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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书帖在周边国家的散播，唐朝时应该非常广泛，只是记录缺乏的缘故，现在能见到的已经十分稀少。
不过在日本从文献到实物都有令人兴奋的发现。七世纪开始，日本向唐王朝派遣遣唐使留学中国，留学生及僧侣们来到中国以后学习各类文化知识，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天皇对于唐朝制度文物十分向往，收集许多唐代舶来品，名家书迹是他们有意收集的重点物品。遣唐使是这些物品的主要收集者，他们搜集的珍宝有方方面面。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的一员，在唐朝滞留有十七年之久，他收集的物品有一个简单目录，回国后进献给朝廷： 《唐礼》百三十卷，《太衍历经》和《太衍历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测影铁尺、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马上饮小漆角弓、射甲箭。
吉备真备带回的物品，以日本缺少的唐代礼乐制度书籍和实物为主。唐代礼乐制度方面对日本影响较大，应该和礼乐书籍的传播有密切关联，当然书法是他们收集的重点之一。天平七年（735）吉备真备回国后将在中国获得的许多书迹献给圣武天皇。随后鉴真和尚千辛万苦东渡日本弘扬佛法，《唐大和尚东征传》一书对于鉴真每次东渡日本时采购携带的物品都有详尽记载。天宝十二载（753）十月十九日的清单中就有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天竺》《朱和》等杂体书帖五十帖。鉴真到达竹志的大宰府，随船而来的王羲之行书真迹一帖也被记载下来： 德宗皇帝真迹一卷、欧阳询真迹一卷、大王《诸舍帖》卷、《不空三藏碑》一首、《岸和尚碑》一铺、徐侍郎《宝林寺诗》一卷、释令起八分一帖，谓之行草。 《性灵集》弘仁二年八月空海和尚奉献嵯峨天皇。弘仁五年闰七月奉献《王右军兰亭碑》一卷等拓本。通过遣唐使等诸多流通渠道，日本成为流入王羲之书帖及复制品最多的地区，更因为这些舶来品大多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并流传至今，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过去不大知道的王羲之书帖及复制品的流传情况。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是日本圣武天皇的七七忌日，当时光明皇后在著名寺院东大寺为圣武天皇举行佛事活动。将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共六百多件奉献给东大寺。奉献物被精心写入《东大寺献物账》目录之中，这份目录现存奈良正仓院。《东大寺献物账》详细记录王羲之书帖情况：响拓本晋右军王羲之草书共二十卷，每卷字体、纸色、行数及装潢情况都被记录下来。卷一至卷十为草书，余下的为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其中没有卷五十七，替代品是一卷扇面。卷五十六、卷六十标明行书。另外，有两具屏，一具十二扇为欧阳询书法真迹，另一具十二扇的屏风用黄、白、碧緑等纸制成，上面临王羲之书帖。大小王真迹书一卷。黄半纸，有大王书九行七十七字，背有小王书十行九十九字，两端黏青褐纸。又桃褐纸裹着紫绮带，水晶轴。右书法，是奕世之传珍。先帝之玩好，遗在箧笥，追感瞿然，谨以奉献卢舍那佛，伏此善，奉翼冥途，高游方广之通衢，恒演圆伊之妙理。 除去古代文献记载以外，流传至日本并且现存至今的王羲之响拓法帖，也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王羲之书帖的复制品。收藏于宫内厅的《丧乱帖》，上钤有“延历敕定”四字朱印，延历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号，他即位的年代在奈良时代的晚期，卒于平安时代初期（782—806）。印记表明此帖曾为桓武天皇借阅，还回时钤印。王羲之书帖还回日期在延历三年（784）三月二十九日。皇室收藏的这些王羲之书帖在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820）十月三日之后，“大小王真迹小半纸，纳革细莒。真草书贰拾卷，纳银薄平文莒，（别笔）已上书本直伍十贯文旧钱”流落民间，未出现在宫廷的记录之中。《丧乱帖》其实共有三帖，和《二谢帖》《得示帖》装裱一卷。东京前田育德会收藏的《孔侍中帖》也与《丧乱帖》同样情况，上亦有“延历敕定”朱印。由《哀祸帖》《孔侍中帖》和《忧悬帖》组成。私人收藏的《妹至帖》及近年新出的所谓《大报帖》，所用纸张，拓模的技法与前者同，也是重要的王羲之书帖唐代响拓本。王羲之传至日本的书帖很可能不止这些，正仓院藏有一幅临王羲之书帖，应该是写经生临习之作，用笔雄健有力。传为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秋荻帖》是日本著名法帖，第一纸有两首和歌，第二纸以下有四十六首和歌，共有四十八首和歌，最后12帖是王羲之尺牍法帖临写，分别是《初月廿五日帖》（《初月帖》）、《知近远帖》《絶不得帖》《向遣信帖》《知阿黝帖》《黄甘帖》《乡里人帖》《六月十九日帖》《得丹阳书帖》（《丹阳帖》）、《想清和帖》（《清和帖》《想清和士人佳帖》）、《高枕帖》《不得重熙还问帖》。《秋荻帖》正面是唐写本《淮南鸿烈兵略间诘第廿》（以下简称《淮南子》），书家利用《淮南子》的背面书写46首和歌，然后再临写王羲之书帖。古谷稔认为，一般看法是藤原行成书写。首先，与藤原行成笔法相似，经过与藤原行成所书《白氏诗卷》字迹比对，有若干字迹如“月”“五”“下”“不”“年”“之”“思”等字十分相似；另一点藤原行成日记《权记》中曾记载：宽弘六年（1011）六月八日曾借览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宜阳殿是皇室存放法帖的地方，藤原目录十七帙。《权记》宽弘八年（1011）六月八日记载：“八日庚戌，参内，去宽弘五年四月十四日所借赐宜阳殿御本六卷（一张芝草《千字文》、一同真书《草香》、一王羲之真书《乐毅论》、一同真书《黄庭经》、一同真书《尚想》、一同真书《河图》）。传头中将令返上。”这六卷宜阳殿御本法帖，在藤原行成手中借留达三年多。藤原当然有足够的时间，从容临写。其笔法纯熟，显然原有所本。宽弘四年（1007）六月二十六日，“献自抄《汉书》伝三帙十卷（今为一卷），又敕给去年所给《淮南子》遗九卷。”只是在《淮南子》这样珍贵的写本背面临写王羲之书帖，让人非常不能理解。在日本历史上除了认为《秋荻帖》是藤原行成书迹之外，小野道风也被认为是《秋荻帖》的书写者，一些刻帖中直接标明《小野道风书安起破几帖》。藤原、小野都习王字，书写风格虽略有差异，但在临时书风却不易辨别，难怪有一本法帖分归二人的现象。《乐毅论》传为王羲之小楷，书付其子官奴。梁武帝曾与陶弘景讨论过这件法帖，他们的结论是内府所藏恐非真迹，大约是摹本。这件摹本据韦述《叙书录》称“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其后遂为人窃失。光明皇后临本《乐毅论》现藏正仓院，临写时间天平十六年十月二日，即公元744年。光明皇后临本与后来传世的星凤楼帖本较为接近，属宋元佑三年秘阁帖本。其祖本大约是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中所称冯承素等摹本，这个拓本曾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征、杨师道等六人。虽然光明皇后临本与传世秘阁帖本相较，尚有一些距离，但也揭示出日本皇室对传为王羲之楷书的熟悉程度。日本人对王羲之书帖的临习甚为普遍，在后来宋人的心目中甚至有些敬佩。日本天台宗僧人寂照渡海来宋，江少虞《皇朝类苑》记载：“寂照领徒七人，皆不通华言。国中多习王右军，寂照颇得其笔法。”新罗僧人金生（711—？）书法习王羲之，惟妙惟肖。北宋徽宗崇宁年间，高丽使者洪瓘携金生行草书入宋，示待诏杨球、李韦，观者皆惊异，以为是王羲之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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