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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曾在张伯苓先生创办的中学求学。1909年，梅先生考取首批清华的庚款留学的机会。在美期间，他参加了基督青年会的夏令营，并找到了心灵的归属，成为了基督徒。此后，他积极参与学校的基督青年会，和中国学生的基督徒聚会。在大学毕业时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协会的财务总管。1914年，梅先生获得电机工程学士，毕业回国。是年10月，他被聘为天津基督青年会干事。1915回清华教书。1918年，梅先生主持基督青年会在圆明园遗址举行的特别会议。1921年，他再度赴美进修，获硕士学位。回国前，梅先生遍游欧美，着重考察各地的基督青年会的运作方式和精神追求。因着他的公信力和亲和力，1926年，没有博士学位的梅先生在博士云集的清华被选为教务长，并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 作为一位基督徒教育家，耶稣基督提倡的“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贯穿于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的努力之中。在校长的职位上，他遵循《圣经》中“谁愿意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的教导，逆袭了几千年来儒家传统中上尊下卑的权力秩序，把校长的职位看成“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仆人。梅校长上任后做出了一个让人费解的举动：在行政上主动削弱自己作为校长的权利，并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工人的工资由自己付，电话费亦自己来付，连学校供应的燃煤也不要。可当遇到他认为应当为清华学校花钱的地方则出手非常大方。他认为：“清华有点儿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 正是因为梅校长作风谦和、甘居幕后、扶持员工、民主公正，清华才得以吸引了当时很多大师来任教，使得清华在极短的时间内由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一举跃为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 梅校长不看重大楼而看重大师。而他所定义的“大师”不仅是学问好，更是要在道德上堪称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 “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梅校长把建立多元化的大师团队、维护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及民主治校作为办学的灵魂。他主张大学教育应有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教授和学生应有学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而这种教育管理思想是来自于他的基督信仰。在抗日战争期间，内忧外患空前，“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清华被迫搬迁。但是，由梅校长承担主要管理责任的西南联大却成为了中国教育史的鼎盛丰碑。受益于梅校长的公平民主的管理和在各种势力之间的竭力斡旋，西南联大实现了三校融合、大师云集，为中国守住了一方学术绿洲，使学生们获得了卓越的教育。当时在哲学系念书的殷海光先生曾这样描述他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感受：“从保守到维新，从全盘西化到本位文化，从欧洲思想到孔孟思想，从甲骨文到英文，从唐诗到十四行诗，从楚辞到莎士比亚，从老庄到休谟，形形色色，好一个文化共同市场。真乐坏了我们那些青年顾客。我们确实受到心灵的鼓舞。校园内朝气蓬勃，歌声洋溢，思想开放，充满信心。”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也充分地享受了治学的自由和治校的民主。据说，哲学系的两位教授，冯友兰和金岳霖在路上相遇，金岳霖问：“芝生 ，到什么境界了？” 冯友兰答：“到了天地境界了 。” 两人默契一笑，擦身而过，各自愉快地去授课了。梅校长不仅重视大师团队，也努力营造“从游”式的自由而和谐的教学氛围。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梅校长看到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和老师的身教是启迪学生心智的重要环节。梅校长以身作则地颠覆了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里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和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用一生的言行举止实践基督的精神，为学生们做出了最好的仆人式领导的表率，激励学生们勇于作平凡人，奉献自己、服务他人。 梅校长于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湾，他将自己近50年的人生默默的奉献给了清华。他一生留给清华最宝贵的礼物，不仅是一套英明的治学思想，更是一个平凡而高尚的人格榜样和从他的信仰结出的柔和谦卑、止于至善的果子，可供无数的清华后人从善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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