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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9来源：西亚非洲作者：罗建波 三、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世界意义 自近代以来的相当长时期里，世界范围的知识流动总体上呈现出从北方向南方扩散和渗透，如今这一格局正在悄然发生重大转变。发展中国家在继续借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经验的同时，也开始推进大规模的南南发展合作与知识交流，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此种经验交流可以助推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自身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更好地应对发展和治理问题，同时，得益于南南知识交流与共享而不断深入推进的亚非拉复兴浪潮，又正在从结构上有力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发展和演变，彰显着发展中世界对人类发展的新贡献和新价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因此有着重要的世界意义。 （一）为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经验 当今世界的发展问题主要体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对世界减贫与发展的执着追求，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发展新愿景，以及世人对非洲联盟《2063议程》的积极关注和支持，都体现出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努力和决心。人们试图思考并回答，如何才能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成效？如何推动它们实现经济有效增长？如何推动它们有效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正并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减贫与发展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提前完成了多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参照。在减贫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共计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过去4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9.5%，这一发展成就相比历史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毫不逊色。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跃升世界第二，货物贸易稳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已居世界第二。近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发展极大改变了自身超过十亿人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且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又决定了中国发展自始便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世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积累，于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撬动减贫与发展的经验，有效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和创业激情的政策举措，以及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都成为他们热议的话题。作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中国对自身大国责任的一种不断增加的自信和自觉，中国开始更加主动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发展和治理经验，通过更加广泛参与世界发展和治理进程来展现中国对世界发展的新贡献，通过推动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来彰显中国发展的世界价值和意义。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之下不断打造、整合和提升诸如中国-东盟（10+1）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金砖国家组织等新的合作平台，发起成立了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多边投融资机构，设立了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新的发展倡议，以及积极推动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建设，以支持和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更好实现减贫和发展。特别是中国还发起设立了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以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通过稳步加大人力资源培训力度，广泛邀请发展中国家的各领域各行业专门人才来华参与研修和研讨，及时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通过助推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与发展，进而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贡献，是当今中国展现自身国际责任和大国形象的重要方面。 （二）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新启示 中国经济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和启示意义：一是技术层面，即诸如减贫和经济发展的具体经验和专业技能；二是制度层面，即国家制度建设治理能力提升；三是观念层面，即中国的自主精神以及对发展道路和发展路径的自主选择。在过去很长时期里，发展中国家要么全面效仿苏联模式，要么全盘复制美国模式或更大意义上的西方模式，苏联模式早已证明由于内在的体制缺陷而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安排也被实践证明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所有发展和治理难题。20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非洲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总体以失败而告终，冷战结束后受西方国家强力推进的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也一度给非洲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动荡，而同期广泛影响拉美和东欧转型国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也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外来经验看似完美无缺，但当它们被人为“移植”到有着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时，往往显得不那么“灵验”或呈现明显的“水土不服”。而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最为根本之处，就是明确倡导独立自主的精神，强调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来思考外来的经验及其可借鉴之处，来思考自身发展道路和路径选择。因此，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最为重要的东西，或许是方法论上的启示和精神上的启迪。 中国发展的这种自主精神最为充分地体现在它对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对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中国注重汲取市场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之处，但始终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某种宏观调控能力；中国注重学习西方现代治理经验，同时又较好地保持了自身制度优势和制度特色，因而得以在不断的制度改革和调试中保持社会稳定，并实现更大程度、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学者习惯于用“渐进改革”来概括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路径，并认为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够较好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相互促进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诸如卢旺达、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也在积极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在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探索富有自身特色的政治道路，并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一些西方学者也能认识到政治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无疑是西式民主的最忠诚的拥护者之一，他在仔细观察和跟踪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历程之后，也坚定地认为，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更为首要。他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初始时期，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往往不是促进政治稳定，反而成为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诱因，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替代物”。亨廷顿的得意门生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明确地把国家构建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置于国家发展首要位置，他在肯定政府权力需要约束的同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有选择性地强化或弱化自身的管理权。贫困国家不需要什么都管的，但它们确实需要在有限范围之内具有必要功能的、强有力并且有效的政府。“贫穷国家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快、更好，中国长时期的政治稳定相较也颇为明显，其重要原因似乎不在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政府职能范围上存在多大差别，而在于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更为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相对更高。虽然中国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特色，因而不大可能被其他国家全盘复制或接受，但它的某些政治理念和治理优势仍然值得与其他国家相互分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谈到“东亚发展型国家”时，明确批评“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那种“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一无是处的观念是“不恰当的”，而应思考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政府干预是积极的，以及为进行有效干预，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又何在？贝淡宁也认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可能只适合越南等少数国家，但它的某些要点也能够给世界带来某种启示，其经验也能为其他国家有选择性地采用。如果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新的启示，在它们探寻发展道路、思考发展战略时多一份参考，进而提升它们的国家治理能力，助推其发展和复兴进程，这将是中国发展在惠及自身之时对世界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三）为南南合作深入发展提供新助力 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曾指出，文明互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不同文化的相通性，二是不同文化的互补性。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甚或更为遥远的非洲国家，在集体主义、平等待人、多元包容等方面有着相似的认同和取向，在国家观念、社会秩序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相近的理解和认知，这种文化相通性是各方增进政治互信和情感认同的重要基础。同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观念、制度和发展战略上又各有特色，且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绩效，因此各方完全可以相互分享、借鉴彼此的积极方面，由此不断提升现代政治理念和国家治理能力。当前，中国致力于推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是要不断拓展提升南南合作的内涵和层次，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互信、安全共筑、经济共荣、文明互鉴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中国明确提出要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中拉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更大程度的南南合作打造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和样板，把它们视为通向更大范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阶段。 回顾历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从20世纪50～70年代共同反帝反殖反霸，到20世纪 80年代后共同追求经济发展，当前更是迈向合作内涵显著拓展、合作层次快速提升、合作影响不断增大的新阶段。如果说21世纪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正在全面升级，那么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则是这种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这种经验交流，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对各自发展模式、理念认知与经验探索的相互分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从一般意义上的经贸往来发展到更深层次的理念对话和知识共享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中世界内部不同民族、文化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这种经验交流，无疑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彼此的认识和理解，通过互信的增进来夯实彼此间的情感纽带和民众基础，通过观念、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来逐步培育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共享价值”。此种“共享价值”的培育，必将能为新时代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奠定更加坚实的价值观基础，为世界发展贡献更多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思想与智慧。 （四）为世界秩序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新愿景 自人类步入近代以来，延续几个世纪的世界秩序虽然几经调整与演变，但世界秩序在总体上由欧美大国所主导的事实至今未有根本改变。在欧美列强眼里，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和财富由欧洲以及后来更大范围的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扩散，“文明的”西方自然有权来为世界塑造规则，“发达的”西方自然有所谓的高尚“责任”来拯救世界。从18世纪德意志哥丁根学派史学家首先提出“西欧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到19世纪史学家兰克以拉丁与日耳曼各民族为主题来编撰所谓的《世界史》，再到20世纪上半叶卡尔顿·海斯等人以“白种人的负担”来描述近代欧洲文明向世界的传播以及欧洲白种人对千百万黑色、棕色和黄种人的“教导”，都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在世界的支配地位以及它们以一种不平等姿态来处理与亚非民族的关系。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思，英国学者杰克·古迪在其大作《偷窃历史》中感叹历史被西方所接管（take-over），即西方人先是以西方事件为中心把西洋史当成世界史，继之以西方视角为中心把世界史写成西洋史。在西方强势文明的主导下，世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方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缔造者，因而享受着统治世界、引领世界的天赋权利。但如果换一个视角，如果从广大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但在近代以来备受压迫和屈辱的国家，通过长达百余年的民族抗争和南南合作，逐步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求经济发展和更为全面意义上的民族复兴。第三世界由自立和自主逐步走向自信和自强，不仅改变着自身，也正在改变世界。 的确，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南南人文合作与知识交流的广泛开展，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知识流向日益呈现更加多元的格局，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之一。以发展中国家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鉴为核心内容的横向合作正在全面展开，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多中心化”甚或“去中心化”的趋势。以一种“大历史”的视野观之，延续几个世纪之久的以西方为中心、以亚非拉为外围的“中心—边缘”垂直体系正在悄然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地区和国家，如今通过自主发展和横向联合，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参与方，成为人类知识的重要创造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财富、权力、观念以及国际话语权都在发生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构性改变。 四、余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需要坚持的几点原则 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得到快速发展，相关经验分享、知识交流和制度对话正在全面展开，交流形式和平台正在不断创新，合作成效和国际影响也在逐步增大。继续全面、深入、审慎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我们要始终秉持谦虚谨慎的精神，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相互平等。几十年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友谊之所以能够经历不同时代而愈久弥坚，根本在于双方能够始终坚持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互信、互助、互利、互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也自然应该尊重对方的平等地位，尊重它们的自主选择，尊重它们的本土知识，在经验、知识、文化层面上建构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强调，中国在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时严格做到三个“不”，即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西方国家的相关实践早已告诉我们，以一种“救世主”式的自负情结来审视第三世界的发展，以一种“教师爷”式的傲慢姿态为发展中国家开“药方”，事实证明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也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第二，互学互鉴。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还要坚持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而非中国经验的简单复制或单方面介绍。从中国自身角度看，中国经验尚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因此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思考可以为中国提供相关经验，即便是它们走过的弯路和积累的相关教训也可以为中国的制度建设提供某些启示，让中国更好也更加从容地规划自身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角度看，它们确实也有着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许多非洲国家对市民社会的适度培育，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对多元文化的高度包容，都值得中方认真研究和体会。 第三，存异求同。我们自然希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观念和制度层面展开更多的交流，培育更多的互信和相互认同，甚至建立某种程度的“共享价值”，从而为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贡献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智慧，为世界秩序的演进贡献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和力量，但从目前阶段看，这仍然属于理想的愿景而非普遍的客观现实。我们要看到，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有显著的差异，政党政治制度也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双方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应当在尊重多元和差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予以推进。最容易入手的是相互分享减贫、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特区的规划和建设等具体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诸如发展战略规划、产业政策设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在探讨属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议题时，应多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构建的角度去共同探讨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多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去强调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多从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角度去培育共享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而尽量不去争辩意识形态的高下之分和政治制度的孰优孰劣。中国自然应该借机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但出发点在于相互尊重与包容，着眼点在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争取更多的国际尊重和理解。 第四，谦虚谨慎。稳步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验交流，还需始终秉持谦虚谨慎的精神。一是要充分照顾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舒适度和接受度。我们要以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去描述和对外宣介中国发展成就、发展地位和治国理政经验，尽量避免引发或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曲解和猜忌。二是要看到全球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认识的相对有限性，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深入了解它们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了解它们的发展条件、发展成就和面临的发展问题。仅以非洲大陆为例，非洲有54个国家，人文特点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十分巨大，面临的发展问题也各不相同。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教授曾言，当我们走进非洲之时，非洲人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先生”。的确，我们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发现非洲，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思考非洲，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治理非洲。我们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延续性和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对全球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要有充分的敬畏之心。 我们还要看到，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对中国发展的羡慕，表达过对“中国模式”的兴趣，表达过分享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愿望，但客观来讲，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对自身历史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自信，对西方发展理念、制度和经验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甚至不同程度的认同。我们可以乐见非洲国家“向东看”、拉美国家“向西看”，但期待非洲国家“向东走”或者拉美国家“向西走”，显然并不完全现实。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自然有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善各自发展模式，丰富它们对治国理政的思考，但幻想用“中国模式”去取代“西方模式”，或者以中国经验去拯救其他发展中国家，无疑也是不现实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文化自信和利益需要，自然会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自然会有选择性地借鉴外部世界的发展经验，我们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注释略，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所所长、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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