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历史爱好者常见的几个认识误区｜文史宴

文/桓大司马

 

十一月份，大司马参加了新亚文化举办的青岛游学活动，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康有为（晚年居住在青岛），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青岛是日德交战的战场）。近代史学名家、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休教授汪荣祖老师作了“康有为思想述评”、“中国与欧战”的讲座，青岛当地的康有为故居纪念馆研究员提文凤老师、青岛文史研究专家衣琳老师则带大家参观了康有为故居、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详情如下：

 

本次游学活动的主题是近代史，但大司马对近代史没什么研究，而有幸借此对汪老师擅长的另一个领域历史理论进行专门请教。十年前大司马看过汪老师的名作《史传通说》，这次谈到网络历史爱好者在历史理论方面常见的若干误区，向汪老师请教如何从历史学高度来纠正这些误区，得汪老师悉心指点，所得匪浅。大司马将结合汪老师的教益，撰文谈一谈网络历史认知的不足之处以及改进之方。

青岛康有为故居

汪老师年高德劭，与萧公权、何炳棣、钱钟书等前辈大家均有渊源。汪老师的名作《史传通说》贯穿中西史学，通篇以文言文写成，且常以骈俪出之，不但史识卓越，而且文采斐然，是真正的文质并重，当年曾深得一代大家钱钟书的赞赏。可惜大司马当年是借的朋友的书，虽然爱不释手，但只读了三分之二就被朋友索回，网络虽有卖但不喜旧书所以一直没买，好在汪老师告知此书即将推出新版，大司马正计日以待。

汪老师的《史传通说》是一本文质并胜的史学史名作

下面，大司马将列出一些网络流行认知，结合汪老师的指点进行解析。造成这些认知误区的原因，有一些是将有限定条件的论断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来滥用，有一些则是对历史学名言理解有误所致。

1、历史能够用数学公式来解析吗？

有一些朋友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历史学不过是科学的一种，故而历史研究法完全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法取代，其中比较极端的又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根基，故而历史可以完全用数学公式来解析。

喜欢这样想的朋友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要不就是理工科尤其是工科出身，业余爱好历史；要不就是非历史系的其他文科出身，认为文科的研究方法混乱，不满之下乞灵于理工科条理清晰的研究方法，但是实际上前者对历史学了解不够，后者对科学和历史学了解都不够。

其实这种思路并不稀奇，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过现在已经过时了。19世纪是科学迅猛发展的世纪，时人心目中自然科学的规则“神圣”之至，这些规则深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学科，对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确实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时人认为科学知识是绝对客观的铁律，人的意志在科学面前不值一提，于是产生了较为极端的轻视历史中人类意志的倾向。

在这种思潮下，先后产生了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前者认为在书写历史时要消灭历史学家的“自我”，只能把与自然科学实验材料相当的史料绝对客观的呈现出来，后者则热衷于寻找类似于科学定理乃至数学公式一样的“历史规律”，找到以后把参数往里面一套不就能得出结果了嘛。应该说兰克、巴克尔都是大家，其研究方法对历史学都具有极大的开拓作用，但也都有明显的缺陷，作为后辈虽不宜苛求古人，但对于方法论的缺陷需要有清醒的认知。

史学大家兰克

客观主义史学因为强调科学式“客观”，想要尽可能的摒弃人的感情、意识等干扰因素，所以选用史料的范围很狭窄，特别重视文件，但艺术品、民俗等许多如今用来重新发现历史的绝佳史料被摒弃在外。实证主义史学要找的“历史规律”也无法找到，因为历史受到无数人意识的叠加影响，而人脑本身又极其复杂至今仍未能完全明白其运作规律，极其复杂的人脑×极其庞大的人群，导致参数极其庞杂，变量极其巨大，且人脑变化规律本身也不够清晰，加上历史记载本身是不完全的、有缺块的，实验数据都不全，怎样可能找到定理、公式一般的规律呢？从错综复杂的历史找到一些大致的道理是有可能也应该追求的，但要用数学公式作为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则无异于痴人说梦。

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到计量史学。不错，计量史学经过年鉴学派的推广，已经广泛的运用在历史研究中，但是①数学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可使用的地方有其限度；②即使在使用数学方法的地方，除了数学方法还还会参用其他方法；③汪老师还特别强调，计量史学如果数据和统计方式选择稍有不慎，就容易只看见表面而忽视内里，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以上只是列举了这些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历史研究法的局限，而更大的挑战则来自于科学本身的演变。20世纪以来，随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提出，以及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被证伪（其实还可以算上近年的量子力学的迅猛发展），科学家发现科学是无限的，当前归纳出来的科学规律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只是建立在概率之上的客观，而现阶段发现的自然规律也有可能被新的形式取代，这无异于对极端排斥宗教、人文的科学教徒给予了当头痛击。

到20世纪，随着解释学的发展，科学和历史学都注意到人的意识在研究自然现象和记载史料上的重要作用，人们发现人的意识和社会历史条件不但对历史学，对科学也同样有约束和限定作用，通过研究以往的人类研究自然现象、记载史料的方式，可以得出新的解释、新的学科方向。可以说，到今天连科学都不再排斥人的意识的因素，何况历史学呢？

所以，认为读史只要、只能看数据，把诗文、书画、思想、宗教都视为臭老九穷讲究的玩意儿的科学教思维应该改改了。

2、历史人物只能记录不能价值判断吗？

有一种网络流行说法，认为历史人物只能记录，不能价值判断，只要一价值判断就掺杂了主观性，就落了下乘。奉行者也以极端强调“理性”、以“理工科”思维自豪的人群为主，与信奉上一条的人群高度重合，另外也有一些人只是因为自己喜欢的某个人物如汉武帝、朱元璋饱受批评，采用这种话术来进行防守，并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其实这种认知跟上一条一样，不能说没有道理，对历史学的研究还很有裨益，但是万事就怕极端，尤其是与自然科学有明显差异的历史学，无法构想做实验时的“理想状态”，更加不能要求极端纯净的状态。

其实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对历史进行价值判断是家常便饭，汪老师的《史传通说》进行了很宏博的归纳，比如中国有名的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近世英法德等国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中扬己抑人，甚至普鲁士学派以国家之恶为善，都是寓强烈的价值判断于历史写作之中。

近代自然科学的风尚进入历史学之后，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此进行了反拨，强调书写历史时要摒弃历史学家的自我以做到绝对的“客观”，这对摆脱以价值观左右历史有巨大的作用，对于历史学也有很大的促进。

但是①绝对的客观是做不到的，历史学家就算尽力去做，在叙述的用词上也依然会不自觉的掺入主观的因素，只有多与少的差别，而且随着科学理论自身的发展，科学本身都不是“绝对客观”，历史学自然更无须强求，只要不被主观因素影响到研究就可以了；②兰克自己也认同“历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并不彻底排斥评论历史，只是强调在历史研究中不能让价值判断左右对历史真相的探寻，认为探寻客观的历史更首要而已。兰克的弟子阿克顿勋爵甚至主张以道德评史，与其师貌似截然相反，实则二者之间的分歧可能并没有彰显出来的那样大。

主张道德评史的阿克顿勋爵虽然颇受批评

依然是历史大家

既然历史学需要评论过去，人们自然可以评论历史人物，其中自然也包含价值判断，只要价值判断站得住脚，且不用价值判断来干扰历史研究，当然就无伤大雅，也不会落入下乘。汪老师谈到，许多研究纳粹德国的名作，虽然没有对纳粹德国破口大骂，但多会有专门的“怎样避免纳粹化”的章节，这不已经是非常明白的价值判断，将纳粹视为滔天大恶了吗？

大司马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通俗历史的写作与学术研究又有区别。学术研究应该尽量避免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评论，严守其学科范式。通俗历史则需要帮助大众建立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印象，也要厘清被人有意歪曲历史形象，只要历史认知本身站得住脚，加上价值判断来强化读者的印象并无不妥。

3、历史不容假设。

这句话大司马不知道是谁最先说的，查了很久资料，问了不少朋友，都说不出来，应该不是哪位历史名家说的，所以说这句话就是一句村言野语而已，不足以拿来做论据。

向汪老师请教时，汪老师也不知道谁说的，但汪老师确信这绝不是一句名言。如果说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可改变，那是一句不必说的废话，但西方史家经常讨论美国内战如果南方胜出，将如何？希特勒如果打败俄国，又将如何？类此问题不是在假设吗？他们认为这是“另类思考”（alternative thinking),有助于理解历史，从大势所趋中找出偶然因素，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原本是历史哲学争辩不休的问题。

大司马也谈谈自己的理解：历史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只不过这些偶然性会受到历史大势的规束，许多时候会体现出所谓“历史的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并不是绝对的，历史也没有绝对必然的走向。现在流行用大概率、小概率来取代必然性、偶然性的表述。既然承认存在概率，自然就可以假设，而且假设还可以促进对历史的认识。近年来很火的尼尔·弗格森的作品《未曾发生的历史》，就是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探讨历史的可能动向的佳作。

这句话可以与“存在即合理”参照来看，这里的“合理”说的是有其理由，而不是价值判断“有理”，“存在即合理”并不是说只要能存在的东西就都是好的合适的，需要特别注意。

4、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句话本身没什么问题，因为任何人在描述历史时都不可避免的会加入主观因素，有的人还故意歪曲，导致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记载。但是由此引申出的两个观点则有问题：①历史可以任意歪曲，故而不可求得历史真实；②既然历史书写含有主观性，无法求得100%真实，后人就可以对历史随意解释，为现实服务。

第一个观点与后现代主义史学旨趣相近。汪老师谈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热衷于解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话语权力，既然历史无法求真，那么历史学家也就不比普通人强到哪里去。但是历史虽然限于材料无法求得100%的真相，却可以通过历史学家的努力不断的接近真相，70%真相与60%真相相比，就有巨大意义，可能催生新的观点和方法，所以还是要对历史学家有信心。历史学科本身也在发展，分析工具越来越丰富和完善，历史学家钩沉稽古的能力在不断上升，借助新方法和新材料已经发现了不少秘辛（比如分子人类学展现了人类迁徙的路线，唐代墓志的出土改写了安史之乱与晚唐藩镇的研究等，以上为大司马举例），将来只会发现得更多。既然历史学家能够越来越还原历史真相，当然也就不能对历史任意解释，乱带节奏。

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之父罗让的神道碑

最近仇鹿鸣在《长安与河北之间》进行了出彩的运用 

汪老师还说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主将都不是历史学出身，后来陷入困境，真正的历史成果也比较有限，影响力日益减小。不过后现代主义史学促进了新历史主义的诞生，让更多的人从更多的方向来研究历史，比如从艺术品、民俗中提取古人的观念，来加强对古人所处时代的认识，已经成为近年的显学，其中颇有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启发之功。

5、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句话是克罗齐说的，与19世纪的历史主义颇有纠葛，此处不详论。这句话的本意是对历史的研究会反映出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和关注点，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已经是历史研究中需要提防的了。有的人把这句话被曲解为“可以根据当代的需要乱改历史”，那就更是不靠谱。

汪老师在《史传通说》中谈到了西方近世史学的演变，中世纪欧洲以天主教教义来作为历史的根本法则，启蒙思潮兴起后则以“理性”和“自然法”为历史的根本法则，虽然看上去很不同，但两者都有一个类似于中国的“经学”的根本大法笼罩在历史之上。至19世纪历史主义兴起之后，历史学注重史事本身的特性、个性，涵盖内心法则、心理素质、文化背景、民族特色等多个方面，汪老师认为至此历史学才不再称臣于宗教或理念，进入独立发展的黄金年代，近年兴盛的新历史主义则更加强调要注重历史发生时代的社会观念等要素。

这些如今通行于历史学界的原则其实与克罗齐的说法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对立，强调的是摆脱“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要摆脱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思维，通过掌握古人的思维来理解古人的历史。大司马举个例子，用我们现在的观念去看明清史可能问题不大，因为现在多数人的观念并没有摆脱明清时代，跟明清时代没有根本的隔阂，但是用现在的观念去看谶纬盛行的两汉、看玄佛并兴的六朝，就会不得要领，比如不理解王莽代汉为什么能得大面积的拥戴，比如以为清谈就是嬉皮士，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人喜欢历史，大部分人都能侃几句历史，这个是好事，也无伤大雅。但历史学则是专门的学问，有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和极其深厚的理论积累，必须有所了解才能进行讨论。就如今的网络历史爱好者来看，能够了解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已经是个中高手，但即便是这样的高手，相当一部分也对后来的历史学演变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易走极端。

大司马建议大家有意识的去读一读历史学者的专著，不要只满足于只看网络帖子，这样的话即便无意深入研究历史，也可以在阅读专著的过程中受到新式历史研究法的熏陶，增进对历史认知维度，也增加自己思想的厚度，现在可读性很强的历史专著其实不少。另外就是在对历史学有足够认知之前，不要像泪痕春雨大师一样试图打倒历史学家，自创一套历史研究的“绝世武功”，那样多半会走火入魔，陷入癫狂。

大司马向汪老师请益的时间有限，汪老师给予的是提纲挈领的指点，具体行文则由大司马结合自己的理解敷衍而成。大司马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欢迎大家多多批评指正。文中如有错误，都是大司马自身水平不足，或者对汪老师的指点理解有误所致，与汪老师无关。

大司马向汪老师敬赠

自己的书《宿命三国》和诗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