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 | 与恩师孟宪章先生的交往点滴

孟宪章老师仙逝已经整整两年了。今年中国书店秋拍中的“存精寓赏——孟宪章先生旧藏”专题拍卖会，上拍了孟老师收藏的125件藏品。拍卖时间是11月23日，巧合的是，这与孟老师病逝的日子仅差一天（孟老师病逝于2017年11月24日）。翻看图录，看着妙鉴斋旧藏的一件件碑帖善本，我思绪万千，不禁回想起孟老师往日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当时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存精寓赏惠后人

——纪念恩师孟宪章先生

文 | 倪京鸣

 1 

妙鉴斋畅谈法帖流转

我有幸结识孟宪章老师是在2015年。那年有次日本入札会，我在拍品中偶然看到一件钤有“妙鉴斋”鉴藏印的法帖。妙鉴斋是孟老师的斋号，他在碑帖圈里的地位和名气我早有所耳闻，于是投标了这件法帖并有幸得标。

带着这件妙鉴斋的旧藏，我第一次拜访了孟老师。孟老师住在安定门内大街的一片平房区。平房空间不大，所有家具的摆放都很紧促，一进门有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待办的事情，窗下的写字台上堆放着报纸和碑帖文献资料，最显眼的还是墙上挂的巨幅堂号——刘墉先生写的“强恕堂”。

十年浩劫，他的藏品被收走了一大批。孟老师回忆说，当时他在菜站，家里打电话叫他赶紧回去，等赶回家发现，家中大柜上的古籍碑帖都被拉走了。孟老师是文物保护协会会员、东城区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事后他看到收上来的文物里面有自己的东西，但他只是拿起来翻翻就又放回去了。我不理解，问他既然碑帖上面盖着章，能证明是自己的东西，为何不通过文管会拿回来。他说自己的东西更不能拿，不能借着职务之便谋私。很多次他去文管会翻看自家的藏品，工作人员都问他，但他总说查个东西，看看就行。说起我从日本买到的他的旧藏，孟老师推断可能当年那批东西放在文物商店换取外汇，被日本人买走了。没想到转了一大圈又被我从东瀛给带了回来。这之后，我登门求教就逐渐多了，周末有空便去拜访，每次去之前都提前一天打电话询问孟老师是否在家、是否有暇。他每次都表示欢迎我去。后来熟识了，他就干脆说：“以后别打电话了，您也知道我现在腿脚不好，哪也去不了，直接来就行，肯定在家。”

孟老师眼神很好，看碑帖基本不用放大镜，只是耳背很严重，但我和他交流的时候，他却很少戴助听器。我问他为什么不戴，他总说自己能听得清。我知道老爷子心重，只好大声和他说话，声音几近于呐喊，每次回来喉咙都要痛上好几天。

孟老师常和我说，遇到好的本子一定不能放手，有些本子是铭心珍品，过眼便会让人怦然心动，古人所谓“目动神骇”是也。这时候如果稍有犹豫，就会错过机会，而错失的良机，可能此生永远都不会再有。对此，他也是深有感触，便回忆起多年前与天下第一《九成宫醴泉铭》失之交臂的情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九成宫醴泉铭》李祺本，早年间曾在北小市出现过，孟老师拿到时爱不释手，但善本善价，对方开价也很高，经过了难眠的数夜，他再次询问时，却被告知该本已花落别家。那种刻骨铭心的失落，这辈子都忘不了。有了这次经历，孟老师说再遇到善本碑帖，“只要是跳着脚能够到的，总是先想办法拿下来再说，咱都不是大富之家，您要玩这个，永远都是罗锅上山——前紧（钱紧）。”

 2 

“秀才礼”见证文人之交

在妙鉴斋，孟老师也聊起过他和很多精于金石鉴赏的前辈的交往。谈及张彦生先生，孟老师说自己很早就与他结识：“张彦生在《善本碑帖录》里提到的‘孟氏’就是在下。他比我大30岁，记性好又勤快，与当时很多大学者、大藏家过从甚密。他是大内行，又赶上了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人以后很难再有了。”说起谢国桢先生，孟老师告诉我，谢国桢先生对汉碑情有独钟，他当年手头宽裕，收了不少好本子，“我所见过最精善的张迁碑，便是谢国桢先生收藏的明代早期拓本，那张迁碑整本字体肥硕有力且有弹性，不是后来平直僵涩的笔画，张迁碑历经数次洗碑，但那本却是未经洗碑的善本，我后来再也没见到那么早的本子。”

我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他与启功先生的交往。孟老师的碑帖善本，大多有启功先生的题签和题跋，当年两家离得很近，启功先生在妙鉴斋看到心仪的本子，不管是多么珍贵的善本，说句“拿回去研究研究”，就直接带走了。孟老师也会拿着藏品到启功先生家请他题跋，启先生也总会奉上长跋一篇。逢年过节或是兴之所至，启功先生会带来一份礼物，有时是一幅书法，有时是一幅朱砂竹子。启功先生每次都客气地拱拱手，说：“送您一份‘秀才礼’”。孟老师说，“秀才礼”是知识分子之间交往的特色，他和启功先生交往多年，其间二人从未有过任何破费。我想这些“秀才礼”，就是二位君子之交、文人之交的见证吧。

孟老师很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运用，他总说我所处的时代比他们好，很多资料可以方便地在互联网上检索，拍卖市场上这20多年间出现的善本都一目了然，相关出版物也是十分丰富，除了早年珂罗版、石印的文献资料，还有高清印刷下真迹一等的好本子。这些出版物在他所处的那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是很稀缺、很昂贵的，“我们当年为了查找一个信息或是做针对性的校勘，只能到一家家书店翻找”。

他曾经反复和我说一定要多收集参考资料，文献中所刊行的碑帖都是已知的善本，其中有些得到重视，或公藏或私藏，被妥善保管，而有些早已湮灭，不在人间了。这些难得的善本碑帖，有些“正身好”，有些“题跋好”。所谓“正身好”，是指拓本捶拓精善、年代较早，能够捕捉到后续拓本看不到的微妙细节；所谓“题跋好”，是指题跋的内容见解独到，可能会有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他要我特别留心题跋的时间，很多现在被认定是翻刻甚至伪刻的碑版，古人在当年题跋时，也许见过原石拓本。孟老师告诉我：“谁，在什么时间，看到了什么，从这些线索上可以推出很多东西。”

 3 

惠后学整理恩师之藏

孟老师走得很突然。2017年11月24日下午，他突感心脏不适，吃了速效救心丸后仍不见缓解，于是家人急忙叫了救护车。但正赶上北京交通晚高峰，道路拥挤不堪，救护车等了很久才赶到。孟老师被送到医院时虽然意识还很清醒，但已经来不及抢救了。我听闻这一噩耗是在一周之后，当时很懵，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原本和孟老师约好在第二天见面的，没想到这一约会，此生竟然再难成行。

孟老师生前对于自己的藏品有整理、编目的想法，他对我说起过，很多藏品“还没来得及拾掇”，因为年纪大了，精力不够，且住的地方空间也有限，实施起来很不方便。在鉴藏碑帖的过程中，孟老师陆续做了很多关于金石碑版看法与心得的札记，都记在一个个笔记本上，有些是对于古人著录的理解，有些是对判定某拓本品级的考量，有的记录连续好几页，有的只是草草几行……这些笔记本有好几摞，体量不小。这些文字虽然零散，无法接续成篇，但是我仍觉得有很大的出版价值。他对我的建议一直很犹豫，说自己由于患病的缘故，写字手抖得厉害，以致很多记录过于潦草，大概只有自己能认出具体内容，又说很多观点可能过于主观、片面，担心刊行后误人子弟。最终，无论是妙鉴斋碑帖图录，还是研究碑帖的手稿札记，直到他去世都没能提到出版日程。

我想，如果能将妙鉴斋旧藏的善本碑帖以年代编目、以图文形式排版，并参考张伯英《碑帖论稿》的样式，直接将孟老师的笔记照片附上，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出版，对于总结孟老师毕生所藏与惠及后学，将是一件功莫大焉的好事。

我要感谢孟宪章老师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也要感谢翁连溪老师，他督促我录下和孟老师聊天的语音资料，并建议我及时整理所学知识。正是因为他的督促，我才能清晰地梳理出和孟老师每一次的聊天内容，这些资料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宝贵的。

在孟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些百思不得解的疑问，他的一两句话，就能让我恍然大悟。我一直对孟老师执弟子礼，他却总说“您别见外”。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回听了很多当时的录音，恍惚间觉得老师从未离开，闭上眼睛，在我的脑海里，穿过那条狭长的过道，推开那扇铁门，那个拄着拐杖的慈祥老者，还会笑眯眯地站在平房门口迎接我。愿孟宪章老师在天堂安息，也愿妙鉴斋的这批珍贵藏品都能有个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