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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名称】“追杀红色王子”行动 【英文名称】Operation Kill the red prince 【发起者】以色列摩萨德领导人伊扎克·霍菲 【行动时间】1979年1月 【目的】继续完成追杀计划 【背景】 自“上帝的复仇”行动掉脚停止，转眼间5年过去了，摩萨德接替扎米尔的是新任领导人伊扎克·霍菲少将。这个49岁的强硬派人物接收了扎米尔的摩萨德遗留下来的一切，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份“死亡名单”。 霍菲决定要在扎米尔失败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功勋，重启原来的“上帝的复仇”的暗杀计划。 在这期间，由于以色列实施了“青春之泉”行动，“死亡名单”上还剩下3人。 不久1978年初“黑九月”高级参谋瓦迪·哈达德博士在东德一家医院死于癌症。在此之前，胡菲不断地得到情报，知道这位非凡的哈达德博士一直在为“黑九月”的重大活动出谋划策，但他的隐身术十分高明，摩萨德的特工一直到他死也没能发现他的踪迹，从“死亡名单”上自动消失了。 于是摩萨德把精力都放在比较重要的暗杀对象“法塔赫”安全局长阿里·哈桑·萨拉米。他在暗杀“黑名单”上排名第二，是“慕尼黑惨案”的首席策划，绰号“花花公子警察”、“红色王子”。 霍菲专为谋杀死亡名单上的头号目标萨拉米制定了行动方案，取代号为“追杀红色王子”行动，继续追杀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11人名单上的剩余目标——萨拉米。 实际上，对于萨拉米，摩萨德已经多次下手，但都无功而返。这更加凸显了萨拉米的传奇。 萨拉米的父亲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是一位信念坚定、战功卓著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人物。后来被犹太间谍暗藏在他家中的一颗定时炸弹炸死。父亲遇难时，萨拉米只有5岁。在父亲死后，小萨拉米和他的母亲栖身在一个难民营，住的是没有电没有水的破帐篷。 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萨拉米逐渐长大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不仅相貌出众，身材修长，而且爱好体育，聪颖过人。在学校里，他的成绩首屈一指。15岁时他在中学里赢得了“最善辩论奖”。17岁高中毕业时，他表示自己对所有的职业都不感兴趣，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将所有以色列人都消灭掉。 1960年，萨拉米获得了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奖学金。当时，还未经历兵荒马乱的贝鲁特是巴勒斯坦知识界精英荟萃的地方。萨拉米进入亚美利加大学攻读工程设计。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淡忘他的政治斗争，他把巴勒斯坦同学吸引在自己周围，同他们探讨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途径。当他同全城最令人渴慕的姑娘结婚后，在同学中的影响就更大了。他的妻子是耶路撒冷一位前伊斯兰宗教大法官的侄女，这位大法官在30年代参加过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以恐怖手段对付以色列移民。 1967年，萨拉米结识了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阿拉法特是成立于1964年的巴解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自1965年起就在以色列腹地展开游击战。在见到阿拉法特之后，萨拉米对他顿生敬慕之情。而阿拉法特对精明强干、信念坚定的萨拉米也非常有好感，他当时就向萨拉米表示自己日后必将重用他。 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的诺言很快就兑现了。1969年，阿拉法特把萨拉米送到开罗附近的一个秘密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的训练。教官们在萨拉米的结业证书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萨拉米是一个拥有智谋胆识和行动能力的人，他有做领导人的才能，以后必将做出一番事业。” 1971年，萨拉米成为“黑九月”的头目之一。在那之后，他向朋友们描述了自己的计划：他将劫持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上1/2或1/3的飞机，致使通向以色列的空中交通陷于瘫痪。然而在此之前，萨拉米为了为父亲复仇，首先策划了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劫持谋杀行动，以回报以色列人的杀父之仇。 1972年春，萨拉米在东柏林遇到了以前一起在开罗接受训练的两位老朋友：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于是，他俩也参加了慕尼黑奥运会惨案的策划和准备工作。9月5日，萨拉米本人在国外督战，“黑九月”的行动小组在慕尼黑奥运村下手。萨拉米早在摩萨德实施“上帝的复仇”行动的开始阶段，就知道自己是追捕对象。他增加了两名保镖，更加频繁地改变身份和住所。此外，他准备了两份意大利护照和三份黎巴嫩护照，以及一份可以证实他是科西嘉人（因为他的肤色黝黑）的法国护照。从此，他的行踪神秘莫测。 扎米尔一心想要干掉头号目标萨拉米，派出的几个暗杀小组曾经在乌尔姆远远地望见他走进一个德国女友家，也曾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夜总会里发现过他。而后又在巴黎旺多姆广场见到了他。但是萨拉米溜得快，追捕者屡屡扑空。 面对这个似乎比摩萨德更加机敏的对手，扎米尔恼羞成怒，急于求成，变得谨慎不足，鲁莽有余，结果导致摩萨德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败绩。 1973年7月，扎米尔得到一份“过硬”的情报：“黑九月”正在挪威策划一次重大惊人的劫持飞机的行动。扎米尔很快把这个情报传给挪威的安全机关，并且希望挪威政府同意摩萨德的特工人员进入这一地区活动。挪威方面表示愿意予以协助。但正是这一协议后来在挪威和以色列两国政府之间造成了纠纷。 在协议即将达成的时候，扎米尔又得到了一份新情报：萨拉米要在挪威的临时基地活动，以便建立包括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内的“黑九月”活动网。扎米尔当即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贻误的良机。 接着，扎米尔又获悉，有一位住在日内瓦名叫凯麦尔·本纳马内的巴勒斯坦人将成为萨拉米的联络官，并且不久就要去挪威。摩萨德的特工立即把本纳马内监视起来，因为扎米尔一心想要干掉萨拉米，因此就想用这种最简便的方法——通过本纳马内与萨拉米接头来找到萨拉米。 6个特工组成了暗杀小组，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些。扎米尔还指派摩萨德行动处处长“麦克”亲自前往督阵，由此可以看出扎米尔对这次行动是何等的重视。 7月18日，本纳马内到达挪威首都奥斯陆，住进当地的一个旅馆。翌日，又乘火车来到利勒哈默尔，整个行程都有摩萨德的暗杀小组暗中陪伴着。 利勒哈默尔不像摩萨德过去经常进行活动的巴黎或罗马这样的大城市。它仅有2万人口，位于米厄萨湖畔，是座逢假日才有些生气的小城镇。那里的人都互相认识，如果来了一伙陌生人，举止与众稍有不同，就必定引起人们的注意。7月19日，暗杀小组的绝大部分人都来到了利勒哈默尔。本纳马内住进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旅游者之家”——斯科泰旅馆，那天晚上，他坐在旅馆里悠闲地喝咖啡。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也坐在那里。 第二天上午，本纳马内上街散步，暗杀小组的特工则进行所谓的“松弛跟踪”，这就是说，他们并不老是紧紧地跟着这个目标，而是对他可能走到的每条路线都作了一番侦察，这样就能在任何地方把他找到。利勒哈默尔的范围之小使这样的做法不仅可行而且也有必要。只有采取这种“松弛跟踪”的方法，本纳马内才不会觉察有人在跟踪。 上午10点左右，暗杀小组在一个小广场的卡罗林咖啡馆里看到本纳马内与一个阿拉伯人在一起。一男一女两位特工立即进去坐在他们旁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位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的阿拉伯人身上。女特工收拢五指，把一张萨拉米的小照片放在手心，并把照片同紧挨她坐的那个人进行比较，她离开座位时已坚信无疑，他们找到了萨拉米。 下午2点多，本纳马内乘火车前往奥斯陆。摩萨德的特工在目睹本纳马内步入飞机，并在飞机起飞后就回到了利勒哈默尔。 此刻，扎米尔已了解到本纳马内在卡罗林咖啡馆进行会面的全部经过。本来扎米尔应该察觉到，那人极不像他们所要跟踪的人。但是，扎米尔是这样想的，尽管萨拉米喜欢舒适豪华的生活，可他也会十分聪明地经常变换自己的形象以便能够随心所欲地周游欧洲和中东。虽然他的确还称不上是头条新闻作家所喜爱的那种“千面人”，但人们知道他过去确实也利用各种意想不到的假身份逃过了安全机关布下的天罗地网。 然而，摩萨德这次是大错特错了，那个被认作是萨拉米的男子，其实是摩洛哥人，名叫阿赫迈德·布希基，在这个小城的一家饭店当服务员。此人除了对漂亮姑娘、节假日和大把的钞票有些偏爱外，从未有过其他奢望，只想舒舒服服地混一辈子。 而本纳马内是阿尔及利亚驻日内瓦使馆的一名雇员，他根本不是来与萨拉米接什么头的。他只是因为与妻子吵崩了，来挪威度假散心。在奥斯陆旅游局的介绍下，他来到利勒哈默尔避暑观光。那天上午10点，本纳马内在咖啡馆与布希基攀谈时，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只是本纳马内想找一个人聊聊天，而布希基又是个热衷于饶舌的人。 7月21日早晨7点半钟，布希基温存地护送身怀六甲、快要分娩的妻子到医院上班，然后他去参加露天游泳场举办的救生员训练班。布希基想在今后再谋份临时救生员的差事，多挣些钱贴补家用。 训练班要到10点才上课，布希基看看时间还早，就走进了街头的“王冠咖啡馆”，要了一杯冰镇可口可乐。这时，来了一位青年男子，在隔着3张桌子处坐下，要了一杯咖啡。 他坐着看报，不时向这边投来审视的目光。此人是暗杀小组的特工，他小心翼翼地监视着所谓的“萨拉米”。其实，他一点也用不着这样谨慎，因为布希基压根儿就不知道24小时以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 将近10点，布希基离开了“王冠咖啡馆”，不慌不忙地漫步来到几十步之遥的露天游泳场。上完训练课，他遇到了曾经在夜总会共事的老朋友——法国人亨利，两人聊了起来。盯梢的暗杀小组感到有点不对头，萨拉米又在策划新的恐怖活动。于是，小组的头头“麦克”立即下令：把住游泳场的所有出口。一位女特工很快从游泳场的泳具出租窗口借来了游泳衣，跳入水中，游近他俩身旁，想从他俩的谈话中窃得一鳞半爪。结果，她的收获只是“萨拉米”和那个“接头的人”说的是法语。 这就使事情更加可疑了：法语正是这位“黑九月”头头运用自如的一门语言。“麦克”立即同扎米尔通了电话，扎米尔是前天接到暗杀小组的紧急电话后亲自赶到挪威来的。 “麦克”建议当晚干掉“萨拉米”。 “那么好吧，干掉他！”摩萨德首脑下令了。 布希基向来爱看电影，这一天真是命中注定他寿数已尽，他拉着妻子去看惊险影片《无畏的鹰》，夫妇俩乘公共汽车来到电影院，丝毫没有察觉有人盯梢。电影10点半散场，夫妇俩又乘公共汽车回家，以色列暗杀小组租的一辆小汽车尾随在后。车上的特工通过对讲机向埋伏在公寓旁车站附近的特工发出信息：“萨拉米”上路了。 10点42分，公共汽车在路旁停住，车上只走下布希基夫妇俩。就在公共汽车从地平线上消失的一刹那，暗杀小组的职业杀手在两米远的地方瞄准开枪了。从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里射出的第一颗子弹，击中布希基的上腹部，他像电影中的慢镜头那样缓缓地倒向前方。紧接着的两发子弹，穿过耳朵射中脑部，白色的脑浆溅在公路上。一辈子庸庸碌碌、不问政事的布希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冤死在3名摩萨德杀手的枪口之一下。站在一旁的妻子吓得没命地惨叫。 从纯技术角度来看，暗杀行动倒还干净利落，但是扎米尔及其手下人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们阴差阳错地杀害了一名无辜者。 几分钟后，挪威警方赶到了犯罪现场。暗杀小组已开车逃跑，但布希基的妻子说出了那辆小汽车的牌号和特征。接着，暗杀小组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有两名特工继续乘坐那辆租来的小汽车，结果在开往奥斯陆的路上被警方逮捕了。其中一名特工患有“幽闭恐惧症”，尽管摩萨德的心理筛选被吹得天花乱坠，也没发现他这一弱点。当把他关进狭小的囚室，他就开始解除武装，供出了暗杀小组的行动目的和几处落脚点。很快，挪威警方又抓到了4名摩萨德特工。至此，暗杀小组全军覆没。 以色列政府企图挽回影响，向挪威政府施加压力，说摩萨德的这个暗杀小组是得到挪威安全部门的默许才在这个国家活动的。然而挪威当局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许可并不包括授予杀人的权力，当然更没授权去杀害一个显然无辜的摩洛哥籍饭店服务员。结果，6名摩萨德特工不得不承受大规模的公审的耻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罪名是同谋杀害布希基。 扎米尔从“上帝的复仇”行动一开始，就有一个可怕的预感萦绕在心头：一旦事情搞错，特工被抓，后果不堪设想，而现在可怕的预感已成为现实。 错杀事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丑闻，引起了世界舆论对摩萨德的严厉谴责。摩萨德的名声一落千丈，尤其是作为摩萨德首脑的扎米尔，更是受到了众人的非难：他在进一步核实那位阿拉伯人的身份之前，根本不该批准特工人员贸然行动。在行动的前一天，扎米尔刚刚获悉“黑九月”劫持了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东京的日本客机，于是他就把此事同“萨拉米去挪威接头”一事联想到一起，企图立即报复，却没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扎米尔自己也承认，这次行动之所以惨败，是因为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忽略了行动的步骤。摩萨德和他本人只得为这种无能付出代价。此外，在挪威那个偏远的小城采取这样大的行动本身也许是一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摩萨德根本就没有熟悉这块地方的专家；二是那里既无藏身之地，又无脱逃之路。即使目标没有弄错，将暗杀小组派往那里也无异于自投罗网。 现在，摩萨德的处境正如扎米尔在一次摩萨德会议上所说：假如巴黎的一辆公共汽车现在压死一个巴勒斯坦人，人们都会指责是摩萨德把他搞死的，并且会被大肆渲染一番。由于利勒哈默尔事件，遇事“不予承认”这一最有价值、最必要、最基本的情报机构的武器，摩萨德也只得暂时搁置起来。更有甚者，由于有了利勒哈默尔一案法庭审判记录为根据，报界以及安全机关就会搞清摩萨德惯用的手法，这对摩萨德是极端危险的。 两年以后，扎米尔才从一位巴勒斯坦情报员那里获悉，萨拉米当时的确在利勒哈默尔，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暗杀小组却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十分不幸地杀错了人。 就在摩萨德还未从这起错杀事件的梦魇中挣脱出来时，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丢人现眼的事。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14时，埃及军队突然跨过苏伊士运河，向以色列开战了。16时，正当总理梅厄夫人的办公室里像无头苍蝇乱成一团时，扎米尔从国外送来秘密情报：“埃及人即日发兵。”没有比此事更能贻笑大方的了，赫然一员摩萨德首脑，居然在战幕揭开2小时后煞有介事地前来报急！无独有偶，那一边埃及人已经“铁骑突出刀枪鸣”，这一边军事情报局的新首脑埃利·泽拉将军却还在召开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大谈“西线无战事”！莫不是这个自诩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特工组织”一夜之间把间谍术统统荒疏了！莫不是它的各级机构全部闭目塞听，反应不灵了？…… 原因很清楚，近一年来，摩萨德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全球范围内追杀死亡名单上的目标，而在挪威误杀无辜者后，又元气大伤，摩萨德成了世人议是论非的对象，这是任何一个秘密情报机构最忌讳的事情。 1973年7月22日晚，摩洛哥籍店小二布希基被误认为是“萨拉米”而饮弹毙命。翌日，真正的萨拉米悄悄地离开挪威。虽然一开始舆论界的报道并未提及萨拉米的名字，但他心中有数，暗杀矛头是对着自己来的。他假道法兰克福返回贝鲁特，从此更是谨慎行事。 在“慕尼黑惨案”之后，摩萨德一直努力寻找着萨拉米，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无所获。要暗杀萨拉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萨拉米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长期的地下活动更锻炼了他的反侦察能力，他成功地5次逃过了摩萨德特工的暗杀行动，还使前面提到的摩萨德特工在挪威误杀了一名无辜的摩洛哥裔服务员，被控以谋杀罪，在异国锒铛入狱，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满。 萨拉米行踪的飘忽不定让暗杀他的行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困难。在利勒哈默尔丑闻发生之后，摩萨德表面上不得不宣布取消暗杀行动小组，但实际上仍在暗中活动。为了实现复仇行动的计划，摩萨德的特工们对萨拉米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搜寻工作。1974年1月12日，一个暗杀小组得到情报，据称萨拉米和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将在靠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内会面。结果暗杀小组在教堂堵到了3名呆若木鸡的教士，差点发生第二次利勒哈默尔丑闻。 1975年4月黎巴嫩爆发内战，这块地方成了世界上最乱的小国。当心狠手辣的胡菲接任摩萨德首脑后，他决心要复仇雪耻，非把萨拉米置于死地而后快。胡菲趁机派出摩萨德特工人员，残忍地杀掉了几个无依无靠的伊斯兰教徒，然后盗用被杀者的身份，伪装成难民潜入贝鲁特西区，专门寻找萨拉米的踪迹。 1975年12月，一名摩萨德特工用一支装有望远瞄准镜的步枪从窗口对准萨拉米的住处射击，结果子弹只穿透了一个假人。 1976年10月8日，萨拉米在贝鲁特只身散步，未带随身保镖。摩萨德特工的两发子弹击中了他，他应声倒地，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立刻把他送进医院，他在手术后脱了险，又一次大难不死。 萨拉米此刻明白了，他将终身处在摩萨德的追捕之下，虽然过去时常使他免遭不测的是他对阴谋活动有着一种精确的、几乎是本能的感觉——一种“处境感”，这种“处境感”总是使他的对手无法确切把握他的行踪，因而也就无法在他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他干掉；可是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他对一名记者说：“我并不害怕。我知道，劫数一到我就完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此时，巴解首领阿拉法特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斗争中改变了策略：他努力争取国际上对巴解组织的承认，并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同时，他拒绝在斗争中使用恐怖手段。不过，他对萨拉米这样一个能说7种语言的人还是重用的。萨拉米已成为巴解秘密情报组织的头头、阿拉法特的保安官。 此时，萨拉米也开始确信，必须在政治领域里赢得反对以色列的斗争。萨拉米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人们越来越经常地看到这位“红色王子”在公开场合露面，身穿考究阔绰的瓦伦蒂诺礼服和裁剪合体的丝质衬衫。尤其是他在1978年和一位曾在1971年迈阿密海滩选美大会上荣膺“世界小姐”桂冠的黎巴嫩美女乔治娜·里泽克结婚后，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起来。按照穆斯林的教规，他完全可以拥有两个妻子，因此他没有和第一个妻子离婚。于是，萨拉米便有规律地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的住处和乔治娜住在凡尔登大街的新公寓之间来回活动。 摩萨德首脑胡菲很快便得知了这一切，他心中有底了，来到贝京总理办公室请命。 1978年11月，以色列新总理贝京批准了“追杀红色王子”的计划。 多次失手的摩萨德为了不让暗杀萨拉米的行动再惹众怒，决定让并非以色列国籍的异国特工实施暗杀“红色王子”的计划，这一任务最终落到了来自英国、住在德国的摩萨德女特工，一位号称“睡眠杀手”的佩妮洛普的身上。 佩妮洛普出生于英国伦敦，是一个富有的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混血儿，在前往以色列一家希伯来语大学深造时，被摩萨德情报机构相中，最终成为一名摩萨德女特工。在接受了几年的特工训练后，佩妮洛普于1978年接到了她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暗杀任务。 11月18日，一个护照上写着名叫埃里卡·玛丽亚·钱伯斯的英国老处女住进了凡尔登大街萨拉米新房对面的一座公寓楼里。这个女人很快成为这一地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她要人们叫她“佩内洛普”。30岁的佩妮洛普从德国来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并在上流社区鲁维登区租下了一座房子，她的暗杀目标萨拉米就居住在附近。在邻居们看来，佩妮洛普是一个脾气有点古怪的外国人，她整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屋里画画，用了许多时间临窗描绘下面街道的城市风景，她的画画得十分笨拙幼稚，然而出奇的精确。她收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猫。 佩妮洛普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巴解组织支持者，并成功接近了萨拉米，和他成了朋友。 当她掌握了他的每日行程后，1979年1月12日，持有260896号英国护照的另一名摩萨德特工用彼得·斯克里弗的假名飞抵贝鲁特市。不管从哪点看，他都是一位标准的英国商人。他下榻在地中海旅馆，还从当地的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了一辆大众牌汽车，然后将大众轿车开到一个秘密车库，在车中安装了50公斤重的炸药。当他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立即飞离了黎巴嫩。 1月14日，持有编号为DS104277加拿大护照的摩萨德特工罗纳德·科尔伯格也抵达贝鲁特，身份是一家炊具公司的推销部主任，住进皇家花园旅馆并租了一辆西姆卡牌小轿车。第3名摩萨德特工随后将这辆装着炸药的大众轿车开到了距萨拉米公寓100米远的马路边上，佩妮洛普从自己的公寓窗口就能看到这辆汽车。 以上3名来宾，其实都是手执冒名顶替护照的摩萨德特工。3人在贝鲁特会合后，确定了暗杀行动的细节。胡菲指示他们使用遥控炸弹为好，既方便又准确，而且摩萨德特工对此特别擅长。 佩妮洛普 【行动经过】 1月22日上午，“斯科里弗”开着大众牌轿车，驶往郊区，与“科尔伯格”碰头，两人把50公斤炸药安放在汽车底部，然后，“斯科里弗”把这辆车开回来，停到萨拉米住宅附近的凡尔登大街上。尔后，这两人立即分别使用另外一个护照飞离了黎巴嫩。 下午3点35分，萨拉米的4个贴身保镖从家中出来检查了萨拉米的雪佛兰防弹旅行汽车，并且观察了街上没有异常动静之后，就护送萨拉米登车离开了家。 当萨拉米的座车驶过事先停放在大众牌汽车的一刹那，在附近楼上以绘画作掩护的“佩内洛普”按下了无线电遥控装置，引爆了炸药。 顿时，沉闷的爆炸声震撼了整条大街，人的肢体和汽车部件飞上了天空，血浆四溅，烟雾迷漫。大众牌汽车被炸得粉碎，萨拉米的座车成了一个大火球，猛烈地燃烧着。 当场炸死的除了36岁的萨拉米和4名保镖外，还有4个过路人。另外，有18个行人被炸伤——那些谴责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诅咒巴勒斯坦人的中国人扪心自问一下吧：这个行为属不属于你们定义的“恐怖主义”。 真是一场十分可怖的屠杀。 “佩内洛普”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从容地收拾好画具，然后下楼。当她遇到公寓的管理员时，她说，这里太吵闹了，要到附近安静的地方去作画、休息。随后，她也悄悄地离开了黎巴嫩——号称“睡眠杀手”的以色列美女特工——艾丽卡·钱伯斯悄无声息地全身而退。 “红王子”萨拉米的死亡，为摩萨德的行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佩妮洛普的本相，艾丽卡·马丽娅·钱伯斯 【后续】 暗杀萨拉米的那天晚上，摩萨德头头胡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贝京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有一句话：“对慕尼黑事件已进行了报复。” 血迹斑斑的死亡名单上只剩下唯一的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 时间回溯到1973年2月，达乌德在企图绑架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几个内阁成员时被捕。2月13日，他在约旦的电视上作了公开坦白，承认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系。两天之后，他和进行绑架活动的其他“黑九月”成员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侯赛因国王下令改死刑为有期徒刑，达乌德被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赎罪日战争”前夕，达乌德被赦免释放。 阿布·达乌德 从此，达乌德的足迹遍及欧洲，但摩萨德却一直未能找到他。 直到1981年8月1日，2号目标阿布·达乌德在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突然遭到枪击，开枪的是一位摩萨德特工。不过，他在波兰的任务并不是刺杀达乌德，而是偶然在旅馆里认出了这位著名的“黑九月”头头时，出于一时冲动才开了枪。 当场的目击者都惊呆了，甚至谁也说不清楚凶手是怎样逃之夭夭的。 “上帝的复仇”行动到此彻底落下了沾满血迹的帷幕。 达乌德是“死亡名单”上最“幸运”的人。他并未死去，而是转到民主德国的陆军医院进行治疗。当时的东德为其布置了严密的警卫人员，等他痊愈后，便去了黎巴嫩。在巴以签订象征和平的“奥斯陆协议”后，以色列政府甚至允许他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居住。在他1999年出版回忆录，称自己是这起恐怖袭击的策划者。他同年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这起袭击，对人质死亡"不负直接责任"。 2010年7月3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创始人、197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慕尼黑惨案"主谋阿布·达乌德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去世，终年73岁，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礼遇。 巴勒斯坦官员说，达乌德当天因肾衰竭在大马士革一家医院去世。达乌德的葬礼3日晚些时候在大马士革郊区雅尔穆克巴勒斯坦难民营举行，巴勒斯坦多个政治派别派代表参加葬礼——达乌德是唯一逃脱以色列暗杀的，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重要人员。 达乌德善终辞世，这在巴勒斯坦的重要政治人物中比较罕见 还有一个例外，就是被联邦德国政府释放的贾马尔·阿尔·盖什，他毫无疑问也是“死亡名单”上的人，与他一起被“释放”的两名同伙已经相继被暗杀，这其中包括他的表哥阿丹·阿尔·盖什，而他却巧妙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 后来，巴以签订了“奥斯陆协定”后，以色列政府停止了暗杀行为，而他仍然生活在严格的保卫措施下，有人说他带着太太和两个女儿去了非洲，有人说他去了南美洲。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恐惧从没有从他的心里消失。 【关联性】 “追杀红色王子”是“上帝的复仇”行动的子行动，也是“上帝的复仇”行动的最终结局。 古今中外，暗杀的行动不计其数，但像以色列这样大面积、长时间的犯倔，确实并不多见。 【影响】 在本系列行动结束之际，还是让我们来仔细回顾一下“上帝的复仇”行动的直接诱因——慕尼黑事件的背后原因。这或许会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顺问题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 巴勒斯坦是中东地区最早成立奥委会的地区。早在1931年，巴勒斯坦就成立了奥委会，并在1934年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当时的巴勒斯坦奥委会中既有犹太人运动员，又有非犹太人运动员。鉴于纳粹德国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刚刚成立的巴勒斯坦奥委会拒绝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一的巴勒斯坦奥委会不复存在，但是“直到1967年，巴勒斯坦奥委会仍然是奥林匹克家庭的成员”。 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全面对抗，体育领域也不例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认识到参加奥运会是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的大好机会。 1948年，刚刚宣布独立的以色列就组建了独立的奥委会，并且提出参加伦敦奥运会。但因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以色列未能如愿。1952年，以色列奥委会取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虽然阿拉伯国家又以抵制相威胁，但是并没有迫使国际奥委会禁止以色列参加1952年以及此后的历届奥运会。20世纪60年代开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多次提出自己是“巴勒斯坦奥委会”的合法代表，要求国际奥委会予以认可，并允许参加奥运会。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并没有统一的体育组织而被国际奥委会所拒绝。阿拉伯人对此十分恼火。 慕尼黑奥运会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是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卫星直播的奥运会，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近10亿观众观看比赛，慕尼黑奥运会成了世界聚焦的中心。由25人组成的以色列奥运会代表队是其历届奥运会上最强大的队伍，也是打败希特勒以来访问德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犹太人组织。全世界的犹太人要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显示自己的实力。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参加这届奥运会也十分重视。据报载，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说是巴勒斯坦青年联盟)曾经两度给国际奥委会写信，要求后者承认巴勒斯坦奥委会，并允许参加1972年奥运会，但都没有回音。 1972年7月，即慕尼黑奥运会开始前两个月，“黑九月”领导人阿布·伊亚德、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在罗马聚会。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国际奥委会对巴勒斯坦运动员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要求置之不理的报道，非常生气：“为什么我们在奥运会的位置被占领者的旗帜所取代？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享受快乐而我们却被拒之门外？”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事业被世界所忽视，国际奥委会的态度正是这种状态的最好写照。他们认识到奥运会具有很大的宣传潜能——它提供了一个引起世界关注并迫使世界倾听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的方法。阿布·伊亚德提出：“他们拒绝我们参加，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渗透到奥运会呢？”其他二人立即表示赞同。于是决定策划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从而引起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群情激愤，复仇之声响彻整个以色列。最畅销报纸《晚报》的一篇社论写道：“算总账的时候到了！”一些新闻解说员甚至认为可能会爆发一场新的中东战争。梅厄总理在议会演说中指出：“以色列的拳头知道将会做些什么，我们将彻底击败他们而不管他们在哪里。” 强行在别人家的土地上建立国家，不受天谴那才是怪事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包括公开的军事打击行动和秘密的追杀行动两个层面： 第一，对周边国家展开公开的军事行动。9月8日，即事件发生三天后，以色列开始了反击。以色列空军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最大的进攻行动：同时轰炸了巴解组织在叙利亚境内7个、黎巴嫩境内3个游击队营地。200多人被炸死，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一说炸死了200个恐怖分子和11个平民）。9月16日，以色列发动了对南黎巴嫩前所未有的军事打击：以色列3个装甲纵队越过边境进入了南黎巴嫩，横扫10余个村庄，攻击并摧毁了至少130座怀疑住有巴解组织好战分子的房屋，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第二，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黑九月”分子的秘密追杀行动。慕尼黑残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以色列政府批准使用“暗杀”手段对“黑九月”进行报复。以色列秘密情报组织“摩萨德”首脑兹维·扎米尔和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首脑阿哈伦-雅里夫特别鼓吹报复政策。雅里夫在议会指出：“我仔细考虑的建议是追踪‘黑九月’领导人……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将他们铲除。”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不得不“诉诸于古老《圣经》中的以眼还眼规则”。9月12日，梅厄总理也在议会发布讲话：“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狠狠打击恐怖主义组织，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10月24日，以色列信件炸弹开始大量出现在中东地区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但直到此时，梅厄还不愿意采纳扎米尔和雅里夫的建议。 10月29日，两名“黑九月”分子劫持了一架德国班机，以炸毁飞机相威胁，迫使德国释放了被抓获的三名“黑九月”分子。迫于这种压力，联邦德国政府居然在没有与以色列磋商的情况下，把三人用飞机送到当时属于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机场。到了机场后，三名“黑九月”分子乘上同伴们劫持的飞机，直飞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当飞机降落在利比亚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登上了飞机，与“黑九月”分子祝贺这次行动的成功。就这样，默汗默德·萨发迪、阿丹·阿尔·盖什、贾马尔·阿尔·盖什，在世界的另一端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东西方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的冷酷分界，无法调和。 消息传来，以色列举国震怒，梅厄“精神几乎崩溃”。梅厄最终下定了决心，与以色列国防委员会一起秘密授权“摩萨德”在世界范围内追捕和暗杀卷入慕尼黑案件的任何一个“黑九月”分子。为此，以色列内阁设立了由总理梅厄和国防部长达扬亲自掌管的高度秘密的“X委员会”。雅里夫被任命为“总理反恐怖顾问”具体负责此事。雅里夫指示不仅要杀死那些“黑九月”分子，沉重打击阿拉伯人，而且要在暗杀中使用非常的手段和方法。
三名被俘的“黑九月”成员默汗默德·萨发迪、阿丹·阿尔·盖什、贾马尔·阿尔·盖什后被释放 【评论】 “死亡名单”上开列的人员全部处死，恐怖的“上帝的复仇”行动到此落下了血迹斑斑的帷幕。以色列也完成了它长达近9年时间的复仇计划。这次复仇也是20世纪最漫长的国家复仇行为。但是也错杀了无辜者。 至于巴以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怕也不是安几个炸弹，“定点清除”几个目标所能一劳永逸的。相信人们终究会认识到：以恐怖手段反恐怖，只能形成恐怖的锁链，不可能解开民族矛盾。 这个道理以巴双方恐怕都懂，但没人愿意付诸实施。
【相关资料】 1、西方学者一直怀疑巴解组织与该事件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慕尼黑黑九月事件发生后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因而巴解组织对自己与该事件的关系一直讳莫如深。也有学者认为“虽然阿拉法特知道有该计划，但并没有与他讨论具体的细节”。 但是，以色列人和西方学者大多认定慕尼黑攻击与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有直接关系，“是由阿拉法特授命、由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法塔赫实施的”。“毫无疑问，阿拉法特知道攻击以色列队员的计划。”慕尼黑行动的智多星阿布·达乌德在1999年出版的自传《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回忆》中第一次公开承认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与慕尼黑惨案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并不存在被称做‘黑九月’的组织。‘法塔赫’以这个名字宣布自己的行动以便‘法塔赫’不会以行动的直接执行者的身份出现。”“黑九月”组织直接听命于阿拉法特。 但是，阿拉法特对此予以坚决否认。 2、慕尼黑奥运会极不健全的安全保障措施使“黑九月”分子的袭击成为可能。由于1936年的纳粹奥运会军事色彩十分浓厚，联邦德国政府筹办时竭力避免世人对纳粹奥运会的联想。当德国人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种族政策给犹太人造成了不幸的时候，却低估了中东领土战争产生的种族仇恨可能对奥运会带来的危险。加之自现代奥运会产生以来，袭击奥运会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安全保障措施十分薄弱。 正如本届奥运会安全总长曼弗雷德·施雷伯所说：“我们在所有的奥运会场馆有大约2000名身穿普通服装的安全人员，但在奥运村里一个也没有。我们的警察部队完全没有为这种类型的恐怖袭击做好准备。”在奥运村外分散巡逻的身穿青绿色运动夹克的安全人员没有配备任何武器，仅仅携带一部步话机，他们的任务仅仅是打击出售假票和醉酒滋事等行为。奥运村的安全尤其松懈：运动员在奥运村进进出出都不需要出示身份证；虽然奥运村的大门晚上是锁上的，但是运动员们能够轻易翻越围绕奥运村的只有2米高的铁栅栏，保安官员也懒得过问。“黑九月”武装分子正是利用了奥运会组织者的疏忽大意和奥运村安全保障措施的薄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实施了袭击，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让全世界关注的目的。 3、从那以后，神秘的佩妮洛普的下落一直都是一个谜。
慕尼黑奥运会西方世界的偏袒政策折戟沉沙，但直至今日以色列也没有醒悟，强硬的右翼始终主导着它的对外政策 【代号说明】 “追杀红色王子”行动的代号，其目的清晰无比，甚至清晰到狂妄的地步，它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向世界宣布：此仇不报，永远没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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