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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为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才将造纸术传入中亚。否则不仅突厥和阿拉伯人不会用纸，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将失去物质基础。然而，考古发现却足以对此说不。因为早在唐军遭遇惨败前，纸张就已经在葱岭以西广泛流传。 除了书写作用，纸张也是非常重要的行政管理工具。由于比起竹简更加轻便，还比帛书更加廉价，使纸张具备成为优良信息载体的潜质。 成形于两汉的纸张制造技术 西汉的西域驻军和内陆保持通讯往来，已经做到了纸简并用。1973年，考古学家就在甘肃居延汉代金边遗址，出土过西汉麻纸。1990年时，又在敦煌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30余张麻纸。它们都是汉代造纸术随着帝国向西扩张的证据。 到了西晋末年，楼兰地区的驻军依旧保留下了很多的文书。这些被称为“楼兰残纸”的文件，不仅字体优美，还有很高美学价值，也是造纸术已抵达西部边疆的流传证据。 公元5-6世纪的西域文书残片 此外，纸张在经济方面的潜力也被商业团体开发出来。英籍匈牙利裔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在一个废弃的烽火台遗址中，发现4封粟特商团寄往母国的纸质书信。这些书信的巨大信息量足以证明，当时的中亚商人已经有了庞大的商业书信交流系统。 其中的第一份书信，由粟特女子米薇写给远在家乡的母亲卡提斯。由于被身为商人的丈抛弃而身无分文，准备向丈夫阿尔提万的亲属借钱回家。但是这个亲属却坚持等到阿尔提万回来才肯给予帮助。最后，米薇是靠当地社区的一个拜火教祭司救助，才得以同对方随行回国。 敦煌曾是各类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据点 在敦煌出土的粟特文书残片 第二封信，是一个定居在金城的粟特商人书写，准备发往撒马尔罕的贵族那耐-缔合瓦大人。其内容是报告殖民地的商业发展情况。根据他的反馈，位于河西走廊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和安全，当地的粟特定居点也平安无事。但所有的移民都年老体衰，可能无法回到家乡。所以他请这位公正的领主代他打理巨额财产，将这些财富转让给儿子打理。作为回馈，自己也会拿出一部分金币给贵族作为感谢。 此时的内陆，正处于永嘉之乱阶段。商人向河中的贵族报告，汉人的最后一位皇帝已从洛阳逃走。由于饥荒和火灾，皇家的宫殿被焚，整座城市也遭到毁坏。叛乱的匈奴人，已不再是皇帝的臣民。而且写信者对汉人能否驱逐匈奴表示怀疑。他们位于洛阳的社区也损失惨重，大部分人死于饥荒。他们派往内陆的商人也都失去联系，商业活动受到了重大损失。 敦煌文书是早期纸张西传的重要证据 第三封信则与前面的第一封遥相呼应，由可怜的米薇和女儿联名发送。由于丈夫的商业合伙人、和现在的保护人法克那德欠款逃跑，他丈夫在敦煌的亲属也因没有授权而拒绝给她担保。于是汉人债主将米薇母女扣为奴隶，直到还钱为止。米薇在信末尾感慨，三年间都是母女给丈夫发信，而对方很少给恢复。以至于她觉得即使做一个猪狗的妻子，都比当他的要强。 第四封信，是一份写于姑臧的商业报告。寄信人提到他和其他商人的贸易与借贷关系，还提及贸易的大宗货物，比如胡椒、药材、铅粉、麝香、亚麻、粗布、小麦等等。但是鉴于即将到来的大洪水，很多粟特人试图脱身，但都没有获得成功。 近代西方画家笔下的东方造纸业 以上信件都写于公元313-314年间，收信人都位于粟特人的中亚母国或者西域。无论是商业情报，还是落难母女的求救信，都因为战乱而被人遗忘在烽火台里。直到1907年被斯坦因发现，这些1700多年前的悲欢离合才得以重见天日。 这四份书信的出土，不仅让后人得以窥探古代的粟特商业世界，也证明纸张的使用在当时已较为普遍。显然，如果没有本地造纸业的支撑，寻常事务很难由昂贵的进口材质记录。在更为西面的吐鲁番，考古学家也在阿斯塔纳-哈拉和卓的古墓中，发现了后来北凉时期的本地麻纸。上面的章节同样由粟特文书写。 怛罗斯战役爆发前 纸张技术已传播出去 公元671年，唐代僧人义净到印度取经。他发现一些当地的高级寺院已使用纸张，并在绢、纸上印有佛像。他甚至留下了印度人用用过的纸作厕纸的记载。此时，怛罗斯之战远未发生，但印度已通过贸易获得纸张。考虑到早期佛寺往往具有商站与借贷中心职责，且交往对象大都来自北方，所以纸张的来源也势必就是中亚。 20世纪的考古人员，也的确在中亚发现了早于8世纪中叶的纸张文件。由于这些文书写在721-722年前后，所以和著名的怛罗斯战役没有必然联系。虽然多达97份的文件，不乏有牛皮、柳条制成的纸张，但也有更好的纤维纸出现。尽管大部分粟特文书因为酸性土壤和8世纪的伊斯兰大征服而惨遭破坏，但这些部分却侥幸逃过一劫。里面涉及全粟特人的最后一个国王迪瓦什提契。他为反抗阿拉伯入侵，带着500户人马退守到了穆格山城堡做最后的抵抗。这些文献就记录了他的最后努力，也因此被称为穆格山文书。 中亚出土的粟特武士形象 穆格山的粟特文献残片 值得一提的是，文书中有92份使用粟特母语、3份使用汉语、1份采用突厥语。至于唯一的阿拉伯文献，反倒是迪瓦什提契为了迷惑阿拉伯人，表示愿意将前任国王的儿子送给对方当人质。与此同时，他又写信给撒马尔罕的小城领主，表示会有一支唐朝和突厥的联军前来攻击阿拉伯人。因此，他要求当地的粟特城邦准备配合行动，这是典型的粟特式情报操作。 然而，所谓联军的目标并不是来河中帮助粟特人复国。公元722年时，克什米尔的小勃律被吐蕃人围困，北庭节度使张嵩派出4000多人的胡汉部队展开救援。这就是迪瓦什提契所说的唐朝-突厥联军。但他们在解围之后就返回北庭，所以迪瓦什提契就在不久后的报告写到：没有唐朝人来救我们了。
穆格山文书上的希腊式封印 以上案例无不说明，新的造纸术在汉晋之际就已深入西域。等到隋唐帝国重返当地，纸张已是中亚商贾的常备信息载体。唯一与后来不同的是，相关技术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获得百分比占比。旧式的其他纸张依旧活跃在流通领域。 至于是怛罗斯之战导致造纸术西传的谣言，其实来自于11世纪的阿拉伯非史书文献《娱乐和休闲大全书》。这种记载各类奇闻异事的书籍，根本不能作为正史看待。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也没有人会将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直到杜环的游记在近代被人再次发现，谣言的源头才具备了信息基础。由于杜环曾提到的唐军俘中有画工和造纸工人，被送到中亚各处运作造纸作坊。于是，唐军俘虏首次西传造纸术乃至纸张的谣言才孕育而生。
唐军战俘有在造纸厂做工 但并不意味着地位很高 唐军战俘对于造纸术的影响，也仅限于扩大某些早期造纸厂的产能规模。那些遭阿拉伯人所覆盖的粟特商业城邦，才是中亚较早的纸张使用者。如果没有考古发现，这些粟特文书很难重见天日。 巧合的是，作为边区冲突的怛罗斯战役，也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无人问津。直到近现代考据学家的偶然发现，才让战役本身为人所了解。再到网络兴起而内容匮乏的21世纪初，靠着煽情写手的渲染下被不断拔高历史地位。至于战俘传播造纸术的谣言本身，也几乎是伴随怛罗斯战役的知名度扩张而同步递增的。  很多人虽对历史进程一知半解，却本能的不愿意看到唐军水平技不如人。所以非要在无可辩驳的军事层面之外，开拓一片文化高地的新战场，并取得阿Q式的精神胜利。但丝路上很多物产或者技术，都是在官方使节出现之前就获得传播，造纸术是这种情况，更早的丝织业亦是如此。 或许对那些用情怀替代大脑思索的被煽动者而言，这样的事实过于残酷。但世界本身就不会以他们的薄弱意志为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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