟的磁带。可90分钟的磁带较薄，容易轧带。轧带后不得不花时间小心翼翼地拆卸下来，然后剪去折皱的部分，用透明胶带粘接上。之后动脑筋用闹钟改装成钟控开关，90分钟后能自动关机。

我在汽车站的货运站做调度员。那个时候，整个县的货车只有七八辆，全集中在我们站里，承担着整个县的公路汽车货运：将县境内的余粮、甘桔、生猪、毛竹、树木、陶器往外运，将百货商品往里运。因此小小的调度室十分热闹，货主、驾驶员进进出出，电话铃此起彼伏。考验我智慧的时刻到了。我灵机一动，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就是办公桌的抽屉。抽屉半开，恰好让收音机藏身。接电话的空隙，与货主、驾驶员交谈的空隙，我照听讲课不误。只是在站长出现于门口的时候，我才悄悄把抽屉推拢。我有一个学习法，即将题目和答案抄在小纸条上，到处贴一张。抬头可见的地方：办公桌边，床头，饭桌前，书橱上，甚至喝水的茶杯上。我想，为了你的所爱，别再说忙，时间总会有的。我还练就了一心多用的功夫。之后，电大课程结束，我还在繁忙的调度室里写过小说，有一个小说还被《人民文学》杂志刊用。在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里，上百万字，上百年历史，近百个人物，复杂的情节安排，却条理清晰没有混乱。我想，也是源于当年的锻炼。

那些只有声音可闻却不能面对老师的日子，着实让我们乱了方寸。开始时，电大只发一本教材，没有任何辅导材料。所以，听课是唯一的选项。因为没有辅导老师，遇到难题也只能自己啃，自己破，自己闯。在我的记忆里，新华书店、县城唯一的图书馆、亲朋好友处，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自己思考，有时候带着理性，更多的时候，是非理性的，瞎想，空想，呆想，冥思苦想，“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依靠的是悟性，是天赋。据说，同学史久志在写论文时发现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中《呐喊》一文中的注释有疑问，就写信给鲁迅研究权威、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唐弢，唐弢竟然亲笔回信解疑释惑。试想，一般的全日制大学学生，教授、辅导老师天天见，谁会去叩全国名家的门？

怀念没有老师的日子：没有天，自己撑起为天；没有地，自己铺上作地；没有路，自己踩出成路。世上的事从来如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氛围也如此：没有了预设的思想，也就没有了意识上的锁链。那些毕业后（我后来又业余专修了法学本科）成了作家、政府官员、企业家的同学，莫不是某一个行业的开拓者和佼佼者。那种面对困难毫不畏惧的本领，我想来源于在电大学习的历程。

怀念上电大的日子，那是个梦想满天飞的日子，那些奋发有为的学子身影，分明是共和国在拨乱反正时期昂扬向上势不可挡的一股力量。

（2015年10月26日构思，11月3日完稿于南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