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451年，匈奴王阿提拉，不知道两年之后，他老人家就要死在洞房花烛夜，只顾引着大军，满欧洲开拓牧场。他老人家分军三路，通过比利时高卢，中军急奔帕里斯欧罗姆，也就是今天的巴黎。 那时巴黎不过是个小镇，窝在塞纳河中岛上。一班岛民，哪敌得匈奴铮铮铁蹄？ 当是时也，巴黎正有个南特出生的姑娘，看人群一片惊呼，打算跑路，姑娘号召大家： “别慌！祈祷去！” 这场马拉松式的祈祷，不知怎么，感动了不信教的匈奴人：压境大军对巴黎忽然失了兴趣，转身就走了。 十三年后，464年，刚登基三年的苏瓦松王希尔佩里克一世来围巴黎。又是这姑娘，坐船穿越警卫线，去到特鲁瓦，给巴黎带回了麦子。然后她又亲见了希尔佩里克一世，跟他聊犯人的福利问题。 两番救下巴黎后，她的传说日益宽广，从此声名传世：唤作圣热内维埃夫，巴黎的守护女神。 还是这个姑娘：公元502年她逝世后，被葬在使徒教堂。18世纪，这教堂被大规模翻修，开始安葬其他伟人，顶上还特意写着“祖国感谢伟人”（Aux Grands Homme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如你所知，那就是伏尔泰、雨果、卢梭们埋骨的先贤祠。 现在，你从卢森堡公园出来，抬头一望，一片上坡，那个巍峨高耸的建筑，最初就是为她而存在的。 1360年春天，黑太子爱德华——十四年前帮助英国赢下扬威天下的克雷西战役、四年前指挥了普瓦捷战役、俘虏了法王的英国军神——引大军直逼巴黎城下。 他知道巴黎的价值，知道这地方在公元508年是墨洛温王朝的首都，并且有了木板草就的宫殿；在987年成为西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在11世纪有了城市、公共喷泉、城墙和卢浮宫，知道1348年这里的人口足有20万，在欧洲首屈一指。 他也知道只要占领这里，法国这片土地就几乎被他控制了。 69年之后，圣女贞德与黑太子的想法异曲同工：她渴望去到巴黎，完成她的使命。那年7月18日，她帮助查理七世在兰斯举行了加冕礼，成为法国国王，之后就要求“在圣母院教堂敲起胜利的钟声”，因为那才意味着法国终于赢了英国。虽然她在次年就被俘牺牲，但1436年，查理七世夺回了巴黎；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法国人保住了他们的国家，以及，巴黎。 这是15世纪的巴黎：虽然1528年之前，法国的权力中心依然在卢瓦河流域，但巴黎已经是法国的灵魂。黑太子相信，去巴黎就能夺取法国人的魂魄；贞德相信，夺回巴黎就能宣扬法国人的胜利。 塞纳河水就是法国流淌的血液。圣母院的钟声对巴黎人意味着一切。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里，1819年的巴黎，南方来的大学生拉斯蒂涅，带着父母砸下的、妹妹们省下的学费，去到巴黎，身处老面粉商、吃遗产的老太太们身边，目睹上流社会灯红酒绿的舞会和奸情，只能心头艳羡。当他最后一点青春良知随高老头死去而破灭后，他在高处看着巴黎的万家灯火，看着旺多姆广场那边的上流社会区域，“恨不得把其中甘蜜一口吸尽”，然后他气概非凡的说： “现在，咱们俩来一对一吧！” ——这是19世纪初的巴黎。大学生们满怀野心，想打入这里的社交圈子，成为亿万富翁；大师们满怀着理想和主义，想开拓新的时代。 1846年，22岁的尤尔-布丹决定当个全职画家。他是一个水手的儿子，曾在一个画框店工作。他颇有艺术家眼光，和康斯坦特·特罗永、让·弗朗索瓦·米勒们都有联系，帮他们卖画。早年的米勒还没画出名动天下的《拾稻穗》和《晚钟》，而且厌弃巴黎的浮华，怒称“老子就是要一辈子做个农民”，所以和布丹这个外省子弟相谈甚欢。可是布丹无法抵抗巴黎：和所有法国文艺青年一样，在巴黎转了几圈后，他发现：艺术家还真不是穷人干的活。 朋友费迪南·马丁想了个招给他增加收入：你不是勒阿弗尔来的么？诺曼底海边游人如织，而且都是些富贵闲人。画点户外海岸风景，卖给那班旅游者，绝对够赚。布丁一想也对：在巴黎认识的荷兰画家约翰·容金德也早说过，他画户外颇有天赋。得，那就画吧！ 1857年，在勒阿弗尔，布丹遇到了一个叫小奥斯卡的孩子。他教这个少年画画，画云气与雾霭、画海潮起伏吐气如叹，画日出之后阳光与海洋的调情游戏。然后在19世纪50年代最后一天，被巴黎赶回勒阿弗尔的布丹，却鼓励小奥斯卡去巴黎闯荡。他知道在巴黎有多么艰难，但他也知道，那时的巴黎已经开始有宽阔的林荫大道、新古典主义的石头建筑。 小奥斯卡带着勒阿弗尔的乡音，和一身大海带给他的肤色，梳着背头，略有胡茬，拘束的打着领巾，带着布丹的介绍信，去到巴黎，对布丹的老朋友容金德报名： “我叫奥斯卡·克洛德·莫奈。” 印象派的传奇，就此开始了。 19世纪，巴黎有了拱廊，有了钢铁和玻璃的建筑，有了商业文明。沃尔特-本雅明多年之后总结：“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 对莫奈们这些后来声传后世的画家来说，他们无非前赴后继，不断从法国各处去到巴黎。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19世纪70年代，以莫奈《印象·日出》命名的印象派运动波澜兴起；19世纪90年代，后印象派塞尚、凡高和高更开始名动天下；塞尚认为莫奈开启了一切，而20世纪的第一大神毕加索则说“塞尚是我们的父亲”。 而如果追本溯源，莫奈会归结到布丹和容金德这些无论人在哪里、始终心在巴黎的人：“布丹让我决定成为一个画家”、“容金德为我眼睛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1900年，美国南方，泽尔达-萨列生在阿拉巴马州。16岁时她就是学校的舞会皇后，万千宠爱于一身。她高中毕业照上题了段话，极见性情，甚至预示她之后的命运：“当我们能借到一切，为何要工作终日。让我们只想今日，不要为明日担忧。”20岁不到，她嫁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23岁上，夫妻俩去了巴黎。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菲茨杰拉德和他太太泽尔达是金童玉女。在他们最幸福的时间，曾住在巴黎旺多姆广场15号的里兹酒店——而隔着广场中心的记功柱，旺多姆广场12号，正是肖邦1849年10月7日逝世之所。 也就是在巴黎，也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菲茨杰拉德遇到了海明威——那时节，海明威刚刚辞掉记者之职，在巴黎一边挨饿，一边写他那些伟大小说，并在这里经历了初次成名和离婚。 这一切，都在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里呈现了。 文森特-凡高27岁那年，不想再当教士、给矿工们传教了。他决心当个画家。到他33岁，第一次进了美术学院，但一个月后就退学了。那是1886年，他处于人生低谷：开始当画家已有六年，离他死去还有四年；此前一年，父亲去世令他悲痛欲绝，此时他的画，恰与他的心情同样：灰暗，沉郁。那年，年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一双鞋子，一只翻着》，只有灰黑二色，就像个矿工所穿。 ——等一等，文森特-凡高，不是应该如蒲公英般金黄、如阳光般炽烈、让斑斓星月漫天旋转的半疯子么？ ——事实上，到1888年，他的确已经成了那个样子。 ——1866-1888年间，发生了什么，让一个灰黑色的静物画家变成了向太阳燃烧的金色葵花？ 1886年去巴黎之前，凡高是个很纯粹的荷兰画家，秉承荷兰黄金时代的传统：长于描绘静物，对物体材质表面精雕细琢，打光精确，阴影明晰，质感到位。除了笔触略粗之外，他的画就像一面镜子，反射自然——或者，他看上去希望如此。但1886年，他去了巴黎。他那幅《吃土豆的人》被看中了——那幅画线条粗砺，色彩阴暗，幽深莫测，但19世纪80年代的巴黎，正是对笔触造反的时节——于是他也被召邀去了巴黎，参加了印象派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联展。 他看到了一些画，比如莫奈的风景画，比如毕沙罗的乡村画，比如保罗-西涅克的河流景色，比如埃米尔-伯纳德的风景画——这些画现在挂在艾克-麦克雷恩画廊，一如凡高当日看见它们的样子。 如你所知，荷兰是个冬暖夏凉、水气雾霭的海滨之国，那里的画家被意大利人称为北方画家，长于静物勾绘，但从来无法描绘南方的，热辣辣的阳光。凡高从云雾中的荷兰走来，抓住印象派最后一次展览的机会，就像抓住了最后一缕阳光。 他1888年那幅著名的《向日葵》，比之于1886年的那两双灰黑色鞋子，缺少透视、短缩法和一切欧洲大师们累积起来的技巧，而尽是浮世绘式的平面、装饰性、明亮色彩和摇曳之态。一个新的凡高就此出现了。他此前的33年灰黑色如画人生，在巴黎印象派的余晖中，被尽数烧尽，此后灰烬里，站出了美术史上最鲜艳夺目的人物。 是什么地方促使他开始燃烧生命的？还是巴黎。这就是这次展览的重点：你想看到莫奈们对光与色的炉火纯青。你可以想像凡高站在这些画前时，如何在脑海里酝酿风暴，开始燃烧自己。他汲取了，然后又推翻了，所有这些成型的技法；更有甚者，他因为这些画，这些在巴黎的经历，也改变了自己的心思——你可以从1886-88年间，他画作风格的巨变，感受到这一切。 往往在巴黎最有名的人，最初都不是产自巴黎。 但巴黎就是这样：这座城市随时等候全世界去。 你不需要是巴黎人，也能享受到类似的乐趣，也许还会改变一点生活的轨迹——不一定是多大的转变，但就像我们说，听一首3分32秒的歌，你人生里的3分32秒就改变了。 类似的，也许你在某座桥，某条河边感受到的，就是改变。 那，这就是巴黎。 于是又一个冬天到了。 就像所有大都市似的——越到冬天萧瑟时，越得花团锦簇地，让你觉得满眼喧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