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文章5 产业与科学的百年共舞，科学家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2019-11-30

原文作者：Paul Lucier

在讲述过去150年是如何塑造当今科学体系的《自然》150周年系列纪念文章之五中，历史学家Paul Lucier追溯了工业研究的爆发式发展和碎片化。

在第一期《自然》出版四年后，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面临了一次存亡危机。1873年10月，其初始成员之一要求开除另一成员，理由是后者行骗。加利福尼亚州地质学家Josiah Whitney控诉Benjamin Silliman Jr.——一位来自耶鲁大学应用化学系的教授，说他收取加利福尼亚州数家石油公司的巨额款项，回报则是为他们提供有利的、可能具有欺诈性的科研成果。Silliman则强硬回应道，公司为科研提供资助是社会责任感的证明，而非不当行为：公司需要客观的“技术意见”。他辩称，如果没有科学，骗局将更为普遍。

插图：Señor Salme

Joseph Henry——NAS院长、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秘书、电报发明者Samuel F. B. Morse的一名前顾问——不得不表示同意。如果NAS开除每一位曾为私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成员，那它将无法存续。Henry拒绝了开除Silliman的诉求。更重要的是，他决心扩充NAS成员数量；新成员的评选依据是科研成果，而非收入来源¹。可见在19世纪70年代，工业依靠科学的事实已经十分明确了。

Silliman与Whitney之间的争论标志着科学与工业间关系的分水岭。对于美国以及英国和欧洲的许多科学家而言，私人公司既是为他们提供研究经费的宝贵赞助者，又是支付短期佣金报酬的雇主。同样，这些公司认为科学家及其发现对各自行业的发展有利。

在接下来的150年间，科学与工业间的关系持续发展，具体可分为四个重要阶段。科学家从兼职顾问转为全职的公司研究人员，再转而成为学术企业家。工业从分散的本地业务发展为集中的大型公司，再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尽管这些转变看似是共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的科学家和工业应运成为领导者和榜样（在就业、资助、出版、专利和创新领域而言）的事实警示我们，此类发展具有偶然性。

顾问（1820–80）

NAS危机的核心是科学与工业间本质的张力：对知识的探索是否会因为对利益的追求而遭到破坏？对Whitney和其盟友而言，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他们的“纯”科学需要在不受牟利动机影响的地方进行实践，如政府机构或资金来源充沛的高校。相比之下，Silliman和“应用”科学的支持者们则认为科学与工业间的相互作用是互利互惠的。的确，“应用科学”这一独特方向的出现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中，科研将解决越来越多的工业问题，而私营企业在理想情况下将成为这一工作的坚定支持者²。

科学咨询这一职业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当时个人或资本家团体偶尔会委托科学家研究农业、采矿、运输（运河和铁路）及制造业的前景。这些为专业技能付费的项目具有短期和顾问性质。到了19世纪70年代，美国商法的变更（与英国和欧洲的相关法律类似）允许成立有限责任股份公司。这些拥有大量资金且有许多寻求投资保障的股东的企业定期向科学家咨询。随着这些项目变得越来越日常化（对现有产品和工艺持续进行测试和分析）且更具研究性，科学家们开始获得丰厚的合同和聘金¹。

1869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支调查队在犹他州的瓦萨奇山脉中。美国地质学家是镀金时代（19世纪70-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期）最为活跃的顾问群体之一。

在美国，地质学家是镀金时代最为活跃的顾问群体之一，尤其是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贵金属采矿业中。在英国和德国，最为高产的顾问是具备新产品（如酸、肥皂、油漆，尤其是合成染料，包括苯胺紫和茜素）相关基本专业知识的化学家们。顾问化学家还在耸人听闻的专利案件中，作为专家证人扮演着重要的公众角色。证人席上的化学家之间的争论在报章上大受欢迎，凸显了化学工业的深入发展。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专利法变化允许发明人拥有这些新化学产品和工艺的知识产权（IP），而非将它们判定为依据定义是无法取得专利的科学发现。

工业（1880–1940）

20世纪初，独立顾问科学家被新工业实验室中的带薪研究员所取代。这些实验室代表了应用科学被收编；即在组织内为“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一个现已进入词典的短语设置单独空间。

在德国，最大型的染料公司如Bayer、Hoechst和BASF率先建立了专门的化学研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与生产部门（也由受过大学训练的化学家组成）以及为新产品和工艺提交专利申请的专门法律部门直接相连。这类紧密联系德国化学界与公司实验室的工业化发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³就已牢固建立。

在美国，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原型出现在电气行业；1876年，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在新泽西州门洛帕克市成立了一家“发明工厂”。爱迪生想用一种规律且可靠的系统来取代之前无法预测的天才创意行为。他招募了机工、机械师、化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来研究与电报和电照明相关的技术问题。尽管他们是合作进行工作的，但只有“门洛帕克的奇才”（单一发明人）的名字被列在1000多项美国专利上，其中包括留声机（1878）和电灯泡（1880）⁴。

原始灯泡专利即将到期，加之来自其他照明公司的威胁，促使接管了爱迪生的电灯公司及其所有专利的通用电气（GE）于1900年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建立了命名恰如其分的“研究实验室”（Research Laboratory）。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行为已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商业方面，实验室发明的新灯泡使GE恢复了其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专业方面，GE招募了250多名工程师和科学家。

美国另外数家大型公司纷纷效仿并开创了自己的正式研发（R&D）实验室——杜邦（DuPont，1903），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1904），美国电话电报（AT&T，1909）和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1912）。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所有德国产品（尤其是化学品）的禁运，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新词“工业研究”的黄金时代。在1919至1936年间，美国公司在几乎所有行业（石油、制药、汽车、钢铁）建立了1100多个实验室，从而主导了全世界的工业研究。1921年，这些实验室雇用了约3000名工程师和科学家；到1940年，研究人员数量已达27000余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一数字接近46000⁵。

这一惊人的增长反映了控制着各自行业几乎所有领域的垂直统一管理公司规模之庞大，从自然资源到研发，再到大规模生产和大众营销。美国专利法的重大变化也推动了工业研究，使这些巨头能够获得其雇员的知识产权。公司现在成为了发明人。

在大萧条时期，批评家们专挑现代大型企业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失业、生产过剩和破产进行批评。科学受缚于工业再次敲响了资本主义腐化科学的警钟。于是，企业老大和研发主管们集结了他们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所创造出的种类丰富且令人称奇的消费品（用新的说法来说就是“科技”）。在这个故事里，工业中的科学是好的；它是对功效、效率和安全性的保证。用19世纪顾问科学家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因为有研发的存在，消费者们才能信任这些现代科技（及其所属的公司）。

1939年在纽约市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工业界大肆展示了其科学成果。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让消费者见识到了电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展示了自家的电动打字机。GE展示了新型电制冷系统，高举“通过化学使美好的生活更美好”大旗的杜邦则带来了一种名为“尼龙”⁶的合成纤维。

美国公司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展示其工业研究成果。| 图源：Bettmann

诺贝尔奖的颁发消除了人们对企业腐化科学的恐惧。1931年，两名德国人Carl Bosch和Friedrich Bergius成为第一批获得化学奖的工业研究人员。次年，GE的Irving Langmuir赢得了化学奖。1937年，贝尔电话实验室（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Clinton J. Davisson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

美国最大的研究机构是1925年在纽约市成立的贝尔实验室，它整合了AT&T的研发部门和其电话制造部门西部电气（Western Electric）。这些实验室拥有约3600名员工，预算超过1200万美元。（GE为其研究实验室拨款不到200万美元。）贝尔实验室的第一任总管是物理学家Frank Jewett。1939年，他成为第一位担任NAS⁷院长的工业科学家。

简而言之，国家地位和国际赞誉似乎证实了在工业赞助下完成的科学和大学或政府中的科学是平起平坐的。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工业实验室并非仅仅是没有学生的大学。作为应用科学机构，它们始终需要向公司总部展示自身在创造有利可图的产品和流程方面的价值。

军事（1940–80）

到1940年10月纽约世界博览会闭幕时，欧洲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科学与工业间的关系，还改变了与这些关系相关的说法乃至历史。

所有这些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美军及其通过新形式的合同和分包，分配给科学研究的数量空前的资金。战争期间，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在主任Vannevar Bush的领导下，与140多家学术机构和320家公司签署了2300多份研究合同，价值约3.5亿美元。这些资金中约有三分之二用于大学，如位于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辐射实验室就获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雷达研究。公司研发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金：AT＆T被分配了1600万美元，GE 800万美元，RCA、杜邦和西屋每家则是500万到600万美元之间⁸。

但到目前为止，数额最惊人的研发投资来自战争部（8亿美元）和海军部（4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用于私营工业（8亿美元），其大部分用于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的新兴工业，如航空航天、电子、计算机和核技术⁸。

美国军方无意成为美国科学的总司令，但到战争结束时十分明确的一点是，至少对Bush而言，联邦政府需要制定一个计划。他在1945年写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科学——无尽的疆界》报告中，提出了对美国科学政策的愿景，该政策应指导和定义整个冷战期间的大学科研及企业研发。无尽的疆界是“基础”研究，这种研究“不考虑实际目的”，可直接回溯到19世纪的纯科学观念。美军将为此提供资金以促进工业研究，因为根据推理，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的领跑者”。

那便引入了一个新的论点。正如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评论员所指出的那样，它既没有反映战争年代的经验（期间多功能小组从事原子弹或雷达等军事项目的工作），也没有反映之前几十年的经验（期间多功能小组在研发实验室从事诸如灯泡之类的公司项目）。《科学——无尽的疆界》由此提出了一个在军事和商业两个领域发展新技术的不同想法。后来，该想法被称为创新的线性模型⁹。

这一理论假设存在一条传送带，从基础科学开始，平稳地移动到开发，再到制造和生产，最终以技术或创新作结。增加基础科学的量，那么（所谓的）结果将是更多的技术、创新和整体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讲，基础研究应以大学为中心（军方资助的确改变了美国大学及它们的理科院系）。但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也仍和战争时期一样与军方签约。有了这些军方合同，再加上公司总部增加的拨款（企业领导者亦认可线性模型），工业实验室从应用科学转向了基础研究¹⁰。

这种对无止境科学创新的信念与巨额资金来源相结合，直接引领了企业中央研究实验室的建立。它们或多或少独立运作，非常适合跨国公司的新组织结构。庞大的企业集团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来代替垂直统一管理，这种组织结构包含多个部门（M形式组织），每个部门（包括中央研究实验室）都在其中独立运作。

一流的研究实验室迁至乡间，远离总部和与制造业的任何联系。例如，RCA实验室分部在1945年后，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附近扩大其园区规模，开始从事彩色电视和半导体的研究。1956年，西屋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外的丘吉尔建立了研究实验室，致力于核研究。IBM于1961年在纽约附近的约克敦高地建立了由现代主义建筑师Eero Saarinen设计的Thomas J. Watson研究中心，致力于激光、半导体和其他计算机相关的物理学研究。贝尔实验室则将其研究总部迁至新泽西州的默里山。

鼎盛时期（2001年之前）的贝尔实验室在诸多地点进行了许多领域（物理、数学、射电天文学）的世界级研究。它最大的园区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附近的内珀维尔，拥有11000名员工。占地191公顷的旗舰园区位于新泽西州霍姆德尔市，距离纽约市以南约30公里，其中包括1962年同样由Saarinen设计的宏伟镜面玻璃大厦。

这些“工业凡尔赛”所做的研究没有太多进展；它们的确已经被改造成了没有学生的大学¹¹。作为工业象牙塔，它们吸纳了大学教员以及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承诺给他们时间和资源来按照自己的节奏做研究，并提供开放出版政策，让他们的研究结果能够发表在最负盛名的期刊上。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普林斯顿市RCA的工作人员中有一半是理论科学家，超过75％的合同是与军方签订的。杜邦同样在战后十年间将其科研人员数量增加了150％，最大的增幅来自其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附近的实验站的基础化学方向。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从事工业研究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人数已超过30万¹²。

1947年，John Bardeen、William Shockley和Walter Brattain在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并因该项工作获得了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图源：Science History Images/Alamy

这些一流的企业实验室——贝尔实验室、IBM、西屋、杜邦、RCA（普林斯顿），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1970年）成为基础科学重地。在1956年至1987年间，有12位企业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仅贝尔实验室就已将八项物理学奖和一项化学家收入囊中，其中1956年因其最负盛名的技术之一——晶体管而获奖。20世纪60年代初期，企业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占《物理文摘》的70％。到1980年，施乐PARC在引文影响方面已与世界领先的大学并驾齐驱^6，8。

线性模型强调基础科学是未来任何技术进步的必要前提，因此它是对过去的突破。它促使人们对科学与工业间的历史关系进行新的阐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开始重新审视19世纪下半叶，并声称他们发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以化学和电气工业为特征，包括使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方法来取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污染工业（纺织厂、煤矿和铸铁厂）所使用的老旧的反复试验发明法。在这一修正主义的历史中，迷人的合成染料和明亮的电灯泡直接来自纯有机化学和纯电磁物理学。由此，历史似乎明确佐证了继续为基础科学提供资金的必要性，也解释了美国和西欧的企业为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着主导地位¹³。

这种情况不会持久。

外包（1980年及以后）

企业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投资一直由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维持。AT&T、杜邦、IBM、柯达和施乐当时在各自的核心业务中拥有80％以上的市场份额。后来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加上普遍的滞胀（高通胀、缓增长）削弱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全球竞争加剧，尤其是来自日本和韩国公司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断增长的自由贸易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率。

因此，美国公司开始重组和缩减规模。企业领导者和股东认为多部门的企业集团已变得太过笨拙，难以参与竞争。他们需要新的、精简的公司。重组的一种方法是外包，将内部供应商替换为外部供应商。各公司逐渐将曾是工业经济支柱的制造业转移到成本较低且监管不那么严格的国家的工厂。（其速度有增无减，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20世纪90年代的贝尔实验室：一名研究人员正在测试光纤数据传输。| 图源：Ovak Arslanian/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缩减规模的另一种方法是资产剥离，出售与核心业务无关的子公司。对于寻求快速获利的股东而言，长期的企业研究看起来像是某种金融负债。中央实验室成为了主要目标。1988年，RCA将普林斯顿实验室作为独立业务Sarnoff公司出售。1993年，IBM从研发预算中削减了10亿美元（约20％）。德国西门子公司于1997年收购了西屋的丘吉尔实验室，而在2002年，施乐曾经的一个部门PARC成为一家独立公司。1996年，AT&T在其电话垄断地位被打破后，将过誉的贝尔实验室拆分为一家独立公司——Lucent科技（2016年，该公司被芬兰电信公司诺基亚接管）。霍姆德尔园区于2007年关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剩四名科学家还留在默里山从事基础物理学研究。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¹⁴。

伴随着全球化的竞争市场、放宽的自由贸易和股东短期主义，美国军方开始削减对企业实验室基础科学的资助。除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外，美国政府稳定地将研究资金重新分配给大学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尤其是通过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分配给医学院和研究医院。随着资金不断投入，新领域（如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技术）迅速超越了衰微的物理科学。到1988年，只有约10％的基础物理研究文章是由工业科学家撰写的；到200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3％¹⁵。

企业研究实验室的消亡预示着线性模型概念之死。许多学者认为其太过简单。从科学到技术的途径既不是直线也不是单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单向的（技术进步亦可带来科学发现）。对于企业高管而言，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似乎没有得到回报。杜邦没有发现新的尼龙；柯达未能引起摄影界的革命；RCA在消费电子领域失去了优势；IBM忽视了个人计算机；Xerox PARC错过了图形用户界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末，英特尔、微软、苹果、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和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等小型公司确实将大型公司在做的基础研究进行了商业化。这些市场玩家未曾建立自己的传统研究实验室，便主导了新的信息技术（IT）产业。例如，微软在1991年创建微软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当时最大的工业实验室之一）时，其宣称的使命不是基础科学，而是创新。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于1998年关闭了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实验室，因为他认为创新不需要对研发进行任何投资。

2017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戈利塔市的Google量子计算实验室中的一台设备。Google AI的研究人员致力于构建能够加速机器学习中的计算任务的量子处理器。| 图源：Greg Kendall-Ball/Nature

直到2010年以及机器学习、人工智能（AI）和物联网的出现，大多数技术公司都忽略了基础研究。2012年乔布斯去世后，苹果再度开始对研发进行投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同样，亚马逊、谷歌、Facebook和Uber开始从学术界招募AI研究人员。由此引发的人才流失已经严重到让大学开始担心其培养未来AI研究人员的能力。

21世纪的企业重视科学（特别是可获得专利的发现），而且仍然认为基础研究可以带来发明和创新。他们只是更想让别人去做（并为此付费）。用商业术语说，他们通过用灵活的合同研究来代替稳定的内部实验室（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仓库），优化了“供应链管理”——一个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的词语。美国政府和反垄断执行的放宽极大地提高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例如，2001年针对微软的垄断案的和解与1984年AT&T被迫分拆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美国政府现在允许创新型初创企业从其他公司和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如Sarnoff和PARC）获取新技术、专利和许可证，也允许其与研究所和大学进行广泛的合作研究。例如，微软研究院现在在全球（纽约、北京、班加罗尔）和多个大学校园（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和英国剑桥大学）设有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在世界范围内的AI专利数量中占20％。相比之下，谷歌主要通过提供补助、奖学金、实习和访问职位来资助学术研究。

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基础科学的发源地。到了21世纪，大学还成为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源泉，其部分原因是美国专利法的大范围变化。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Diamond诉Chakrabarty案中）大大扩展了可申请专利的范围，使其包括新的生命形式。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贝耶-多尔法案（Bayh-Dole Act），允许大学为NIH或其他联邦机构资助并由教职工、学生和雇员在其校园内进行的研究结果申请专利。大学的专利申请量开始呈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2266份增加到2014年的5990份。大学现在成为了发明人¹⁶。

因这些法律和政策变化而发生转变的最突出的产业是生物技术。1976年，一名大学生物化学家和一名风险投资家创立了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与其他生物技术初创公司（1980年的Amgen和1981年的Genzyme）一样，基因泰克专注于将大学中完成的基础科学研究转化为专利和其他形式的有利可图的知识产权。他们促进了从研究到开发的线性移动。传统的大型制药公司将药物和疗法的生产及分销进一步商业化。例如，礼来制药厂（Eli Lilly，成立于1876年）指导了基因泰克公司的第一种药物（合成人胰岛素）通过临床试验并将其推向市场¹⁷。

生物技术的出现同时代表了新的商业计划（企业科学家与风险资本家合作出售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创新模式。在这里，行业从单一的内部或封闭的研究来源转向多个外部或开放的来源¹⁸。在这种模式下，学术企业家、商业化的大学、全球化的合同研究机构以及众多小型研究型初创企业提供科学和知识产权，然后由规模更大、实力更雄厚的公司将它们开发成新产品和工艺，并进行商业化。

一些经济学家和商业学者认为，开放式创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¹⁹。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位力争获得其由联邦政府资助完成的研究成果的专利，并用风险资本家的种子资金成立一家初创企业的大学教授，是19世纪顾问化学家的“直系后代”。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一群头脑敏捷的研究人员和小公司取代了一堆笨拙的企业实验室²⁰。对于批评家和不那么乐观的学者来说，21世纪科学与工业的关系体现了大学研究的商品化和利润动机²¹对知识追求的腐化。

如今，复杂的创新网络已经取代了旧的传送带。这是另一种新的模式——全球商业化。供应链科学的前提是研究是一种可替代的商品，可以按需购买并由成本最低的实验室出售。在某些方面，21世纪的合同研究使人想起了19世纪的顾问科学。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变的问题依然是：市场科学是否值得信赖？

参考文献：

1.Lucier, P. Scientists and Swindlers: Consulting on Coal and Oil in America, 1820–1890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8).

2.Bud, R. Isis 103, 515–563 (2012).

3.Homburg, E. Isis 109, 565–576 (2018).

4.Israel, P. Edison: A Life of Invention (Wiley, 1998).

5.Mowery, D. C. & Rosenberg, N. 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9).

6.Hounshell, D. A. & Kenly Smith Jr, J. Science and Corporate Strategy: DuPont R&D, 1902–1980(Cambridge Univ. Press, 1988).

7.Reich, L. S.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search: Science and Business at GE and Bell, 1876–1926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8.Usselman, S. W. in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cience, Medicine, and Technology (ed. Slotten, H. R.) Vol. II, 369–387 (Oxford Univ. Press, 2014).

9.Backhouse. R. E. & Maas, H. Isis 108, 82–106 (2017).

10.Grandin, K., Wormbs, N. & Widmalm, S. (eds) The Science-Industry Nexus: History, Policy, Implications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2004).

11.Knowles, S. G. & Leslie, S. W. Isis 92, 1–33 (2001).

12.Clarke, S. H., Lamoreaux, N. R. & Usselman, S. W. (eds) The Challenge of Remaining Innovative: Insights from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Business (Stanford Business Books, 2009).

13.Landes, 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9).

14.Hounshell, D. A. in Engines of Innovation: U.S. Industrial Research at the End of an Era (eds Rosenbloom, R. S. & Spencer, W. J.) 13–85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15.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8 Vol. 1, 6-35–6-36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08).

16.Mowery, D. C., Nelson, R. R., Sampat, B. & Ziedonis, A. Ivory Tower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Before and After the Bayh–Dole Act (Stanford Univ. Press, 2004).

17.Pisano, G. P. Science Business: The Promise,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Biotech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6).

18.Chesbrough, H.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19.Mowery, D. C. Ind. Corp. Change 18, 1–50 (2009).

20.Arora, A., Belenzon, S. & Patacconi, A. Ind. Corp. Change 28, 289–307 (2019).

21.Mirowski, P. Science-Mart: Privatizing American Science (Harvard Univ. Press, 2011).

原文以 Can marketplace science be trusted?为标题发表在2019年10月22日的《自然》评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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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负责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