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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河上海市区段两岸分布着无数的码头、堆栈、仓库。时过境迁，随着运输方式的改变，苏州河沿岸的码头基本消失，仓储建筑依然存在，不少仓储建筑得到保护和利用。建筑是无声的历史，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建筑了解苏州河的历史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1947年地图，苏州河两岸集中了许多堆栈、仓库 苏州河边的“湖丝厂” 近代以后，浙江的蚕丝大部分在湖州集中后，通过吴淞江进入上海，出口到世界各地，于是，上海人把生丝叫作“湖丝”（以前，把手工缫丝称之为“生丝”，用机器生产的蚕丝称之为“厂丝”），把蚕丝仓库、堆栈和缫丝厂称之为“湖丝栈”“湖丝厂”，缫丝女工则称之为“湖丝阿姐”。“湖丝厂”大多集中在苏州河两岸。生丝的品质差，运抵上海后还需要重新缫制为“厂丝”，早在19世纪60年代，怡和洋行在上海创办怡和缫丝厂，将“生丝”重新缫制为“厂丝”。以前，中国与列强签订的是“通商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上海租地造房、通商贸易、做生意，但是不能投资建厂，所以，怡和缫丝厂刚开张就被上海道台下令关闭。 1880—1881年间，外商在上海创办了三家缫丝厂，他们是徐埭三为买办的公平洋行创办的“公平丝厂”，这是洋行与徐埭三合资创办的。厂址就开设在徐埭三在老闸桥苏州河北岸的湖丝栈，一家是怡和洋行的怡和丝厂，厂址在苏州河南岸的“大王庙”，还有一家是旗昌洋行开办的旗昌丝厂，厂址在虹口港，就是现在的虹口港海宁路桥的西南角。近代，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每年须向他们的政府写一份关于上海贸易情况的报告，后来汇编成册，上海社科院李必章教授译成中文《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由于这三家缫丝厂的开办均违反了中国政府历年来与外国签订的通商条约，所以，正如《报告》中所说，工厂开办后“受到许多责难”，实际上，就是上海道台希望外国人遵守条约的规定，关闭缫丝厂。在《总领事许士188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上海道台三令五申，要求外商关闭丝厂，外商置之不理，于是，上海道台只能向中国的丝商施加压力，不准代理外商到产地收购蚕茧，不准中国商人向外商提供蚕茧，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1883—1885年间，三家外商缫丝厂因原料来源被切断而被迫关门大吉。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大清战败而告结束。翌年，大清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与内陆运送税、内陆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陆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条约承认日本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创办工厂，生产的商品可以销往中国各地。根据“最惠国”条约原则，所有与中国签约的国家同时获得这项优惠，于是，《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端。从19世纪末开始，苏州河两岸的“湖丝栈”的部分仍作为湖丝栈使用，部分建设为缫丝厂。据商务印书馆民国九年《上海商业名录》记载，当时上海有大小缫丝厂103家，至少一半以上开设在苏州河两岸。在以后的若干年间，经过兼并，重新组合，到20世纪40年代，仍然有多家大型丝厂开设在苏州河边。 怡和洋行打包厂 进入19世纪后，西方国家使用机器纺织的丝绸成本低、品质好，中国的丝织品失去了竞争能力。近代以后，中国出口的“丝”主要是“生丝”和“厂丝”，而不是丝绸、绫罗绸缎。在商储和运输行业中把分量轻而体积大的货品称之为“轻抛货”，许多轻抛货不经打包，在运输途中容易损坏，同时，货物占据了货仓的较多的位置，运输成本高、效率低，出口“厂丝”必须打包。19世纪末，重新开办的怡和丝厂设有打包部，出厂的“厂丝”打包后出口。  在浙江路桥由东向西望，右侧的建筑是怡和打包厂（Ewo Press Packing Co.） 近代以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生产的商品从上海港运往世界各地，许多其他城市的出口商品，也在上海集中，运往世界各地。中国原本没有“打包”这个行业，随着从上海出口的商品越来越多，1907年，怡和洋行把怡和丝厂的打包部扩大为“怡和源打包厂”（Ewo-yuen Press Packing Co.），利用自己在苏州河北岸，垃圾桥（浙江路桥）西侧的南苏州路912号仓库建立打包厂，1917年，改组为“怡和打包厂”（Ewo Press Packing Co.）对社会服务，经营原棉、棉纱、生丝、废丝、羊毛、皮革等轻抛货出口商品的水压机打包业务，每年的打包业务约4万—5万包，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打包厂。如今，怡和打包厂旧址已经被列为“苏州河工业遗址”，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建为“华侨城苏河湾艺术馆”。 四行仓库 苏州河的北面是沪宁铁路，沪宁铁路的货运站 — 东站（旧址就是现在的上海火车站）与苏州河相近。苏州河成为建立仓储的好地方。20世纪后，上海的多家银行在苏州河两岸投资建设大量的仓储建筑，使苏州河两岸的仓库鳞次栉比，一个挨着一个。最有名的当推坐落在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以西的“四行仓库”。 “四行”的全名叫“四行储蓄会”。1921年，南洋华侨黄奕住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China & South Sea Bank），这是一家由华侨资本创办的服务于南洋群岛各国的银行，当时，北洋政府也计划与南洋群岛各国建立关系，于是，中南银行顺利地从北洋政府手里获得中南银行纸币的发行权。黄奕住深知，单靠自己的力量发行纸币是很困难的，可能还会引起同行的嫉妒，发生意外的事情，于是联络当时北方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联合成立“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联合发行中南银行纸币。这四家北方的银行联合体就被称为“北四行”。上海的“四行仓库”是“四行储蓄会信托部”投资建设的仓库，六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占地面积约3 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是对社会提供服务的仓库，并不是银行自用的仓库。租界时期，公共租界苏州河北岸的西界在北西藏路，就是现在的西藏北路的西侧，四行仓库位于公共租界西界的外面，属于“中国地界”。  中南银行一元兑换券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处于劣势。10月26日，大场失守，驻守江湾、闸北的国民党军奉命撤退。第八十八师五百二十四团奉令断后，团长韩宪元率两营官兵掩护大军，团副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带领部分官兵约800人，扼守要地。27日，军队撤退完毕。当时，日军已经推进到北火车站附近，谢晋元的部队本可以从容撤退，但是团长下落不明，而军人守土有责，谢晋元决定，与阵地同存亡，与日军作殊死一战。谢晋元部退守到四行仓库，利用仓库抗击日寇，这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四行仓库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纪念地，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建立纪念馆。  四川中路261号的四行储蓄会大楼。邬达克打样行设计。摄于1928年
来源：上海通志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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