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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诗歌在先秦诗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也取得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其代表作为汉乐府民歌以及五言诗体的成熟。 汉代乐府民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其所载录的西汉民歌篇目即有一百三十八篇之多，而现存两汉乐府民歌总共不过四十首左右。但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篇章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汉代乐府民歌以叙事为其特色。这同《诗经》民歌以抒情为主不同。这些歌辞描画了 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淫与腐朽， 反映了长期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人民对封建婚姻的抗议、对自由爱情的热烈向往，为后代提供了一幅幅生动具体的汉代社会现实生活图景。汉代乐府民歌善于通过戏剧情节的铺叙，通过人物语言、行动的刻画，塑造出特定环境中富有个性的典型形象。汉乐府民歌是中国叙事诗成熟的里程碑。 汉代乐府民歌是继《楚辞》之后的又一次诗体革新。明代诗评家胡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 （《诗薮》卷一）汉乐府民歌形式自由而多样。其杂言体从一到九字的句式，接近口语，富有表现力，在诗体中别具一格。而其创制的五言体诗，后来更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虽然其间要经过文人的加工与提倡。 西汉文人诗坛，颇为寂寞。基本上为模拟四言和骚体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有汉初高祖刘邦的骚体歌诗《大风歌》、韦孟的四言《讽谏诗》等。相传为枚乘、李陵、苏武等人所作的五言古诗，都不可信。 但是到了东汉，情况就有转变。早期作家班固写的《咏史》诗，虽质木无文，而采用的却是五言形式。后来张衡作《同声歌》、秦嘉作《留郡赠妇诗》，在五言诗的技巧上更有进步。而七言诗的创作也在尝试中。张衡的《四愁诗》虽没有脱尽骚体影响，但已具有新的气象。在班固、张衡的倡导下，东汉文人注意学习乐府民歌，五言诗创作更趋成熟。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风神已逼近汉乐府民歌中的优秀之作。 《古诗十九首》可以说代表了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曾正确地概括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指西汉）古诗，皆在其下，是为《国风》之遗。"（《说诗睟语》）这些古诗表现了浓重的感伤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动荡不安。 《古诗十九首》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中国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这些古诗长于抒情，善于比兴，象征衬托，所用皆妙。其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往往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其语言实为绚烂之极趋于平淡，具有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的艺术魅力。 《古诗十九首》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建安时代，由于三曹七子的提倡，终于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自此以后，五言诗的创作便成为诗歌的主流之一。因此人们曾评《古诗十九首》为"风（指《诗经》）之余，诗（指文人创作）之母"。梁代锺嵘曾经阐述过这种从四言到五言的转变在艺术上的必然性。他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诗品序》）这些话对后人辨认诗歌前进的趋向，是有教益的。 继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汉乐府民歌和"怊怅切情"的古诗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发展。尤其是由于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努力，诗歌形式由汉诗的自由质朴渐趋词藻华美，音韵调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辉夺目的一章。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思想的活跃，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现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终于使这一诗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善于向民歌学习，又缘以雅词，质朴的古诗开始转向文人诗的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尤为明显。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遂对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那种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藉、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所作诗往往多用比喻象征。特别是阮藉《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人颇有影响。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自己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锺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 晋室南渡后，老庄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谈，玄言诗流行一时。其中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他们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枯燥乏味，绝少生活情趣。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的诗人陶渊明。他是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诗人，对唐宋以来的历代作家有深远影响。陶渊明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诗人所忽视的田园景物第一次被陶渊明描绘得那样美妙和情味隽永，所以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另一类诗是咏怀诗，继承了阮藉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他的全部诗篇，雄辩地证明他有"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质朴、简约的形式中，包孕丰厚的情韵，苏轼正确地评陶诗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诗在当时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美妙的诗因和时人喜好玄言诗的风尚格格不入，所以不被当代人所重视。陶诗极高的美学价值在唐宋以来才被人们发现。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年的谢混、殷仲文的诗里，对山水的描写已逐渐增多，但他们的成就不大。谢灵运才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用全力精细刻划山水景物的诗人。诗发展到刘宋时期，更讲究形式。谢灵运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他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或描写边塞战争，或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擅长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节奏错综多变，感情奔放，笔力雄健，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在音韵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著名诗人沈约、谢脁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于是"声律说"大行，形成了所谓"永明体"的新体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新变。新体诗的出现，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此后，许多诗人写作时更讲究声律，促使近体诗一步步趋于成熟。然而永明作家因过分强调声律、词藻，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成就不高。只有谢脁的山水诗，吸取了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他的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 梁陈时代作诗的人特多，但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做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樆等人朝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女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响相沿一百多年。 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为时人所效仿。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宗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写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咏怀》诗二十七首多方面敌反映了他的亡国之恨和身世之痛，内容充实，情意真挚，风格苍凉沉郁，兼有南方文学的秀美和北方文学的刚健。庾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东晋、南北朝又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由于南北朝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尚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纵观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向，慷慨任气、刚健爽朗的建安风骨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偏重于追求诗歌形式的倾向却愈来愈甚。故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所批评。如唐代陈子昂说：“魏汉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诗是从汉代古诗发展至唐代近体诗的中间桥梁。这时期出现的著名诗人，如三曹、阮藉、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也各有其独特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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