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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则天难题'窥皇朝困局两千年

 冲霄3e8ixadnpn 2019-12-01

文:换盅盐  
编辑:那兰愈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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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97年的一天,武则天曾经的得力干将、留下“请君入瓮”典故的著名酷吏来俊臣,被下令在首都洛阳的闹市中处死。

据史料记载,来俊臣刚一死,尸首尚有余温,围观群众一拥而上 ,竞相撕扯泄愤,最终竟然丝毫不剩……
 
本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憎恨一个人的最高体现,就是将对方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但是来俊臣尸骨无存的画面还是出乎了武则天的意料:自己的宠臣原来这么招人忌恨!为了更好地平息民愤,武则天干脆追加旨意,下令将来俊臣全家灭门。
 
在天子身边做事,就是这么刺激:昨天还享尽荣宠,明天可能就被株连九族。
在闹市中处死,称作'弃市'或'市死'。
《释名·释丧制》:'市,众所聚,言与众人共弃之也。'
来俊臣之前究竟有多威风?倚仗着武则天的信任,他在朝廷里几乎是指谁办谁,连武氏家族、太平公主都对他忌惮有加。

但来俊臣的下场其实早已锁定,只不过是倒计时长短的问题。

早在公元691年,武则天三大酷吏中的另外两位,索元礼和周兴,被 刚刚称帝一年的主子过河拆桥,织了罪名下狱,各有死法。

当然,来俊臣也许并非不识前车之鉴,没准他已经看懂了酷吏必然的末路。但无奈自己已经血债压身、树敌太多,不能全身而退,只能在彻底透支完主人的宠信之前,继续卯着劲儿往上搏。

“武则天难题”:酷吏必须死

作为酷吏,来俊臣的下场实属寻常。

例如《旧唐书·酷吏传》中被点名的11位酷吏,都是靠武氏垂青而发家。但到最后,除唯一一位幸运儿被贬谪远方,其它10人都因获罪而死。
 
讲到这些,并不是想指责武则天有多么冷血无情,她其实只是遵循了古代帝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通用原则。

武则天选拔酷吏,是为了清洗反武势力,为称帝辟路。成功后,既然自己法律上已身登大宝,实质上是大权难撼,那么已经脏兮兮的手套自然是有碍观瞻最好赶紧扔到垃圾箱里

公元690年,武则天宣称自己是弥勒佛化身下凡,进位称帝
武则天尊崇并大力推广佛教
相传龙门石窟一尊佛像就是以她的面容雕刻
 
当然,武则天玩的权力手腕,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她具体玩法,还是值得展开看一看:

当年,她和帝位之间最大的屏障,就是李唐旧臣。而李唐旧臣都守着自己所谓的尊严,怎么肯躬身于一位理应陪葬先帝的前侍女?

所以武则天第一步,就是要起用一批酷吏,饲养一批完全不在乎当世道德伦理、荣辱廉耻,只向权力表白的恶犬。

她要让这群恶犬去咬碎骄傲自持的屏障们,吓退任何想使绊子的旁人,这样才能给自己腾开路子。

可以不客气地说,没有酷吏帮忙,武则天几乎不可能以周代唐。

但酷吏会引入新的问题。
第一,君主既要杀人,也要用人,朝堂上不能没人。

而酷吏的KPI就是各种办人,要通过疯狂的迫害,才能向主人表现自己的能力和忠心。这样一来,对有用或有功之人的误伤不但在所难免,而且会愈演愈烈。
比如左卫大将军泉献诚,受武则天赏识和提拔,奉命为女皇帝筹建天枢(一种纪念碑),就因为拒绝了来俊臣的索贿,被后者诬陷谋反,死于狱中。
而被武则天尊称'国老'的狄仁杰,要不是拜托亲信争取了面圣伸冤的机会,也跑不了要被来俊臣以同样的罪名砍了脑袋。

早在西汉武帝刘彻时期,酷吏就在历史中'大放异彩'
张汤、杜周为逢迎圣意,打击戕害武帝不喜之人
第二,这帮酷吏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并不能为统治集团提供新鲜血液,更不可能出现股肱之臣。

很难想象一群凭借马基雅维利式手段上位的人,会摇身一变,成为正直、诚实、廉洁、关爱纳税人的好公仆,在真正意义上为君王延续社稷国祚。

事实是,他们滥用职权疯狂敛财,除了索贿要挟,看见别人貌美的妻妾,也要抢过来满足自己的淫欲。

史书上记载了一次令人咂舌的插曲: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斛色罗投靠武周,而来俊臣为了夺取人家能歌善舞的婢女,居然为此称可汗图谋不轨,激怒了外族首领们,差点酿成大祸,带崩帝国。

所以武则天又不得不采用第二步:权势过大的酷吏要限制,真正的治国人才要培植。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看到,武则天左手让酷吏铲除旧臣,再让新酷吏葬送旧酷吏,比如派遣来俊臣去搞掉周兴;而武则天右手则拔擢像狄仁杰、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这样的栋梁之材,并适当保护他们不要被酷吏咬死。

总之,'酷吏政治'是阶段性的过渡期,等到旧臣消灭殆尽,新臣撑起局面,那酷吏也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或者说酷吏必须死。
'但这些酷吏一旦掌了权,就和武则天想惩治的官员一样,变得不受约束、为所欲为,武则天只能扶持新一批酷吏来对付前面的一批,这样的循环直至她下台才结束。'——《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郭建龙

这就是武则天当时面临的政治难题:

出拳不狠,就会被旧臣扳倒;酷吏太凶,自身很容易惹臊;不纳新贤,大厦必然风雨飘摇。

站在今天回顾历史,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的演出已算精彩。

皇朝困局两千年
实际上,“武则天陷阱”并非这位女皇专属,而是中国两千年皇朝历史中大部分君主的日常困局,只不过是武则天的性别和出身,放大了这一困局中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庙堂上人臣形形色色,品性区间太大。

前文中如来俊臣这样的酷吏,只要能够获得权力的青睐可以不择手段,对那些坚持伦理的传统书生嗤之以鼻。

他们才不会在意执柄人是男是女、是人是妖,甚至根本不在意执柄人本人,他们真正在意的就是大柄本身——这是第一种极端。

另一种极端,则是在传统伦理中浸淫过深的理想主义者们。

在他们心中,人主再高高不过圣贤古训,权力再大大不过天道经纶,一切安排都应该符合他们被灌输的那套绝对真理,其中代表人物如明朝的海瑞。

这两种极端锚定了朝堂人群的坐标轴,两千年来的人臣们,就是在这两极中游离徘徊。

'(1565年)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嘉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万历十五年 · 海瑞篇》黄仁宇

“武则天难题”放大的第二个现象,就是人主虽号称万岁、天子,但其实际权力却基于官僚集团,而潜在的危险,也同样源自他们。

帝王不得不仰赖群臣中的一部分人,同时又不得不打压另一部分人,最终留下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历史常态。

而时过境迁后,圣上今天涕零仰仗的忠臣,或许明天就成了眼中新一茬的心腹之患, 哪怕对方其实并无此意。

经典案例如“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出演“杯酒释兵权”,夺取天下的朱元璋策划“胡蓝之狱”,而具体倒霉蛋则诸如蒙恬、韩信、岳飞、李善长、张居正、鳌拜、年羹尧之辈。

可是,官僚靠不住,又靠谁呢?靠皇亲国戚、靠士族、靠宦官、靠天子门生?

但最后却是防了权臣防外戚,防了外戚防宦官,防了宦官防士族,防了士族防乡党……把他们全摁下去了,政务也都压在皇帝一个人身上了——累,就对了。

这种常态让所有人都在恐惧之下:

君王害怕大权旁落,群臣们更是伴君如伴虎,而没有话语权、只能用集体下跪等道德手段发声的黎民百姓,则只能祈祷上层政治角逐千万不要波及到自己和亲友。

'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古稀说》乾隆)'——《饥饿的盛世》张宏杰

以上两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歇,区别不过是具体的剧情够不够精彩。
但传统史书总以明与昏、忠与奸、天命与人心等此类肤浅的二元论进行简单归因,导致现象背后真正的本质被掩盖。

皇朝的先天缺陷

而这个本质,就是早如韩非子、晚如清乾隆隐约触碰到的问题根源:

集权帝制下,人主与人臣是亦敌亦友的关系,稍有失衡就会滑入下一场权力洗牌,而底层黎民也不得不被动承受一切后果和影响。

这,是中央帝国制度基因中的原罪,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缺陷,也是中华两千年来兴衰更替、治乱循环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框架泥潭中,每个人如同泥鳅,不论表面是否泛光,都是在黑暗中摸爬滚打。

图注:圆点实线为中国人口数,菱形虚线为西欧人口数。(《中国人口史》制图:胡列箭)
中国古代每次政治秩序崩溃、朝代更迭,人口就会锐减,所谓“兴亡皆苦”。
对君王们而言,自己拉拢提拔的左右手可能会尾大不掉,安保严密的皇城又有着“政令不出紫禁城”的隐忧。

他们很清楚,从帝国至高无上的主宰,到表面光鲜的盖章傀儡,不过是一步之遥,不过在旦夕之间。
对臣子们来说,大家天天都在玩“合纵连横”:取悦皇上,巴结上级,拉帮结派,打压对手。

久而久之,打卡政绩不如平安落地,唯唯诺诺和模棱两可成了条件反射,趋利避害和政治正确成了习惯本能。

最后大家看明白了,想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上生存,就要追求信息不对称上占优,这成了君臣们心照不宣的第一要务,至于民生社稷什么的,可能得先往后排排了。

晚清首任驻欧大使郭嵩焘对比中西方,称清国“上下相贼,而民日贫;上下相蒙,而民日病;急租税,而民无衣粮;顾考成,则民多冤狱”(《郭嵩焘全集》),同时认为欧洲反而实现了“三代之治”:“自汉代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伦敦与巴黎日记》)

如果是太平岁月还好,一旦与外敌交兵,就难看多了。简单补充两个让人唏嘘不已的例子: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大军南侵,即将围困汴京。而当时在汴京城外的刘家寺,还晾着约500架攻城神器——抛石机!
按照道理,外敌兵临城下,朝廷上下本应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怎料当时的官员们开始相互推诿,谁也不想出头去把这批攻城神器回收。

兵部、枢密院、军器监、京城所把球踢了一圈,直到把皮球“传”到了金兵脚下。最终映入大宋守军眼帘的,是“石雨”倾泻。

公元1595年(万里二十三年),明朝赴朝远征军正与丰臣秀吉的侵朝武士作战,其中就有著名的戚家军。

戚家军由江浙籍兵士组成,装备精良,精熟火枪阵法,作战奋勇当先,《朝鲜宣祖实录》如此评价:“南兵(戚家军)不顾生死,一直向前…其军力战,死伤尤多。”

正常而言,大明有如此精锐,当然要好好褒奖和存续。但彼时明军南北将领嫌隙不轻,不巧明军远征军最高统帅李如松是北方籍大佬,在分配战功的时候明显偏心,不但如此,南军在粮饷方面也被针对性克扣。

最终,“蓟州之变”爆发,作为少数的戚家军被北军以“谋逆”的罪名诱杀3300余人。而远在京师的万历帝和群臣明知事出蹊跷,也只能打一圈太极,不了了之。

戚家军精熟阵法,配备火铳,可惜不容于友军,被诱杀一事竟难见于明史,朝鲜李朝倒是有部分记载。

《两朝平攘录》记载:“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

《朝鲜宣祖实录》记载 :“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缓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给,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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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传统思维和理念中所谓的“大治”,终究是水月镜花,纠结于此,是持续在怪圈里打转,治标不治本。

只要仍陷在这滩泥潭里,所有参与其中的“玩家”,都要继续遵守糟糕的激励规则,继续采取糟糕的应对行为,继续承受糟糕的际遇结果,继续装作表面上一切都很好很棒棒,直到有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火花“触发连锁反应,点燃全局,将一切清零后,再重新轮回。

只可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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