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大学的中国碑 去波士顿，哈佛大学是必游之地。 那天来到哈佛大学，导游带大家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保安，更没有看到收取门票。
没有收取门票，是大家都交了旅行社十二美元的进门费。 除此之外，我对那极不起眼的校门也有些好奇——感觉它与国内任何一个大学的校门相比，都显得有点寒酸，没有派头。起初我以为这是人家的后门，但是游览以后，我也不知道前门究竟是什么模样。 进门以后，远处是哈佛先生的铜像。因为有另一帮人正在那里，导游便有意拖延时间，在附近停下来不知道叨叨些什么。 这时，我无意中发现另外一个方向有一通中国石碑。问导游这是怎么回事，“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建议过去看看，他答应回来再说。 在哈佛校园里转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大家原路返回，我看到导游有意食言，其他人对那通中国石碑也没兴趣，便擅自离队来到石碑前面。只见碑文已经漫漶不清，碑的侧面有块大理石，上面刻有英、汉两种文字，其汉字内容如下： 庆哈佛建校三百周年纪念石碑 此亭亭笔直之大理石碑乃中国哈佛校友会于一九三六年为母校成立三百周年捐赠志庆。碑文旨在纪念一六三六年哈佛大学之创建，并颂扬中美两国右文兴化、重学尊教之传统。原文楷体三百七十字，为著名学者及外交官胡适（字希疆，安徽绩溪人）手笔亲书。其时胡适代表燕京大学参与一九三六年校庆，获颂哈佛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为盛事致辞。如欲参看碑文全文，英文翻译，及有关三百周年石碑前因后果，可通过QR码链接。 这意外的收获让我非常兴奋，只因为没有使用过QR码，所以直到最近，才利用手头资料，对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 1936年，胡适为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于7月中旬从上海乘船出发，经神户、东京、檀香山等地，在7月底抵达旧金山以后，受到当地华人的隆重欢迎。当地警察因此而限制其他车辆行驶，这让胡适的内心充满歉意。 随后，他分别乘坐火车、汽车，去盐湖城、丹佛等地观光，于8月15日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并当选为学会副主席。 9月16日到18日，胡适来到波士顿参加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活动，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对于这件事情，当年《独立评论》有一篇署名涛鸣的文章，作者开门见山说：“本月十六、十七、十八三天，美国麻省剑桥地方有一个盛大的聚会，庆祝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除了一万五千哈佛同学及教职员外，世界上文化机关，届时皆派有代表前往参加。有名的学者亦联翩而至。我们虽然没有身历其境，那庄严的典礼，伟大的演讲，和那使人兴奋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作者介绍说：“这次哈佛大学正式庆祝之前，从八月三十至九月十二日，还有一个艺术及科学讨论会，这也算是三百年纪念的一个部分。被请去演讲并接受名誉学位的学者有七十五位。这七十五位都是世界上第一流学者”，其中只有一位学者来自中国，他就是胡适之先生。 作者还指出：哈佛之所以从“陋屋数椽，在为讲学之所。寥寥学子，与牛马共寝室”的阶段，发展成世界第一流大学，与美国人深信教育是立国之本有关，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则是教育立国的基本保证。 胡适先生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印度化：文化借贷的专题研究》，随后刊载在《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集》中。后来，哈佛校友赵元任回忆说：“学校颁给胡氏名誉博士，在极严肃的气氛下，胡氏登台演讲，大谈学校门口的广告，妙语如珠，令人喷饭。”随后，胡适还在纽约、华盛顿、费城、绮色佳、芝加哥等地作了演讲，最后经旧金山返回中国。 这次庆典还有许多花絮。比如校长请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以校友的身份参加，并限制他发言的时间和内容，罗斯福虽然很不高兴，但也只能从命。另外，据说那天上午，突然天降大雨，坐在主席台上的所有嘉宾，包括校长和总统在内，都拒绝打伞纹丝不动，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大家气象和绅士风度。 关于这件事情，同样是哈佛校友的竺可桢在那一年9月17日写了一篇文章《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他说：“在今天这一天，世界各处哈佛大学同学，凡不能到剑桥去的，统就地开会以作庆祝。杭州同学今天假镜湖厅聚会来庆祝母校三百岁寿辰，承请诸位来宾惠然肯来，是极愉快的一件事。”随后，他在谈了哈佛的历史之后，还介绍了三位哈佛校长。一是爱理倭，二是罗威尔，三是康诺德。如果说大家对爱氏首创选课制、罗氏推行导师制的功绩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康氏的办学方针则需要特别特别注意。竺可桢说：康氏的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一是主张学校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二是要给理论科学充分发展的机会，学校的课题不能过于注重实用。为此他解译说，英国大学就是奉行这样的办学方针，而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国则大相径庭。 1936年，正是黑色法西斯和红色苏维埃甚嚣尘上的时代，竺可桢先生的教育观点和二战前后的历史经验，至今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谢谢支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