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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遭围攻 宋神宗即位之前，大宋王朝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中小地主，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是，当神宗真的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改革时，这些人却又改变了立场阻挠改革了。 王安石当初不愿入京为官时，朝野内外都对王安石寄予厚望，普遍视其为奇才，大有“安石不出，奈苍生何”之势。可是，当王安石真的来到京城了，受命于危难推行改革时，那些曾经渴望他早日“出山”的正人君子们，都纷纷反戈一击，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他进行了围攻。 第一个向王安石投掷“板砖”的人是司马光。司马光，作为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虽然才气无法与王安石相提并论，但是道德文章绝对是全国一流，与王安石难分伯仲。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金榜题名的时候也才19岁，算是少年得志的青年才俊。可能是受到了当时“二程”理学的影响，思想极其顽固和迂腐，在政治上属于“死不悔改”的保守派。 他与王安石曾经是好朋友，据南宋徐度《却扫编》记载，王安石、吕公著、司马光、韩维等人齐聚东京，“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佑四友”。”王安石进京后，要找房子住，还非要与司马光当邻居，“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司马光 因为很欣赏王安石的才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多次向神宗推荐过王安石，可是当神宗真要重用王安石革除天下弊政时，不知道司马光究竟是处于什么用意，突然调转枪口向王安石开火。 在对新法内容还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偏要与王安石作对。还请求下调到地方上任职，以示对变法的抗议。以致到后来，只要是王安石所推行的法令，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说“不”，后来司马光复出，新法中不管好的坏的，就全在一年之内废除。 第二个跳出来疯狂反对新法的是吕诲。吕诲是北宋名相吕端的孙子，正儿八经的名门之后。可是，看他的所作所为，他简直就是造反派的祖师爷。 据史料记载，在英宗时期，他曾与司马光并肩作战，一起恶毒攻击一代文豪欧阳修为“豺狼”、“奸邪”。在“熙宁新法”出台还不到一个月，好坏还看不出来的情况下，就开始攻击王安石了。 有一天在大殿议事，他突然站起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火药味十足地弹劾起了王安石，历数其十大罪状： 小官则避，重任不辞。不修臣节，傲慢无理。 待读请坐，要君取名。 掠美于己，敛怨于君。 自为主张，挟情坏法。 援引亲党，盘据要津。 卖弄威福，背公结党。 排除异己，以固权宠。 拗执邪见，不通物情。 追逐财利，动摇天下。 吕诲当时的职务是知谏院的御史中丞，是司马光举荐他担任的。司马光在决意离开朝廷后，将自己的这位“造反派”盟友举荐担任了台谏官，目的就是想让吕诲代替自己与王安石斗下去。 这次吕诲公开竖起了反对“变法”的大旗，经过事先谋划和组织，拉起了一帮谏官群起弹劾王安石，闹到最后，当然是众口一词要求“让王安石滚下台”。 吕诲还写了奏章给神宗，里面有一句“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神宗看了之后，气了火冒三丈，怒斥：“一派胡言！” 误天下苍生这句话名义上是指责王安石，但也误伤了宋神宗。因为变法虽然是王安石组织实施，但背后支持者却是神宗，这等于就是说皇帝误天下苍生了。 吕诲也不甘示弱，大声说，如果陛下不予采纳，臣也不愿与奸佞同朝共事，请求辞职。于是，吕诲就被贬出了京城。 韩琦 第三个出来反对王安石的是韩琦。韩琦是三朝元老，曾经与范仲淹一起出将入相。史载他“相三朝，立二帝”，神宗父子能继承大统首先就归功于他。 想当年，韩琦曾是对夏用兵的主战派，也是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倡导者，积极投身于革除弊政的运动中，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表现出过人的见识。然而，到了晚年，竟成了反对用兵西夏的主和派，更是“熙宁变法”的反对者。 据史料记载，变法开始后，辽国就提议与宋朝重新划定两国的边界。本来早已退休在家的韩琦，听说神宗要大家发表意见，就顿时来了精神，很快就给神宗上书，声称：“我们有七件事触怒敌人。” （1）与高丽恢复了外交关系，让辽国生气。 （2）武力夺取了吐蕃的河湟地区，辽国认为下一个目标是它。 （3）我们在宋辽边境大量种植柳树，阻碍了辽国骑兵的机动性。 （4）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会了百姓格斗术。 （5）黄河以北州县积极修筑城廓，挖深了护城河。 （6）建立兵工厂，制造了很多新式武器，更新了部队的装备。 （7）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县增加了三十七个将领，加强了驻屯的军队训练工作。 韩琦认为，以上七项措施刺激到了辽国，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让辽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那就是把上述措施全部废除。然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用能，远离奸佞（王安石），辽国自然就会心服口服，不会再找我们麻烦了。 在奏章中，韩琦主张投敌所好，为了不让敌人“反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坚决不做。由此可见，晚年的韩琦已经到了多么昏聩的地步了。 与韩琦一样固执己见，疯狂反对变法的“老领导”还有富弼和文彦博。富弼也曾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可能是当年支持改革吃过大亏了，被人诬陷谋反，也就是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可能是吓怕了吧，到了晚年暮气沉沉，保守至极。 富弼 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称疾退居洛阳了。不过，在走之前，发表了一番历史上颇有名的所谓君子与小人的“演说”： “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大概意思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啊，小人得志后就陷害善良的人，不把天下搞乱是不会罢休的。 宋朝的士大夫多半都自视甚高，常常把自己视为君子，而把那些自己看不惯的人视为小人。当初，神宗与王安石就君子与小人展开过一段精彩的讨论，在王安石看来，那些阻挠改革的人无疑是“四凶”小人。 与韩琦、富弼比起来，文彦博更是朝廷重臣，北宋名相。然而，文彦博虽然是一位有胸襟、颇开明的政治家，当初也极力推荐王安石进京。可是，对“熙宁变法”却认识浅陋，坚决反对。 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等一提出，就遭到了他强烈反对。史载，熙宁五年（1072年），华州山崩，文彦博乘机攻击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使华州山崩。 当宋神宗告诉他老百姓欢迎这个新法时，没想到他不但不为此反躬自省，还反问神宗说：“陛下您是由士大夫治国，还是由小民治国？” 这一问吧，反倒把宋神宗给问无语了。 在反对派的行列中，还有一个人大家非常熟悉，他就是苏轼。苏轼出道很早，据说，当年仁宗皇帝通过科举考试发现他和弟弟苏澈才华出众，曾大喜过望。从史书看，苏轼对王安石这位前辈非常仰慕，而王安石对苏轼这位才子也极为赏识。 在这之前，在一篇名为《进策》的奏章中，苏轼也曾向皇上进言，要求“为治”，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仔细看，这些措施虽然比较笼统，但也与王安石变法内容在精神实质上很相似。 苏轼 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当王安石开始变法改革，苏轼竟然也充当了反对王安石的急先锋，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 “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只能骤至富强，亦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亡。” 大概意思是商鞅变法丝毫不顾及人情世故，这样的新法虽然能短时间使秦国强大起来，但也因量刑太重，尤其是剥夺了诸多王公贵胄的利益，使变法积怨过深。虽然秦国因为变法而富强，一统天下，但并不能长久，转眼间就亡国了。 在这篇奏章中，苏轼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法，按照他的说法，一个国家越是富强，便灭亡的越快；越是贫弱，它便能存在的越久。况且，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都是强大无比，何来转眼就亡国了？真是为了反对变法，苏轼也不惜发表一些歪理邪说，人果然都是立场决定观点啊。 在王安石变法中，反对改革的人还有很多，诸如欧阳修、范纯仁（范仲淹儿子）、吕公著、苏澈、程颢等，这些人在当时的政坛都是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 是什么导致了变法失败？有学者认为是王安石的思想太超前了，超越了当时的封建时代。有人曾对失败的原因，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天还没亮，王安石起得太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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