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此纪念浮桥中学建校八十周年暨乔迁新校舍之际，作为母校学生的我，感到心潮澎湃、难以忘怀。浮桥中学是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摇篮。六十年前，我经过母校三年的熏陶，使我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当年的一切，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求学之路 我于1945年5月出生在牌楼东市稍的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我的父亲在本地第一批加入共产党并当上了首任牌楼乡乡长。文化水平较低的父亲在工作中深感缺少文化的苦恼，那时我在小学读书不久，晚上父亲经常要我在煤油灯下为他写证明、通知或填写表格之类，有时遇到不认识的字要我教他读音或解释字意，因为当时我也识字不多，弄得父子俩焦头烂额、啼笑皆非。为此父亲发誓一定要我认真读书，长大后能做好工作。1957年夏天，虚龄13岁的我在牌楼中心小学考取了浮桥中学，父母十分高兴，特意买了件我从未穿过的棉毛衫奖励我，我也高兴得跳了起来，发誓一定努力读书，报答父母的厚望。然而读书谈何容易，那时没有公交车，也没有自行车，当父亲领我走着逶迤曲折的9里多的乡间小道，我两腿酸得发麻，尽管父亲一路上讲他年轻时为了养家糊口步行几十里到昆山农村插秧一个月，掮着换回的大米走回家的经历来鼓励我，我还是歇息了几次才跨进浮中的大门。从此，每天清晨，我吸吮着新鲜的甘露，迎着绚丽的朝霞，肩背土布做的大书包，手提内装麦粞饭、酱瓜或咸蛋的小饭篮，踏着泥泞的乡间小路，走上了求学的艰辛之路。 那时候我家没有钟表，早晨母亲听到第二次公鸡啼叫就起身为我烧粥并准备好我中午的伙食，然后叫醒熟睡中的我。冬天日短，我要走到横跨在杨林塘上的木制赵家桥，太阳才开始升起，放学后又步行到黄昏才回家。有趣的是在九、十月份，那时水稻田里有许多河蟹，到晚上便在田岸乘凉，我随手就把它们捉到小饭篮里，变成我第二天的美味佳肴。晚饭后，母亲纺纱，陪我在煤油灯下做作业，还不时用缝衣针含泪为我挑去脚边的血泡。有一次，我走过浮桥南面的六尺河上的独木桥时，不小心跌入河中，只好硬着头皮、无可奈何地到附近人家借换了衣服再去学校上课。1959年开挖杨林塘时把赵家桥拆了，我又不得不兜到牌楼西北的米场桥再到校读书。杨林塘开挖结束不建赵家桥了，只有渡船摆渡，每人次收两分钱，但我是苦读书，所以自己规定从5月到10月，靠自己仰游手托书包、饭篮过河，有时冻得瑟瑟发抖也坚持上学，有时干脆走到摆渡口把饭吃掉，小饭篮藏到农田里，轻装游泳过河上学。最苦的是遇到刮风下雨和下雪，因为没有雨鞋，有时干脆赤脚步行痛快，但冻得脚跟皲裂出血。几年里，雨伞用坏了好几把。和我一起走读浮中的陆惠文、陆锦元等不得不中途辍学。我也曾有动摇，但严厉的父亲要我“爬也爬到学校去读书”的吼声使我不怕风吹日晒和冰霜雪落，咬牙坚持完成了三年初中的求学生涯。 师生之情 到浮中读书是艰苦的，但也是幸福的。最使我难忘的是浮中有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教师们缜密的思维方式、严谨的治学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生动活泼的课余活动等等，潜移默化地哺育我们健康成长。 浮中有许多知识渊博、教学认真的优秀教师。语文老师王癸生便是我印象较深的一位，当时他是刚结婚的青年教师，但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尤其是对学生的每篇作文都认真修改，指出优缺点，还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当面进行具体指导。我清楚地记得，在写作文“我的家乡”时，我写了一首诗：“春天走过杨林塘，杨林两岸好风光，麦苗青来菜花黄，美景好比在天上；夏天走过杨林塘，农民种田盼兴旺，渔民捕鱼迎风浪，忙碌不忘要健康；秋天走过杨林塘，男女老少收割忙，桃李芬芳百花笑，带领全家看长江；冬天走过杨林塘，老小宅前晒日黄，幸福生活赛蜜糖，心中感谢共产党。”王老师在课堂上点评了我的作文，使我有了一股喜悦的冲动，从此有了文学写作的爱好。 王申礼老师教我们数学，在教一元一次方程时，打趣地说“不是我给你们一元一次钱，而是数学上的方程题，你们以后还有二元一次呢”来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他喜欢收藏，我也喜欢收藏，毕业后我曾多次到他太仓家里欣赏书画并进行交流，后来他把一箱毕生收藏的书画无偿地捐赠给了太仓档案馆。 舒德华老师是位全能教师，在当时的逆境生活中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认真细致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初出茅庐的我们，尤其是教我们写仿宋体、隶书体、魏碑体等美术字，让我在以后工作中刻腊纸、写标语时大派用场，令我终身受益。 浮中校长顾陟高、教导主任龚宝琦都十分关心学生各方面的成长。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运动会和文娱汇演，教育我们不但要学习好，还要身体好，他们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坚持和同学们参加课间操和跑步，还专门安排杨林一老师教我们打太极拳，直至今天，利用工作间隙打太极拳还是我的必修课。 学校还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经常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记忆较深的有在教室里结渔网、抓紧时间缝手套、相互帮助做蒲包；参加校外农业劳动的有割麦子、拾麦穗、摘棉花、捕捉棉田地老虎等。还在学校操场四周种菜，既供集市之需，又解决了学校部分办公经费及有经济困难学生的书杂费，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劳动中养成了吃苦耐劳、同甘共苦、不怕困难的思想品质。学校还组织我们聆听老一辈讲述日本强盗在1932年3月1日和1937年9月两次强行登陆浮桥七丫口，残酷杀害中国人的滔天罪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我们发愤读书、报效祖国的决心。 同学之间的友情至今历历在目。班长费婉亚、副班长陶永兴不但自己学习成绩好，还经常给学习成绩不理想或缺课的同学补课；在勤工俭学缝手套时，笨手笨脚的我实在不会缝，女同学闵云开、沈迪等手把手地教我，使我完成了劳动任务；中午休息时间，我常到浮中近边的盛新元、王锐明、宋仁飞家里讨论课堂作业，或者相约去附近小河浜里捉鱼虾，玩得十分开心；同学王祖仁还在暑期里到我家住了几天，一起到牌楼大蒲塘里捕鱼捉蟹；体格健壮的顾祥平同学在假期里到我家一亩竹园地里拣了些小竹竿，掮到陆公市家里做晒棉花的竹簾之用……三年的浮中求学，不但使我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还强健了身体、收获了友谊。 感恩母校 三年的苦读换来了新的希望。1960年夏天，我考取了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我本着为母校浮中增光添彩的信心和决心发奋努力。在提高写作方面，语文老师是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毛继，他因就读北大两年后得了肺结核而中止学业，病愈后当上了教师。他十分关心我，把完成北大学业的夙愿寄托在我的身上。然而我在苏州参加1963年的文科高考中，由于作文审题失误竟然名落孙山。高考失利后我没有捶胸顿足、垂头丧气，下决心学习董加耕回乡务农。尽管毛继老师多次利用节假日到我家劝我以后再考，甚至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我都婉拒了他，决心在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作为。1964年10月，我参加了苏州地区社教工作团，第一次拿到工资后买了台闹钟给家里父母使用，我从工作队材料员当上了社教分团的秘书，且入了党。随后，我还当上了中学教师，走上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之路，骑着新买的自行车上下班，认真地培育祖国的下一代，有的学生毕业后入了党，当上了基层干部或人民教师，有的参军入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出各自的光和热。1984年，领导调我到乡镇党校任专职副校长，由于认真教学，被授予“江苏省基层党校优秀教员”的光荣称号。在机关体制改革后我担任政府秘书。退休后我仍笔耕不缀，在《太仓文史》《娄江夕阳红》《浮桥纪事》等书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还参加了《太仓市地名志》和党史的编写工作。2014年，我家被评为太仓市第一批“书香家庭”。目前正在编写40多万字的《牌楼镇志》，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报答师恩、报效社会。 回顾自己求学、教书、写书的一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当过重任在肩的领导，仅在平凡的工作中做了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果说我曾为国家、为人民做过应该做的工作，那实在是浮桥中学为我们打下良好做人、做事的基础，我永远忘不了浮中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浮中同学的珍贵情谊。 浮中留下了我们的读书声，我们把浮中铭记在心上。祝愿母校在新的历史时代继承传统、发扬光大、改革创新、更加辉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