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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款，即刻在印侧(或顶部)的文字。犹如书画作品完成后的署名、题跋、书款样，篆刻作品完成后亦应落款。款识对于作品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印章边款的产生和形成，可溯源至商周。人们把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统称为“款识(读志)”。细分起来，“款”与“识”又有字的阴、阳，和在器物上位置的不同。阴文凹入者称为款，阳文突出者称为识:款在器外，识在器内。印章也延用了这种称法。但因其位置多在印的侧壁，故称“边款”，“边跋”或“印跋”。 左官徒实 印章边款的内容，也受古代器物款识的影响。古代器物的铭文多是记载制作意图，使用范围，制造年月等等。古代铜器多为集体制作，款识中很少有制造者的姓名。但在陶片、砖瓦文中却偶能见到。民国初年在广州东山寺贝底西汉瓦窑遗址出土的南越残瓦片上有“左官徒实”，即左司空令内的“徒”，名叫“实”的所作:“左官卒㝡”， 即身份为“卒”名“㝡”的所作。 左官卒鼠 而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的砖上有“天玺元年太岁在丙申荀氏造”的字样。在碑志中署名者，如《西岳华山碑》有“郭香察书”与“刻者颖川邯郸修”的字样，印章边款的内容，可能是从古代器物的款识衍化来的。 印章的边款究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古铜印侧偶有凿字的，如长方铜印“万石”日侧刻有“正元三年”四字(正元是三国时”高贵乡公曹髦的年号)。目前所见到的最1在官印背上凿年号的始于隋唐，此风延续明清。1971 年在南京江浦县黄叶岭发掘的，代张同之墓。根据墓志记载，张同之字野夫，官司农承知滁州。卒于庆元二年(公元196年)。墓中出土方复斗形两面印，大的一面刻“张同之印”，小的刻“野夫”二字，四侧刻“十有二月”、“十有四日”、“与予同生”。“命之日同”的篆文。 元代赵孟顺的“松雪斋”、“天水越氏”二印均刻有“子昂”二字的边款。但因当时的印材多为铜，很、象牙、犀角之类的坚硬物质不易刻制。文人的印章多是自己书篆，请工匠代为镌刻，故边款在当时还不太盛行。般认为 “刻章署款，始于石印之后。文、何两家，署款之最著者，然与书丹勒碑无异”(陈豫钟“澄碧珍赏'印跋)。文彭对边款的刻法，先用毛笔书写，再用双刀刻成，充分体现了书法的笔情墨意。如“琴能依松玩鹤”印的边款字里行间笔势连绵，显得雍容华贵。 何震则开创了单刀直切法，即不用书写， 喝 中 直接在印石上切刻，- 元何舒威 刀刻成画。 强调以刀代笔的效果。如“笑譚間气吐霓虹”的边款 有影(10-6图)，以单刀落石，铿锵有力，笔势清晰，结体错落有致，天趣自然，给人以高古拙朴之美感。 边款的书体真草隶篆均有，其风格往往与作者的印风、书法造诣相一致。如丁敬以切刀技法开创了“浙派”篆刻艺术风格，也把这种刀法运用到刻边款上来。切点代画，使何震开创的单刀刻款法更趋完美。所刻边款参差错落，意态跌宕，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险绝于平方之内。楷书款纵横自由，行书款奇险古拙，为人所称道。如“阿同”印的边款 据说吴让之刻款，是用三面有刃的尖刀，信手顺势直接“刻”，行气连贯，酣畅流动。如“蓋平姚正铺密定”印跋。 对边款最富有创造性的要数赵之谦，他首创了以魏碑书体刻阳文边款，还别出心裁地把佛龛造像、马戏杂耍、走普及山水画等入印款。从多方面汲取营养，大大丰富了边款的内容，对边款艺术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近代篆刻大师吴昌硕也有大写意人物、佛像、仿砖瓦文等形式的边款。用刀猛锐，笔力雄健，笔画上粗下细，横不平竖不直，刀笔浑融，风韵别致，古朴险绝，气势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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