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不多在南疆爆发起义的同时，天京失陷，太平天国运动走向终结，大清帝国的首次近代化的努力——洋务运动也开始兴起。当时的史家不无溢美地将这段时期称为“同治中兴”。庞大的帝国在付出骇人的代价：中国人口从1851年的4.36亿，减少到1867年的大约2.8亿。之后，终于开始缓慢地恢复秩序和元气，“收复阿古柏窃据的新疆地区”随即摆上了清廷的议事日程。1873年11月，时任陕甘总督的“中兴名臣”左宗棠调兵遣将，准备发兵新疆。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潇湘大道的雕塑《湘江夜话》，反映的是林则徐（右）和左宗棠1849 年在长沙湘江边会面，并彻夜长谈抵御西方列强入侵、保卫新疆的历史故事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此事虽然最后和平了结，但围绕着“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辩论。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突然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竟然是“从海上来”！而大清的水师既不能歼敌于海上，炮台亦不能御敌于海岸，加强海防顺理成章地成为朝野的共识。可是建设海军费用不菲，购买一艘大兵舰动辄就是几十万两白银。因此，以“海防”为重，停止出兵新疆，把经费用于海防，就成为朝廷上不小的呼声。所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持此论调的便是另一位清廷重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李鸿章像 守旧派官员大多反对放弃新疆，比如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斥责洋务派在改变了“祖宗之法”的同时，也丢弃了“祖宗之地”。保守的思想和爱国的精神，在这时显出了不那么协调的一致。 以当时的形势论，欲壑难填的沙俄侵略者在征服中亚细亚的同时，以“代为收复”的名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进而要求阿古柏政权臣服。可以想见，如果清廷放任阿古柏政权的存在而不去剿灭，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盘踞的大片中国新疆的土地，也会像希瓦、布哈达、浩罕这几个中亚汗国一样变成俄国的下一份盘中餐，而十九世纪的沙俄在东方的侵略扩张行动，从来是没有尽头和界限的。左宗棠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因为海疆多事，所以才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的阿古柏政权，以便集中全力经营“海防”。不然，就会“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放弃新疆就是自撤藩篱，沙俄必将得寸进尺，不但甘肃和陕西堪忧，就是北路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也失去保障，这样北京城也会丧失门户，后果不堪设想。清政府考虑到攸关北半个中国的存亡，最终决定采纳左宗棠的意见。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才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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