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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巴之战(下)

 白发布衣cexroq 2019-11-27

秦权兄供图

森巴之战(上)森巴之战(中)

森巴之战(下)

第三阶段——绝望的烽烟

藏军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拉达克国内希望回归思潮,一些贵族开始联络藏军推翻查谟的统治。多玉之战中,有一个名叫强佐贡波的僧官被俘,他在赫尔密寺时曾多次出访拉萨,因此和藏军中的很多将领熟识。借此机会,他联系了戴琫比喜请求藏军开进拉达克。

但这这种重大的政策抉择,不是一个小小的戴琫(大概相当于团长)能够决定的。时间不等人,强佐贡波只能先行回国在国内进行联络。回到拉达克后,他找到拉达克王子的遗孀,以她的名义在拉达克号召起义反抗。随后,他去上拉达克征兵,欧布才旺饶丹夏姆地区征兵,暴动的风潮迅速在拉达克全境蔓延开来,巴尔蒂斯坦桑噶普里格再次成为拉达克暴动的中心地区。

被森巴人残暴统治压迫的忍无可忍的拉达克民众云集相应,据说,从18岁至70岁的拉达克男人都参加了暴动。为了防备拉达克人暴动,森巴人将拉达克的军事物资全部收走,甚至就连铁器都不放过,这些物资都被运至列城附近的几个城堡之中,严密看护起来。当拉达克民众再次暴动之时,他们只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即便是在如此困顿的情况下,暴动的拉达克民众依旧和查谟驻军展开了血战,在普里格、桑噶和巴尔蒂斯坦查谟驻军被击溃,森巴士兵被扔进河里,这些地方很快就建立起了地方政权,所有亲查谟的商人、官员都遭到清算,愤怒的民众还捣毁了森巴人建立的清真寺和礼拜堂。

虽然拉达克反抗的如同烈火燎原,但就像上次说过的那样,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属民的反抗只能算是暴动而不是起义。强佐贡波欧布才旺饶丹以王子遗孀的名义挑起了暴动,但列城和拉达克的傀儡王室依旧在查谟军队手中。一部分拉达克贵族也联络了英国人,但就像我们早就知道那样,英国人支持反倒是查谟的国王谷郎森

多玉之战后,满清政府曾一度命拉萨“掌办商上事务”管理拉达克等地,允许拉达克人民到噶大克“挖金为业”,并“妥立章程,以为久安之计”[21]。但显然,噶厦政权对于拉达克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他们对拉达克暴动支持只是戴琫比喜派遣了600名藏军进入拉达克协助暴动民兵[22]

这支由100名骑兵、500名步兵组成的藏军,没有携带任何重型武器。与其说是拉萨噶厦政权出兵帮助拉达克起义,还不如说是戴琫比喜的个人行为,或者这些部队本就是用来维护边境稳定的。

当拉达克的义军汇聚到列城附近之时,没有统一领导的弊端暴露无遗。查谟军队早就列城周边险要之地修筑了城堡工事,这些城堡都是在第一次拉达克暴动之后,强迫周边民众修筑的,城堡极其坚固。拉达克义军手中没有任何攻城器具,这能靠血肉之躯,冒着森巴人的炮火仰攻城堡,其结果可想而知。无数拉达克人的鲜血流淌在险峻的山坡上,甚至汇聚成了红色的溪流,此战之后,这处山谷盛开出漫山的山桃花,这些盛放的山桃花上流连着拉达克人最后的复国之梦。

拉达克人的勇气催开了满山的桃花,但城堡却依旧难以接近。为了能够攻克坚堡,拉达克人甚至将本来用来上贡查谟王国的铁条收集起来铸成大炮,还请来喇嘛为其施法,以求佛祖降下天罚,但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任何效果。拉达克义军手中如果能有藏军的“劈山大炮”,可能拉达克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可惜,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就在义军围攻列城周边堡垒之时,谷郎森正在阿富汗作战,得到了拉达克暴动的消息,他马上派遣哥哥德颜·辛格为统帅,集结了一支5000人的军队,配备了御寒装备和火炮。1842年2月,这只强悍的森巴军队由迪万赫里金德(中国史籍作叠洼)和瓦齐尔·拉塔奴率领,从克什米尔出发,翻越满是冰雪的雪山隘口,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严寒的冬季长途跋涉突然出现在卡拉则。查谟援军到达的消息传到列城后,围攻城堡的义军四散而逃。森巴人残暴的面容早已深深的印在拉达克人的噩梦之中,不但义军逃走,就是拉达克的傀儡国王也从列城逃走。

森巴军队的强势介入,导致投降势力再度抬头。在投降贵族的协助下,巴尔蒂斯坦和桑噶的义军很快便被森巴军队用强硬手段扑灭。在这次浩劫中,拉达克全境的寺庙几乎都被捣毁,寺产、经卷均被洗劫、焚毁。拉萨的噶厦政权也为他们的消极付出了代价,驻扎在吉哲的藏军很快就被查谟军队包围。迪万赫里金德(以后简称迪万)切断了藏军的水源,藏军断水后不得不饮用马尿、驴尿解渴。多次突围失败后,这部分藏军只得解甲投降。

身在日土戴琫比喜得到消息后,派遣1000藏军前来援助,但援军在途中便被乘胜追击的查谟军队击败。查谟军队随即再次攻入阿里,败退的藏军在咙沃玛(今哈弄河附近)稳住了阵脚,并与拉萨派来的援军汇合。

应该说第二次入侵阿里的森巴军队,给藏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西藏军队曾数次试图进攻多阔这个据点,但都被森巴军队击败,为此,藏军损失惨重。稳固了多阔据点后,森巴军队在咙沃玛与藏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对峙。不幸的是森巴人抢占了周围山峰的制高点,藏军只能被迫在河谷节营,查谟军队借此在高地修筑火炮阵地,居高临下轰击藏军。

在这种形式严峻对峙中,噶伦久美策旺班觉带领部属前来援助,一路上风餐露宿、昼夜兼程,不幸在行军马背上“因忧劳过度,以致呕血,立时身故”[23]久美策旺班觉是森巴战争的直接指挥者和参予者之一,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为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位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其功绩与同时期在东南沿海前线,为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而英勇捐躯的关天培陈化成等人相比,也可谓不遑多让。雪域高原的雄鹰虽已远去,但其伟岸的身影依旧应该长久的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秦权兄供图

之后双方互有胜负,藏军饱受火枪远射之痛,而森巴人则被高原的气候折磨的死去活来。 就在双方苦苦支撑的时候,投降派再次成为事件的胜负手。迪万在拉达克塘巴头人索南觉丹的建议下,在河道狭窄的地方筑坝蓄水,导致河谷中的藏营被上涨的河水淹没,藏军所有的装备和火药均被浸湿。战局演进到这个阶段后,中外史料对于战争结局的记载开始大相径庭。

我们先来看在印度、克什米尔及西方一些论著中,对于这次战争结果的叙述。

原克什米尔土邦官员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撰写的《查漠史》中,记述如下:“……(藏军)在珑郁玛(咙沃玛)建立了坚固的兵营……迪万一直追击到兵营附近。敌人(指藏军)退入兵营后,迪万就包围了兵营。一连八天,除了小规模接触外,没有发生战斗。敌军兵营十分坚固,道格拉人(森巴人)无计可施……在第八天向兵营发动进攻,但未能获胜……古迈丹萨尔道尔·辛格士兵阵亡300多人,许多人受伤……和道格拉军队在一起的有一个努尔拉人强已觉丹(索南觉丹)……他对迪万说,如果通过某一条路把河水引入平原,便可将兵营淹没,被围困的军队就非出来不可。迪万……立即作了部署,把河水引进了平原。

河水向平原流了三天,兵营全部被淹。敌人想方设法躲避洪水,但终于无计可施,物质和战具全部被水淹没,外面又有道格拉军团团围困。他们无地可居,无路可逃,迫不得已,只好请求迪万饶命。迪万以宽广的胸怀派卡齐·纳迪尔·阿里瓦齐尔穆德萨迪前去安抚他们。拉萨军队的全体官员都不带武器来到迪万这里。迪万以礼相待,没收了被围军队的武器和战具恳给他们一条离开兵营的道路……总之,迪万对拉萨军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与他(指佐尔阿弗尔。辛格)的打算相反,迪万没有努力去收复瓦弄尔当初征服的地区,由于健康原因,他在庆祝了这一伟大胜利后便回拉达克去了……笔喜代本索康克本到了拉达克……拉萨政府通过噶尔交噶术巴求和,噶尔本来到拉达克的迪万那里,代表拉萨政府任命笔喜代本(戴琫比喜)和噶伦索康为和谈代表[24]

依据《查谟史》的这段记载,水淹之前,藏军坚守营垒,森巴的进攻无果,似乎损失不小,但水淹藏军后,藏军再难支持,向查谟军队投降。迪万获胜后,并没有继续乘胜进攻,而是撤兵回到了拉达克,《查谟史》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健康原因。藏军首领噶伦索康戴琫比喜来到了拉达克(原因没有交代,很有可能是被俘)。随后,西藏政权的派代表来到拉达克求和,并任命二人为谈判代表,双发进行了和谈。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在《拉达克王国》中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

《查谟史》的记载从表面上似乎很严密,但其中确有一处并不符合逻辑,这点我们后面详细说。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史料是如何记述这场战争的吧。

在西藏方面的资料中,对于战争后期的描述迥然不同,例如;时任驻藏大臣孟保的奏疏中说:“……噶布伦(噶伦索康)在唐古特边界咙沃(咙沃玛)地方扎营防守。于七月二十七日,有森巴贼目巴占带领番众,直逼咙沃营盘,与我兵拒敌,连日接仗,随将贼目巴占歼毙,并杀毙番贼一百二十余名,贼众退去二十余里,与噶布伦扎营之所仅隔大河一谴。该贼暗将河之上流砌立长堤,灌我下游营盘。噶布伦当将官兵移至高阜紧要之处,设法抵御。复于八月初二日,有森巴头人叠洼(迪万)带领贼众分起前来,……我兵尽力抵御,……未容该贼阑入唐古特境。该贼因连次败衂([nǜ] 挫折),遂派小头目热登及通事阿密足来营求和。噶布伦戴捧(代本)比喜密察该贼情形,实有畏惧之意,始行允准。于八月十三日,据谷郎森,并然吉森,及克什米尔各部落之头人叠洼(迪万)等,同具悔罪,永远不敢兹事,切实甘结,该头人等即将各番众全行撤回等情凛报前来[25]

这封由时任驻藏大臣孟保,写给道光皇帝的上奏,对于战争的描写非常充分,不过篇幅很长,我只截取其中有用的部分加以陈述。

孟保上奏道:“1642年七月二十七日(阴历),森巴将领巴占带兵进攻位于唐古特边境的藏军营垒,噶布伦与敌连日交战,击毙巴占,敌军退兵二十里。敌军在上游河道筑坝叠水,使我军营帐被淹,噶布伦将营帐移至高处,设法抵抗。八月初二,迪万再度领兵前来,多次进攻均被我军阻抗,敌军没有能够进入唐古特境内。敌军连续失败,于是派小头目来到前来求和,噶布伦戴捧比喜了解到敌人有畏惧之意,于是同意了求和的请求。八月十三日,双方进行了和谈,迪万等人同具悔罪,表示永远不敢兹事,于是,双方撤兵回境”。

这封送给道光皇帝的上奏,从行文描述上充满了大帝国天威浩荡,边境宵小摄于天威狼狈逃窜,再无鼠胆冒犯边境的感觉。估计道光看后也能龙心大悦,一块石头落地。但这种文过饰非的上奏,其实隐秘其中很多的细节,只是着力强调了汉藏军队的胜势,借以来安慰皇帝的焦虑。好在保存在藏地的藏文资料中,我们还能得以一窥其中的曲折。

森巴人放水淹藏军军营后,索康噶伦“指挥若定,稳住阵脚,将我军迁到附近的一座大土丘上,并挖壕筑垒,依托沙丘,声势复振”。七月二十二日(此处的日期,与孟保奏折所属日期不相符),森巴大头目迪万领兵来战,未能得手,在藏军的沉重打击下,只得派人求和。索康噶伦等接受了森巴人的求和,并“派噶尔本觉杰和三个助手,他们毫无惧色,出城、过河流,迈着矫健的步伐,挺胸挺首进入敌战营”。但森巴人因其官职小,不予其谈判。后索康噶伦与比喜等人带领随从,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森巴敌营,与之谈判,议订立和约[26]。草签了协议之后,康噶伦与比喜等人来到拉达克首都列城,拉萨噶厦政权也正是授权二人负责谈判事宜。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9月17日,双方正式在列城签署了停战协议。

对于这场战争结局的描述告一段路,那么在这些结局迥然不同的记录背后,究竟谁才是获胜者呢?以及隐藏在其中的一些非常值得玩味的细节,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从战局来看,藏军被水淹之前,森巴人的进攻没有得手,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点双方的史料记载基本一致,水淹之后,《查谟史》中认为藏军一溃千里,再无还手之力,噶布伦和戴捧比喜被俘,随后被带到列城。拉萨政府的代表来到后,二人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并最终代表西藏签署了协议。

这种记载我个人认为并不符合逻辑,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一个政权会指派兵败被俘的将领主持停战谈判的。你想想,战场上都已经被对手俘虏了,在谈判桌上,还能指望谈出什么好结果,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拉萨噶厦政权就是再没人,也不会缺心眼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一点极不可信。

另外像孟保上奏所言,藏军被淹后,奋起神勇,痛击来犯的迪万,迫其求和,似乎也有粉饰之嫌。

近代军队对敌,首先是较量的是气势,其次是装备。藏军火药被淹,困守在一处土丘之上,就是有能力抵抗进攻,军心士气又能剩余多少,实在是值得怀疑。所以藏军之后大胜,迫使迪万求和这件事儿,估计也就是忽悠皇帝高兴用的,真实的战况应该不至于此。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最终双方谁也没干服对手。藏军在土丘上苦苦支撑,森巴人自己也撑不住了,毕竟阿里的气候,实在不是那么令人愉悦。

战场的僵持让双方都有了谈判的意愿,但想谈和能谈成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所以才会有嫌弃谈判代表品阶太低之类的试探。直到噶布伦戴捧比喜亲身入敌营,和平协议的草稿才算是基本确定。

然后,此二人跟随森巴军队来到列城,拉萨政权的代表赶到后,授权他们全权负责协议文本的正式签署。协议的草稿拉萨政权应该是已经看到了,知道协议的大致内容,再授权代表临机决断,这才符合常理。

所以我才会断定,噶布伦戴捧比喜二人被俘压往列城,而后又被授予谈判代表的职权,此事绝无可能。当然,藏族学者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例如、恰白·次旦平措等撰《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一书,则认为此役“西藏军战败”,比喜等人被俘[27]

双方在列城签署的协议,不但没有解决拉达克问题,反而成为了现代对于边境划分各执一词的理由。这份由西藏地方政权查谟王国签署的协议,现存两个版本,分别由波斯文藏文书写,但两个版本书写的内容存在诸多出入,而且没有规定以哪个版本为主,“仅仅这一点,就有足够的资料可以使练达的外交家们辩论几代了”[28]

目前被各方认可的协议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双方承诺保持和平;第二、查谟王朝承认拉达克和西藏历史上旧有的边境划分,并答应让原拉达克国王的王后及二位兄弟返回列城,并做妥善安排;第三、拉达克每年对西藏的朝贡照旧,查谟王朝不得干涉;第四、双方之前的贸易关系依旧维持,彼此为对方的往来官员和商队提供的免费食宿供应也因循旧例等。

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协议谈判的基础只是基于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并没有涉及拉达克最终地位的归属这一核心问题。所以,这次签署的协议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停战协定,而不是确定家国边界的协议。藏文资料称其为“甘结”,实际只是保证书。满清驻藏大臣上奏朝廷的奏折中,从未提及此项协议。所以,清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有过此项协议。这个一是由各自地方当局签署,并未经各自国家中央政权批准的协议,在英国人撰写的《中印边境》一书中也认可这一事实[29]。也因此,现在的中国政府也从未认可过这个协议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政府从未认可拉达克归属于印度版图。

西藏噶厦政权签署的这个貌似公平的停火协议,仅仅满足于保持自己的实际控制线,并陶醉在所谓“年贡”这一虚幻的幸福之中,却弃拉达克大片的领土和众多的属民于不顾。查谟王朝通过协议限制了西藏对于拉达克事务的干涉权,借机在拉达克境内进行可疯狂的镇压和掠夺。对于参与暴动的民众,他们采用断肢、砍头、纹刑等残酷野蛮的手段镇压,并焚毁、洗劫了几乎所有的寺院和王宫。

通过拉达克王三位秘书和一位隐居喇嘛的记录,我们能够知道谷郎森的部下是如何洗劫拉达克王宫和寺院的。“(他们)劫走大量金、银、珠宝、丝绸、茶叶等财物,甚至连祭祀用的金银铜器、地毯和丝绸衣服也不放过。喇嘛尤罗寺庙的大厅曾是喇嘛们聚会并向佛陀祈祷的地方,现在却拴上了骡子、驴和马匹,它们从窗户里嘶鸣。大喇嘛领导僧众礼拜的内礼拜室,也拴上了马。经书被毁,其他东西被扔到一个角落里,象是牲口的一堆草料。他们还捣毁了王宫、贵族邸宅、庙宇和学校,用它们的材料建造堡垒和军营。他们用来铺屋顶的材料不是桦树皮,而是用金、银字写成的佛典的书页和印有神圣经典的贝叶(贝叶经)”[30]

经过这次镇压和洗劫,拉达克国内再也没有出现能够反抗查谟统治的力量。1842年,拉达克傀儡国王贡嘎郎嘉被废黜,拉达克完全被置于查谟王国的统治之下,绵延八百多年的拉达克王国灭亡,从此再没有独立的身份,也再没有自己的历史延续。到1845 -1846年,英国发动第一次对锡克王国的战争,通过双方签订的《拉合尔条约》,逐渐控制了锡克王国。战争中,克什米尔查漠大公谷郎森保持中立,事实上协助了英国人对于锡克王国的吞并。至1846年3月16日,谷郎森与英国签定《阿姆利则条约》,查漠王国逐渐沦为英国的附庸,其侵占的西藏拉达克地区,也就逐渐落入英国之手,这成了后续印度对于拉达克地区提出主权要求的基础[31]

最后,对于拉达克的历史,我们必须要再次明确一个观点。这就是,在漫长的历史绵延中,拉达克一直是一个中国境内属国的面目出现,不论是在古格王朝国家联盟时期,还是在阿里国家联盟分裂,诸国分立后,拉达克依旧是阿里国家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国家联盟,为了抵御克什米尔异教徒的侵袭,曾屡次互相出兵援助,这充分证明了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盟联系。即便是到了清朝时期,拉达克依旧是以一个西藏地方政权属国的形式存在,其对于拉萨的朝贡和清朝对于拉达克王的诏书与封赐都能充分说明这种关系。就像我们曾提及的那样,历史学家也是人类,某些时候,脑袋必须要为屁股下面的板凳负责,所以,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所谓拉达克王国拥有独立地位的论调。

但凡是尊重历史,不抱任何偏见的学者都承认,拉达克的地位并不存在所谓独立的问题,例如、英国史学家马克斯韦尔,在其著名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引用A.P.鲁滨《中印边境争端》一文说:在19世纪,“认为拉达克是西藏的一部分大体是最妥当的,其地位与西藏高原的河谷地带中的其它小邦十分相似。它们都对拉萨政府有某种从属关系。拉萨政府的权力来自达赖喇嘛的超凡的地位,而由喇嘛寺院组织管辖之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加以贯彻,西藏当时毫无疑问是在中国控制之下”。

对于谷郎森(古拉伯·辛格)和倭色尔(左拉瓦尔·辛格)虽然他们在克什米尔被尊为征服者,拉达克还有他们的塑像以及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城堡,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对于拉达克来说就是“真正的侵略者”[32]

至此,这块面积达到十九万平方公里的故土,别离了它的故乡,成了一块我们只能遥望的版图。前些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想要造访他是如此的困难,阻隔我们并不是遥远而高耸的雪峰,而是心中那条久久不能愈合的伤痕。借用于右任先生临终的诗句来为这篇挽歌的结尾吧!国有殇,焉能忘!!

《国殇》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1][13]、《英美侵略克什米尔的阴谋》中译本__维杰·库玛(印)著;[2][24][29][31]、关于19世纪西藏与森巴战争的几个问题_周伟洲;[3][21]、1684_1842年拉达克与中国西藏的政治关系研究_徐亮;[4][6][8]、《试论西藏杭击森巴入侵之战》_次仁加布;[5][11][22]、拉达克王国_道格拉人占领拉达克_L_伯戴克;[7][9][30]、1840年_1841年西藏与森巴在阿里地区之战原委_陆水林;[10]、与鸦片战争同时的森巴战争_王共蒙;[12]、《拉达克简史》李友义驿;1840年_1841年西藏与森巴在阿里地区之战原委_陆水林,拉达克王国_道格拉人占领拉达克_L_伯戴克;[14]、1840年_1841年西藏与森巴在阿里地区之战原委_陆水林;《古拉达克一历史与文明》_卡久·西甘达尔·汗·西甘达尔著:(列城,1987年乌尔都文第版);[15][17]、《清实录道光朝实录》;[16][23]、论森巴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_苏发祥;[18][19][20]、1684_1842年拉达克与中国西藏的政治关系研究_徐亮,《清实录道光朝实录》;[25]、孟保:《西藏奏疏》卷1,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孟保奏折,关于19世纪西藏与森巴战争的几个问题_周伟洲;[26]、《试论西藏抗击森巴人侵之战》_次仁加布,《西藏与森巴战争》;[27]、《西藏通史—松石宝串》_恰白·次旦平措等撰,关于19世纪西藏与森巴战争的几个问题_周伟洲;[28]、《中印边境》_[英]A·兰姆著、民通译,关于19世纪西藏与森巴战争的几个问题_周伟洲;[32]、《古拉达克一历史与文明》_卡久·西甘达尔·汗·西甘达尔著:(列城,1987年乌尔都文第版).页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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