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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陕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在北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展。展期自9月10日至12月17日，门票60元。无论从艺术性、文化性，还是文物的精美与稀缺程度，该展览都是值得仔细观摩滴。 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因素的过程中，通过能动地自我调适与自我创新，描绘出一种未曾中断且绵延至今的灿烂图景。本次所展文物从新石器时代至大唐盛世；从陶器、青铜器到玉器、画像；从帝王大墓至古城遗迹；时间跨度久、品类丰富、工艺精湛。 所选文物均出自陕西省境内，这也是由于周、秦、汉、唐诸王朝的政治中心均长期建立于陕西省。近年来，陕西境内出土了大量古代珍贵文物，彰显出该省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令人惊叹的作用。这些文物作为现身说法的实物证据，无疑是最能激发我们文化自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本次展览共分“民之初生”、“创制垂法”、“秦国崛起”、“皇帝临位”、“天子居中”、“多元融汇”、“天衢盛世”七个单元，我也会按照单元，精选我所拍摄的文物图片分章节进行分享，并将玉器部分单独汇总分享细节图片。 “民之初生”典出《诗经·棉》，是周人自述开国史诗之一。该单元主要展示陕西境内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商代的先周诸文化遗存，可视为西周以后关中地区高度发展并长期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一个序曲。仰韶文化的艺术，以陶器、彩陶和陶塑等主要呈现形式，部分在造型、纹饰上已显示出礼器的先兆。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学证据显示，仰韶文化曾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远古文明中的主流文化，延续时间长达两千年（About 5000 BC - 3000 BC）。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高陵杨官寨等一系列仰韶文化聚落遗址，证明了关中地区在文明初始期就是重要的区域中心。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列“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4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的南区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以及仰韶时期的灰坑496座、陶窑10座、瓮棺葬8座等，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北区共发掘仰韶时期的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座、陶窑16座、瓮棺葬24座等。 1943年以来，龙岗寺遗址发现数以千计的旧石器，类型有砍砸，石球，尖状器，刮削器等，与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伴生；出土了青铜鼎、玉鸟、鎏金带勾等珍贵文物九十余件。1983年10月至1984年底，出土了人面壶，彩陶罐，船形壶，兽头尖底瓶，人头彩陶壶等文物三千余件；2013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科院和南京大学等组成的考古队，发掘出土了旧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大量文物，其中属旧石器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制品达3万多件。 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是一个多文化相互交融的复合体，并在某些方面已经呈现出初步的国家形态，龙山文化的艺术以玉器最为突出，琮、璧、钺、璋等器形，无疑是早期礼制的体现。 约4500年前，在今延安庐山峁出现了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史前聚落遗址。
约4300年前，在今陕西神木县出现了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且延续使用了300多年。
石峁遗址的石刻雕像和壁画遗存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早期先民艺术成就和信仰体系的认知。
陕西境内商代时期的考古发现，主要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区域，其中关中区域又分为东部和西部，东部较多呈现商代特征，西部则主要是先周文化遗存；而位于黄土高原的陕北和位于秦岭以南的陕南地区，均呈现除了既区别于商文化，又区别于先周文化的地域性面貌特征。
陕南出土的青铜器在形制或纹饰上，与中原的主流文化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均有一定相似性和关联性，或能彰显该区域在中原和蜀地之间所扮演的文化中转站的作用。
清涧县谢家沟发现的一批青铜器，是1977年当地农民在山坡开梯田的时候发现的，共计13件，器形有鼎、簋、甗、壶、盘、䍌、勺等。
商文化在早商时期就已经进入关中西安至铜川一线，其后又逐渐向关中西部深入，商代中期抵达今扶风、岐山的周原一带。
1972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刘家村发掘了西周丰姬墓，出土铜器16件、铅器3件，最为耀眼的是墓中出土了精美的玉器，主要是装饰品和葬玉两大类，其中包括一套组玉佩、一对鹦鹉佩、玉鱼等。上图玉鸟“臣”字眼特征明显，与西安东郊毛西村出土的商代玉鸮玉佩，陕西浮山县桥北18号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鸮形玉佩造型相似，所以该玉鸟佩很可能成型于商晚期或西周早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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