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从双边到多边：埃塞俄比亚确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策略——合作的需求指向（卢双盈、姜大源）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失业和低就业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进入21世纪，埃塞政治局势稳定，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变革，2003年8月《埃塞俄比亚工业发展战略规划》指出到2015年要消除极端贫困现象，并优先满足农业增长、扩大出口和强化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发展等需求，但国家缺乏一个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缺乏具备高素质和高技能的职业人才承担经济发展重任。为此，2006年政府实施《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国家战略》，目标是培养能力强、积极性高、适应性强的创新型劳动力，通过推动需求导向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为减贫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011——2015的国家教育和培训的战略发展要求尽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为此职业教育要培养符合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特别是制造业需求的各级劳动力。在这一背景下，埃塞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不仅在设备、资金和专家等方面，而且在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职业标准制定与职业能力鉴定、教师培养、教学模式改革、质量评估等方面都开展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并已初步构建起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和制度框架，为推进职业教育规范发展和内涵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从国家自身最迫切的需求出发，埃塞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从“双边”合作开始，逐渐走向“多边”合作。其主要合作的国家及合作的类型如下： 一是与德国的全景式合作。开展合作最早，领域最广，投入最多。德国作为最大援助国，积极地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发展的方针，对埃塞决策者影响最大。其主要合作领域为：资金援助、专家咨询、教师培养方。 二是与中国的项目式合作。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通过援助项目合作积极开展对埃塞职业的教育援助。其主要合作领域为：实施埃塞职业教育管理者和教师中国培训项目、实施中国职业教育教师到埃塞职业院校工作项目、实施援助埃塞俄比亚——中国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项目。 三是与意大利的道义式合作。意大利与埃塞尽管有着一百多年侵略与反侵略较量的历史渊源，但埃塞受意大利的影响还是比较广泛的。意大利与埃塞的职业教育合作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色彩。由于历史原因，意大利注重与埃塞在教育、健康（艾滋病防疫）、能源、水资源、农村发展和食物安全、妇女儿童、私营产业部门、政府管理能力建设、文化合作及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等方面的合作。其中，为《埃塞国家教育发展计划》投入资金2850万欧元。 四是与菲律宾的迁移式合作。菲律宾与埃塞同为发展中国家，其职业教育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与埃塞相似，加之官方语言同为英语的优势，以及专家聘用成本相对较低的原因，其与菲律宾的职业教育合作受到埃塞教育部的高度重视。目前，有数以百计的菲律宾职业教育专家活跃在埃塞职业教育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地区，开展基于职业教育教师职业资格标准的鉴定、实施、推广以及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等工作。 五是与非洲地区和非洲联盟的区域式合作。埃塞在非盟职业教育的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2007年，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非盟部长级会议，通过《非洲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振兴战略》。在这一战略框架下，埃塞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吸收了许多经验。例如，埃塞借鉴了次撒哈拉地区非洲国家的做法，特别是博茨瓦纳的“培训和生产相结合的模式”，制定了职业院校创收政策，通过加工生产、维修服务、技能鉴定、订单式培训和设备出租等，获得较为稳定性的创收，以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 六是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多维式合作。埃塞注意结合世界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特点和优势开展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例如，对于资金缺口，埃塞通过国际合作争取对职业教育的捐赠，来自德国、意大利、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五方面的援助资金约占职业教育总支出的33.5%。又如，采取灵活政策，印度职业教育教师以个人受聘专家的形式，韩国以组织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形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派遣职业教育专家和参加课程开发的形式，爱尔兰以资金资助的形式与埃塞开展职业教育合作。  综上所述，埃塞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以国家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为基点，以职业教育发展的紧迫任务为原点，进而确定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重点，从而凸显埃塞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理性而非盲目的思考：采取全景式与项目式的组合，构成国际合作“旋律的主调”；采取道义式与迁移式的组合，构成国际合作的“旋律的和声”；采取区域性和多维性的组合，构成国际合作“旋律的配器”。因此，埃塞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从“双边”走向“多边”的历程，可在战略和战术层面梳理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三条规律性的趋势：从基于资金、设备、人员的援助性“硬合作”走向基于思想、理念、方法的迁移性“软合作”；从基于解决个性化问题的即时性合作走向基于解决全局性问题的长远性合作；从基于“倾听者”角色的被动式合作走向基于“行动者”角色的主动式合作。 文献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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