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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我国书法史，魏晋笔法和风格，为历朝历代主流书法家们所仿摹、效法。当代书法人同样置身于书法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那么以虔诚的心态，观照魏晋时代书法演变的轨迹，于研究和学习魏晋书法的过程中，深刻认识我国书法的内核和文化艺术价值，真正地靠近“二王”书法，理应成为当前提倡书法回归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魏晋时代及其书体沿革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动荡时间最长、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而且也是中国文化艺术大发展、思想大解放的时期。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这是中国人生活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尽管魏晋时代战乱不已，但书法艺术的发展不仅没有中断或者说停滞，恰恰相反却成为了当时官僚和士族之间竞相标榜的一种时尚，促进了这一时期内文人书法流派的大发展，完成了我国书体划时代的演变，当然也是书法技法集大成的伟大时代。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蕴含在当时深刻的社会历史现实之中。从曹魏开始，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环境相对宽松，文人学士及官僚士大夫空前超脱和自由，思想轴线的转移使他们相信身体是有限的，精神是无限的，以及形而上的学问等老庄思想。在当时统治阶级重视的现实情况下，他们逐渐成为了那个时代书法高潮的主要推动力量，出现了许多天才的书法家，锺繇就是这个书法家群体的代表人物。西晋灭亡后，在当时北方渡江士族和江南士族的支持下，东晋王朝建立。在东晋这段历史时期内，正如葛承雍先生所说：“社会上层异常频仍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内争实与东晋王朝相始终。无论是北方的门阀还是南方的士族，他们蔑视现实，要求解脱，这就构成了晋人风度内在深刻的一面，也使人的主题有了更深刻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从而出现了一批中国书法史卓绝优秀的代表。王羲之就是杰出的代表。” 从汉末发端到魏晋，伴随着楷、行、草各书体的定型与成熟、新书风的换代和文人流派的交替，我国书法史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锺繇是曹魏的重臣，他曾以东汉工于篆隶的曹喜、长于行书的刘德升、善于八分的蔡邕为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为己所用，擅长隶、楷、行、草诸体。以锺繇为代表的一个时期，在楷、行书的笔法研究与书法实践方面，开启了一代新风，在将汉隶转向魏晋楷、行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卫氏家族中卫夫人和王氏家族都学习他的笔法。南朝王僧虔曾在《论书》中记载，晋王导酷爱锺书，乃至战乱频仍，丧乱狼狈，犹以《宣示表》藏在衣带中。过江南渡后，赠给王羲之。王羲之后又传给王修，王修殁后随之殉葬，原迹因之毁灭。现流传诸本，均以王羲之临本翻刻。对锺繇的书法，南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说：“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唐张怀瓘《书断》说：“真书绝妙，乃过于师”，“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尽管他的书法墨迹实物无存，但从阁帖中后人临摹的作品来看，除了《宣示表》外，《荐季直表》堪称锺繇最煊赫的明迹。这说明后来进入王羲之为代表的时期，张芝、锺繇便成为了标杆性人物。汉代张芝是章草的首席大家。章草的横笔和捺笔为保持着隶书的波荡状态，笔笔之间也常有牵引，但字字之间不能连接。随着楷书取代隶书，章草失去了母本，也就随之楷书而转变成了今草。王羲之把楷、行、草三书体推向历史的高峰。而后王献之在其父王羲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造。概而言之，我国书体在魏晋时代演变的过程，依据出土或历史遗留法帖的先后顺序，可以分别作出归纳。楷书：新莽楷书残纸、熹平元年解殃瓶题字、魏晋残纸、锺繇《荐季直表》《墓田丙舍帖》、东晋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今草：东汉简牍中今草、亳县曹氏墓少数刻字墓砖、西晋《平复帖》、东晋王羲之《寒切帖》《十七帖》；行书：东汉《宝鸡汉墓陶书》《永寿二年陶瓶题记》、敦煌汉简、东汉楼兰“九月十一日”等帖残纸、东晋王羲之《丧乱帖》《兰亭序》、王献之《鸭头丸帖》。孟会祥在《读锺繇》中说：“锺繇处于隶楷错变时期，不但从时间顺序上被尊为祖，事实上，经过王羲之的改造，那种富于隶意的楷书，也成为绝响。正所谓‘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后人不可能再现他的古质深雅，他也便遥不可及了。”唐孙过庭《书谱》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锺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锺、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锺张，锺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锺之意也。” 锺繇《荐季直表》 但凡穿越我国书法史的人，可以说都会关注王羲之个人及其家庭的书法秘密。他出身于政治地位显赫、权势炙手可热的王氏家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所在的这个东晋王家，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门庭。王羲之的父辈中就有三个杰出的书法家，其父亲王旷、伯伯王导和叔叔王廙。到王羲之这一辈，堂兄弟中的王恬、王恰、王劭、王荟都是大书法家。其中王洽的儿子王珣和王珉依然是书法家，《伯远帖》就出自王珣之手。据记载，王羲之很有政治抱负，然而，他的时代已不是曹魏初期那样生机勃勃，可以建功立业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屡遇挫折，使他不得不在永和十一年（355）于其父母墓前自誓去官，转而“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与当时很多晋人一样，只求自由解放，率真任性，超脱现实，“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就很有影响，成为了人们的楷模和景仰的对象。连素有书法传统的庾家子弟都争相效仿，以致“少时与右军齐名”的庾翼有“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雉”之叹。当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明方孝孺说：“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如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 当历史的时钟指向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东晋名士41人聚集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祓禊之礼，并作诗兴乐。王羲之即为众才子诗集作序。据说《兰亭序》是他在饮了酒飘飘欲仙的情境之下，在蚕茧纸上用鼠须笔一挥而就。其书写时如有“神助”。这本《兰亭序》就成了王羲之平生最得意之作。他将其传给子孙，一直传到七世孙智永手中秘藏。由于《兰亭序》真迹失落，摹本或刻本的真伪也就成为书学研究中的争论疑点。其实，真伪之争将永无定论。现在是随着一些墓志与墨迹的出土，特别是魏晋时期楼兰汉文简纸文书在20世纪初的发现，使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在我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兰亭论辩”过程中，其断然否定《兰亭序》其文其书为王羲之所作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二、魏晋书法的完全自觉与艺术特征魏晋时代，许多有真知的士人逐渐显现出人的真性情，欣赏人的自然美与和谐美。以老子、庄子为师，崇尚自然，崇尚玄学。追求人的个性回归与解放，使文化艺术之风尚开始发生变化。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李泽厚先生说：“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又说：“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样、丰富、错综而变化。陆机的《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鸭头丸》诸帖，是今天还可看到的珍贵遗迹。它们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风神壮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高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横生’，从书法上表现出来的仍然主要是那种飘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当然，书法发展到魏晋，实用性并未完全消失，也几乎不可能完全消失，他被提到了重要地位的却是书法的美。” 这就揭示了魏晋时代书法风气的兴盛，取决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其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重大变化，表现在书风上，就是对书“韵”的不懈追求。当时书家们开始用书法来抒发个人的心灵感受和精神、审美的追求，他们所观照的对象和心里契悟的真意流露于笔端。所以，魏晋时代的书法，表露出的是集自然之美、流动之美、空灵之美、儒雅之美、哲思之美于一身的和谐之美。 我国书法史上一般认为，在书法艺术上达到自觉与高度成熟的时代是魏晋时代，最成熟、影响最大的是王羲之。对王羲之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书家巨擘来说，其大胆革新后的楷、行、草书体，不论在汉字的结构姿态上还是笔法体势上都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形成了一整套新的书法技法和审美体系。所代表的魏晋书法其美感和风格，正如南朝萧衍所说：“字外之奇，文所不书。”宋苏东坡也说：“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特别是行、草书体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当代学者余秋雨先生在他的《书法史述》中说：“能从行书里看出那么多风景，一定是它进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处。”孟会祥先生《二王名帖札记》中说：“变幻莫测，是王羲之最高妙处。书法史上，实在没有第二个人比肩。”又说：“《兰亭序》享‘天下第一行书’之名，自是书法无上至宝。虽真迹不存，而化身犹在，通过神龙本及其他摹刻本，亦足以体会它的高妙绝伦。它的高不可及，在于树立行书极则。” 王献之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其父王羲之的笔法、风格，而且有创新，其作品以飞动俊逸见长。后人将其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唐太宗尽管以“饿隶”评价他，一些曲迎上意、信口雌黄的攻讦在舆论上也对他大为不利，但王献之并没有说无法翻身，在宋代以后就重新获得人们的称颂。倘若说王羲之用笔内扌厌，那么王献之则用笔外拓。父子二人从不同的书体取意，使得各自的书写风格都可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也反映出他们是有意识地从各种书法的渠道吸取美的素质，创造出新意妙理。人们从王献之的书法作品《廿九日帖》《洛神赋》《鸭头丸帖》《中秋帖》《十二月帖》等等，都能看到才能横溢的他不少地方已改变了王羲之的法度，书风流美面貌独具。 王献之《洛神赋》 书法理论著述的陆续问世，成为魏晋书法这一划时代高峰的另一显著标志。如索靖的《草书势》，卫恒的《四体书势》，卫铄（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它们的理论价值很高，内容涉及面广，文字简短而意蕴精深，既有对各种书体的深刻剖析，也有对基本笔画的形象描写，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学基础。它们对书体的起源、美学特征等作了形象的阐述，显示了当时书法审美意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由此奠定了古代中国书法理论的基础，对后世书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书法艺术走向完全自觉的必然产物。 三、魏晋书法的传承及其在当下的意义魏晋法帖与墓志造像字形上虽然大相径庭，但笔法相通。其对后世历代书法艺术发展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祖述笔法相沿成线的递进传承路径实现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锺繇，锺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之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像这样对笔法紧密传授链条的笼统概括，固然不一定可靠，但它集中反映了古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笔法的开端是神圣的，它造就了那样精彩绝伦的书法。但笔法的传授必须遵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方式而传承下去，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笔法的纯正性。 兰亭序局部 我们看看历史进入唐代。尽管旧的门阀世家遭到巨大打击，但社会仍然按照贵族政治的方式运行，使得魏晋笔法以及积淀在笔法里的珍贵经验继续传递下来。余秋雨先生说：“在王羲之去世257年后建立的唐朝，是多么意气风发，但对王羲之书法却怎么也不敢再‘创新’，就连唐太宗这么一个睥睨百世的伟大君主，也只得用小人的欺骗手段赚得《兰亭序》，最后殉葬昭陵。他知道，万里江山可以易主，文化经典不可再造。又说：唐代那些大书法家面对王羲之，一点儿也没有盛世之傲，永远地临摹、临摹、再临摹。”
王羲之《兰亭序》高清大字 其实，唐代文化灿烂辉煌，书法成为了我国又一个高峰时期。唐太宗酷爱书法，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功力颇深的书法家，他将王羲之推向崇高的地位。唐朝书法也有创新和发展，楷书是第一书体，而且产生出大唐精神的审美对应体，即草书。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孙过庭与最绕不开的颜真卿以及欧阳询、虞世南、柳公权等楷书大家，组成了这个时代光辉闪耀的书法明星群体。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根植于魏晋书法基础之上。创新的背后，是传承在起作用。书法史告诉人们，历史形成的经得起检验的书法传承体系，就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书法传统。对我国书法传统，当代书法人必须珍视，格外重视。
毋庸置疑，当代书法人生活的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与魏晋时代是不同的。然而，魏晋笔法的那种空灵，那种“凌空取势，一拓直下”的精神，王羲之用笔的粗细轻重、线条的方圆曲直、结字的正欹参差、行气的断续聚散，不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能做到既变化无穷、纯出自然，又遒媚劲健、端秀清新，表现出无穷的韵味等等，当代书法人理应效法，下苦功夫研习。可以说，今天传承魏晋书法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字外之奇”“笔短趣长”的深刻艺术解读，找寻出那些符合当今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下字外的东西，树立新的书法创造和发展的意境和思考方式，从而确定对书法的一种哲理支撑。 书不入魏晋终为俗格。魏晋书法风格在我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基于“取法乎上”的思想，就必须把魏晋书法确定为当代书法人学习书法的起点和书法之“道”。因为只有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真正找到强大的传统文化保障，从而推动我国书法的创新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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