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之风形成的背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和科学发展最繁荣的一个时期，史学大家陈寅恪将其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深感于唐末以来的农民起义以及军阀长期割据的危害性，决定采用“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因此，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优待，地位也随之空前高涨，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就曾评价道：“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 不过，凡是都有两面性，对于文人的恩宠太高，便会滋生腐败、奢靡之风。而这便是赵翼口中的“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股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的赌博之风悄然兴盛。据宋人施德操编著的《北窗炙裸》记载，宋仁宗就好与宫人玩一种叫关扑的博戏，但因他赌博的技艺不高，因此时常会将身边的钱财输光。此外，南宋遗老周密也曾在《癸辛杂识》中提及宋理宗喜欢观看他人赌博之事：“闻理宗朝春时，内苑效市井关扑之戏，皆小璫互为之，至御前，则於第二、三扑内供纯鏝骰钱，以供一笑。”可见，对于赌博之瘾，就连帝王都难以避免。  于是，在帝王们的带动下，文武百官们自然也不会落后，一掷千金的豪赌之事便就时有发生。《宋史》中就曾提到，时人章得象常与杨亿在李宗谔家中玩博戏，有一天夜里竟输了三十万钱，可他却仍然能按卧如常，毫不在意：“得像尝与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寝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反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其度量宏廓如此”。 赌博的场所柜坊是唐玄宗年间出现的专营钱币和贵重物品存放与借贷的机构，但到了宋代，随着赌博之风的盛行，它已经逐渐演变成了游手无赖之徒销熔铜钱、进行赌博非法行为的场所，周密就曾在《武林旧事》中直言道“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 在当时，柜坊聚赌之事十分普遍，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发生。《续资治通鉴·宋太宗淳化二年》就曾记载常有无赖之徒在京城柜坊内聚赌：“己丑，詔：‘京城无赖辈蒱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令开封府戒坊市，谨捕之。’”苏轼在担任定州知州时同样深感于当地柜坊的危害：“城中有开柜坊人百餘户，明出牌牓，召军民赌博。”时人洪迈也曾在《夷坚支志癸》中提及池州地区的赌博之风：“池州东流县村墟，尝有少年数辈，相聚于酒店赌博，各贯钱二三千，被酒战酣。” 除了柜坊，宋人也会选择在官署和民院内进行赌博。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节日，官府会设置特殊的关扑日，在这些日子里，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男女还是老少，往往会出现全民参与，日日聚赌的现象。对此，《梦梁录》卷一曾有过如下的记载： “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街坊以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 赌博的种类宋人赌博的种类多种多样，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关扑外，还有用彩选骰子进行赌博的，如时人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写道：“原武郑公戬，天圣中，举进士，尝与同辈赌彩选，一坐尽负，独戬赢数百缗，是岁第三人及第”； 用押宝转盘之法的，如宋人曾三异所著的《因话录》中云：“都下卖糖者，作一圆盘，可三尺许，其上画禽鸟杂物之状数百枚，长不过半寸，阔如小指，甚小者只有两豆许。鸟之有足，弓之有弦，纤悉琐细，大略皆如此类。以针做箭，而别以五色之羽，旋其盘。买者投一钱，取箭射之，中者得糖”； 用棋作赌具的，如《夷坚三志辛》中所载：“范元卿，以棋品著声于士大夫间。其历处庠序，践馆阁，故无不知名。其弟端智，亦优于此技，与兄相埒，而碌碌布衣，独客于杨太傅府。杨每引至后堂，使诸小姬善弈者赌物，然率所约，不过数干钱之直。范常常得之”，以及《春渚纪闻》中提到的棋待诏刘仲甫赌棋之事：“棋待诏刘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陈余庆言，仲甫舍馆既定，即出市游，每至夜分方扣户而归，初不知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博负也。”  以及用掷钱之法赌博的，掷钱又称捻钱，其实就是猜钱币的正反面，在孙宗鉴的《西畲琐录》中曾有过一段明确的说明：“今人掷钱为博者，戏以钱文面背分胜负，曰字，曰幕”，据蔡绦《铁围山丛谈》的记载，宋仁宗皇后曹氏在出阁前就常常在家中玩掷钱的游戏：“在父母家时，与群女共为捻钱之戏。” 赌博的习俗宋人赌博的习俗主要有摊赌，抽头，设囊家，重预兆等。 关于摊赌，南宋笔记文作家吴曾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解释道：世俗博戏，有“出九入十”之说，谓之摊赌。故律云：“诸博戏赌财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众五日。”豫章诗：“肉食倾人如出九。” 抽头，也称乞头，指提供赌博的条件以换取一部分的费用。苏轼就曾在《东坡志林》中写下过一个关于乞头的故事：“绍圣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乞头。”道人亦善鬻术矣，戏语得千金，然亦未尝欺少年也。” 囊家，其实就是指设局聚赌抽头取利者，一般被视为“裁判员”，除了可以获利外，还能起到监督舞弊的作用。宋人王得臣所著的 《麈史·博奕》中就有过明确的说明：“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公子家，又谓之囊家。《樗蒲经》一有赌，若两人以两钞本均作已。上，须置囊合，依样两钞本均作条。检文书，乃投钱入囊家，亦谓之录事。”  此外，宋人对赌博中出现的预兆也非常重视。据《宋稗类钞》记载，前文所提及的时人章得象素来负有才气，进士及第后却一直郁郁不得志。他在洪州任知州时曾与人掷骰赌酒，在掷骰子的过程中“乃自默占如异日登台辅即成贵采”，结果“一掷得佛面浮图，遂缄秘其骰，至为相犹在”，因此，这个骰子也被章得象视为“幸运符”，一直随身携带，直到后来升任为宰相。 赌博的危害和禁令宋代的赌博之风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造成了很多的人命案件，《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曾记载过一个因赌博而害死人的事件：“支乙于衢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以妻为饵。诱陆震龙使赌，又作套坐掷，使之尽输”，陆震龙把身上的钱输完后还不够偿还，便要赶回家中去取，支乙便恐吓他：“支乙急欲陆震龙还钱，既恐以无钱还时，我定到你家取讨，又恐以若取无时，只得经官论取。”结果陆震龙因惊吓过度，在家中自缢了。有鉴于此，官员蔡久轩评论道：“奸猾之徒，动辄十数为群，以赌为名，骗取钱财，此等风俗，安可不辑”。 第二个方面则是危及了统治秩序。宋人王栐所著的《燕翼诒谋录》中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箭。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凶杀人”，南宋诗人方岳同样认为：“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赌博，终而盗贼；始而嬉戏，终而斗殴；始而合同，终而必争。败事丧家，皆由此始。”可见，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就源自赌博。 因此，为了防止上述事件的发生，北宋初年，朝廷也曾颁布过相应的禁赌法令，如《宋刑统》卷二六中的记载：“诸博戏赌财物者，各杖一百举。博为例，余戏皆是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输者亦依已分为从坐，其停止主人及出玖若和合者，各如之，赌饮食者，不坐。”到了淳化二年，宋太宗甚至下令：“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  南宋王朝迁都临安后，统治者也有过多处禁令颁布：“诸开柜坊，停止博戏。赌财务者，邻州编管。于出军营停止者，配本城。并许人告”，对于告发者还会提供相应的奖励：“诸告获开柜坊，或出军营内停止博戏，赌财务者，在席及停止、出九、和合人所得之物，悉给之。” 结语尽管宋代的统治者十分清楚赌博的危害，也曾颁布过相应的法令。但由于许多统治者，包括帝王和大臣的参与其中，导致法令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变得相当困难。因此，这些法令非但没能起到威慑的作用，反倒加重了赌博之风的盛行。 此外，在宋朝，因为文人士大夫的待遇和地位都非常的高，但凡有文人因赌博而获罪时，往往会受到统治者的庇护，从而大大影响了禁赌的力度，以及降低了犯罪成本。《续资治通鉴》中就曾记载，宋真宗年间有一学子原名萧疏，曾因赌博而获罪，后改名为萧玄之，结果高中进士后，该事被人披露，但宋真宗也仅仅只是“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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