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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岑瀑啸 此文大纲及内容的80%于去年11月份已写就，但因工作忙碌加上节庆假日活动频繁，以致现在流感季节几乎已过去，才抽出时间完成。不过正如粤语所云“迟到好过没到”，就北美而言我或应将论述重点放在已生活和工作了14年的佛罗里达，本地流感季节是每年10月至翌年3月之间。 我任职的佛罗里达医院每年都为全院职工提供免费施打流感预防针。医院座落于市中心，其临床部门分佈在5座高8层至14层，以天桥相连接的大楼内。每座楼的一楼要道及天桥上包括通往四个多层停车场的出入口均设服务台，由护士给每个职工登记和进行流感预防注射。注射前需签署一份简单的知情同意书（在护士手持的电子笔记本上），也就是对疫苗之安全有效与副作用签名表态。 医院大力建议（尚未达“要求”的程度）每位与病人接触的员工接种流感病毒的疫苗。如不接受也要声明“知情拒绝”－包括遵照规定在整个流感季节中每天一踏入医院范围就戴口罩。上述规定要求不仅每天整个工作时段戴口罩，而且每3小时更换一个口罩。 拒绝疫苗者毕竟只是个别人；并且我所知道的大部份此类“个别人”，儘管之前拒绝注射流感病毒，随著从早到晚戴口罩及频繁更换不胜其烦，以及不断回答人们的询问（诸如以关心的口气说你是否病了，现在还好吗之类），一天要回答几十次。于是不少人慢慢“想通”了（有的愤愤不平地说是给“逼出来的”，或许此乃表示自己先前拒绝疫苗的决定并没有错，只不过拗不过医院的“恶法”罢了），改变初衷转而接受疫苗种植；当然也可能他们看到注射了的人都没事，通过自己的观察真正被说服了。 每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自行作出与本身健康有关的决定（口头禅为“这是我的身体”），知情同意书便体现出这一点。也就是每个人都独立自主，这当然也是不愿戒烟或罔顾饮食健康者常用的理由。 儘管大量数据证明注射流感病毒预防流感有效，安全，其副作用譬如局部肌肉酸痛时间很短；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单纯的事实往往并不构成使每个人做决定的动力，特别是当一些人有了既定立场时，跟他摆在眼前的事实未必足以令其改弦易辙。 以下我以从医务人员的义务的角度，讲述为何对病人尽职尽责包括了接受接种流感病毒疫苗。 通常在流感高峰期那几个月，绝大部分的医院特别是含有忙碌的儿科和有多张病床的重症室（内有需用呼吸机的重症病人），尤其是年迈的病人及其他免疫功能受障碍的（譬如接受化疗或骨髓移植的）病人的医院里，每年起码会有几个病人死于流感。 即使老年人接受了流感疫苗的注射后，他们所获的免疫保护是比青壮年人接受免疫疫苗的保护性为低。不过，这些接种过疫苗的老年人患上流感的话，通常病情较不接受疫苗者轻很多－毕竟他们通过接种增进了流感免疫功能。 我之所以用老年人为例，因为我在心血管专科接触的患者多是上了年纪的长者。我暂时不用新生儿，接受化疗或骨髓移植的病人为例。而这些脆弱(受感染高风险)人群都是需要我们的保护的。 如果所有医务人员都打了流感病毒疫苗的话，那麽这些医者患流感的机会会大大减少，也就是把流感病毒传给脆弱人群的机会大大减少。上述病人来医院治疗非流感的疾病，当然不应该因在医院接触到医务人员而得另一种病（流感）的。我们每一个照顾他们的人都有义务避免成为他们的感染源。 有人说，人权选择是否接受医疗行为的权利；我的反驳是：无论哪个职业你要尽忠职守的话，都要受到一些对自身行为的某种限制，譬如说：餐厅和厨房的工作人员就应戴髮网；在医疗上做手术的，包括做心导管等等，医务人员起码不应留长指甲；就算医院裡的义工，都要受体检（皮试或胸片）证明没有肺结核。我二十年前在纽约曼哈顿做内科住院医生时，上班前就要接受B型肝炎的预防针。这些都不仅是道德上的职业操守，而且是具体的规定并在签合同时同意遵守的。 或许不久的将来，脆弱人群有更有效的流感疫苗，也就是，儘管他们身体基础免疫反应较弱，这些更强效的流感疫苗依然因能调动高水平的抗体而大显神通，令他们在每年流感高峰期安然无恙。但在此种疫苗得以面世与普及之前，我们还要面对以下现实：目前每年在美国大约有3千到5万人死于流感（这主要是年幼的儿童，特别是新生儿；以及年迈的人士，特别是有慢性疾病如肺气肿，严重的糖尿病或癌症患者，后者中又以正在接受化疗或骨髓移植前后的病人为最）。而因流感而需要住院的病患每年达到20万人。 在上述脆弱人群得到更加有效的流感疫苗充分保护之前，我们每一个跟他们接触的人，包括医务人员，在幼儿园做事的人，在老人院或上门至家中做家庭护理的人，都应该将接受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为自己职责的一部分。 拒绝疫苗的人通常振振有辞，包括个别人拒绝让自己的小孩接受幼儿时期应接种的各种疫苗，他们是有各种担忧，特别是30年前，有个英国人捏造数据，撰文散佈谣言，妄议所谓疫苗和自闭症的关係（该员后因此文弄虚作假被英国皇家医学会取消行医执照）。他所举疫苗的例子是百日咳，痲疹和腮腺炎。在他的文章令许多人受其蛊惑之前，百日咳，痲疹和腮腺炎在美国已很罕见。而过去20年来，在一些大城市，这些疾病竟然又有捲土重来的趋向。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个别家庭不愿自己的小孩接受这几种疫苗。 这些家庭总数很少，而多分佈在大城市裡受高度教育的人群中。相反，教育程度较低或小城镇，边远地区，那裡的人反而很接受各个医学协会所建议的不同接种的时间表。 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全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接受这些疫苗，这三种疾病的发病率自然非常非常低，也就是说我的孩子不接受这三种疫苗而处身于发病率极低的美国社会，无疑是很安全的。为此可以避免疫苗可能带来的自闭症，拒绝接种疫苗。 对持上述看法的人，如果你跟他说疫苗与自闭症没有关係（更不要说是因果关係），往往不够。用道德的力量去摧毁其自称“作为保护孩子的父母”的立场或许有一些效果。 他们应该接受疫苗的道德责任在于，如果他们不接受疫苗的话，假如他们一旦带菌，则将不仅危害了自己，还危害了社区中跟他有接触的不能接受这种疫苗的小孩，或者接种了疫苗却身体仍然没有产生足够免疫保护的人。 正如并非每个人均可安全接种流感疫苗，有个别小孩是不能全面接受幼儿期的多种疫苗的：譬如本身的免疫功能不全（例如先天性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患癌症的小孩，或有其他严重慢性病的孩子。 也就是说，当一些属于个别的家庭选择了相信错误的信息，而採用维护个人自由的理由去拒绝给自家的小孩接种疫苗时，他们其实是对生活在同一社区裡，或外出时接触到的，脆弱人群造成威胁。 说回流感疫苗。有人很固执认为，流感疫苗是有害的。有的人宣称他曾经接受流感疫苗后反而得了感冒。对此我在以下予以剖析。 首先，流感疫苗是在流感季节前批量生产的，而感冒病毒的型号不是每年都一样。当製造出来的疫苗恰好对抗了当年流行的几个的病毒型，其有效率可能在80%以上；但有的年份，製造出来的疫苗所抵抗的病毒型号估计不准，或者那一年的病毒型号是在短期内突变，疫苗对抗不合的话，有效率便可能低于30%。 这就是说，有的年份，疫苗不是很对口，有效率降低，固然会使不少人打了疫苗后仍然可能患流感；或者就算这个疫苗有效，但碰巧你所得的流感的病毒型号是那年很少有的，而针对当年常见的型号的疫苗也就无济于事，这也是可能的。 至于有的人说，我打完流感疫苗即时就病了，这应纯系巧合。须知一个人有流感病毒，在感染的头24小时是没有症状的。如果他打疫苗时已经感染，只不过是没有症状；他打完24小时之内有了症状，就会将之错怪为疫苗所引起，这完全是缘自不明白一个事实－大部份传染病有症状潜伏期。 写于2015年---（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岑瀑啸，出生于中国广州医学世家，1992年中山医科大学六年制医学系毕业后赴美，并于1995年到1998年在当时附属于纽约大学医学院的Lenox Hill Hospital任内科住院医生，之后的1998年至2001年，在费城天普大学医学院（Temple University Hospital）任心血管专科住院医师兼内科带教导师(Clinical Instructor)。 2001年起担任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AdventHealth（原名Florida Hospital）心血管专科医生，她在Creighton University获得医学伦理学的硕士学位，是AdventHealth系统的临床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杂文集《医道凝眸》、《医者阅世》，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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