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到1935年。通读《且介亭杂文二集》后，感到有一些变化。读到《题未定草（七）》，看到鲁迅对朱光潜的唯一一次指名之后，才敢对这个公案说点什么，即兴草成《一次“带”出来的文化论争》。自感有点创获，但还不成熟，暂且秘不示人——于是本周公众号开了个天窗。

原本也不是无题可写，譬如1934、1935年之交，鲁迅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记、书信中都有此消息，为《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不仅是重要史料，更写得那么从容、流畅。可是一旦读到赵家璧的《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鲁迅怎样选编<小说二集>》，我就不敢动笔了——人家是当事人，把“寄赵家璧信。晚河清来”“午后寄赵家璧信”等枯索无味的记录都复活了。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被鲁迅的性格所感染，既心思缜密，又率性而为、名士风度。按合同，导言要写到两万字，但他有言在先：“序文能否做至二万字，也难预知，因为我不会做长文章，意思完了而将文字拉长，更是无聊之至。”那稿费怎么办？不等你做小人，他就先做了君子：“序文不限字数，可以照字计算稿费，那么，我是可以接受的。”还有那则《编写感言》，为《样本》所写，桀骜不驯、异常刺目，但又令人过目不忘，真是广告圣手。

赵家璧的文字，我是从《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这本书里读到的。一直有个念想，今天对《大系》评价如此之高，鲁迅的《导言》又是如此精彩，那么其他人的导言呢？其实，早在1940年，良友图书公司就将这些导言汇成一册，如今刘运峰又“编”了一本。一个月以来，我都断断续续沉浸在这本书里。

如今读完，要说本书之好，还真不少。十位作者，如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洪深、朱自清等，哪个不是高手？让他们同台演出，足以再现民国风流！除了蔡元培的总序，九位分集编者为写到两万字各显神通，一本正经与神机勃发齐飞。出格的除了鲁迅“连抄带做，大约已经达到一万字”，还有洪深，给点颜色就开染坊，写了六万字，尽管大量抄录文章和通信，竟然也能泥沙俱下、浑然一体！

读这本导言集，除了大系的整体策划，还对每位选家的具体工作，以及散文、小说多卷本之间的分工协作，有了基本了解。刘运峰的工作，除了附录了周作人、胡适和陈子展三人同题《文学革命运动》和赵家璧的回忆，还增加了入选作品的篇目，使读者对大系的了解更为全面。例如在每人不超过四篇的规定下，鲁迅选了《狂人日记》《药》《肥皂》《离婚》，可视作其极简版小说自选集。

更具兴味的是，还能从其他人的导言里，读到了对鲁迅的评价。鲁迅成为经典，不是后来的事情，以政治力量为推手。1930年代中期，鲁迅在小说、散文乃至新诗上的成就，就已得到学界公认。现抄录几则如下：

《小说一集》导言（茅盾）：民国六年，《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民国七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诗集》导言（朱自清）：给诗找一种新语言，绝非容易，况且旧势力也太大。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别……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

《文学革命运动》（胡适）：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这一年多（一九二一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文学革命运动》（陈子展）：赵景深说得最好。他说：“……最著盛名的自然是鲁迅的《呐喊》……最近他又出了一本《彷徨》，论诗意是《孤独者》《伤逝》和《祝福》好，论幽默是《幸福家庭》《肥皂》《高老夫子》好。” Robert Merrill Bartlett 论中国之思想界领袖，把小说家鲁迅列为其中的一个。他说：“一般人认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写实大家，和短篇小说的名手……罗兰氏读完这篇小说后，曾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阿Q那副忧愁的面孔’。”

尤其是郁达夫，手舞足蹈地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进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是把他们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并花了近一千五百字，比较周氏兄弟之间“何等的不同”！且看他对鲁迅的近距离观察：

鲁迅的文体简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散文的秘诀……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他去而不问的……

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

鲁迅是一味激进，宁为玉碎的……

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是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实在受得太多了，伤弓之鸟惊曲木，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只是勉强压住，不是透露出来而已……

郁达夫对周作人的观察，如“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理智既经发达，又时时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等，是否准确，这里姑且存而不论，但在文坛大刮小品文旋风的时刻，他对林语堂的针砭，的确勇气可嘉：“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向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为其戆直，为其浑朴，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我只希望他勇往直前，勉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拉勃来，不是因为受了人家的暗算，就矫枉过正，走上了斜路。”令人好奇的是，此处的“人家”究竟指谁？他选了鲁迅散文（杂文）《一九一八年随感录》等24篇，尤其是三篇“马上日记”，可谓别具慧眼！

说来也巧，杨霁云发掘鲁迅佚文编成《集外集》，1935年5月刚刚出版，就成了朱自清编选诗歌的参考用书，使鲁迅得以列名诗集之中。他在《编选凡例》中说：“所收别集，以其中的诗作于民十七年以前为准，不以集子出版的时日为准……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诗中最早的，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是七年五月。”为鲁迅撰写的书话是：“……《集外集》有诗，但很少。录《集外集》二首，《新诗年选》一首。”二首是《梦》和《爱之神》，一首是《他》，所谓《新诗年选》即《新诗年选一九一九》，民国十一年八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编者“北社”即康白情等。这首《他》，后来收在《集外集拾遗》中，难道是朱自清提供的线索？

在阅读赵家璧的回忆时，我还发现，这个大系有个副题《第一个十年：1917—1927》，八十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丁景唐的领导下，进行“续编”，因而有了《第二个十年：1927—1937》。得此消息，我立刻上孔网查找，存货较多的一家，竟然就在我家附近。午饭后直奔过去，一对小夫妻，家中开网店；那么多旧书，被收拾得锃亮，货架也成景观。如愿买到第一、二（理论卷，周扬序）和第十九、二十（史料·索引）——明年的读鲁，特别是“上海十年”，又添新的利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