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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日记抄(1952年9月7日—12月16日) 舒芜 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7 年 09 期 原发期刊：《新文学史料》2007 年第 2 期 第 155-168 页 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广西省委宣传部转知南宁市委宣传部长袁家柯同志，云中央宣传部有电，要我即到北京，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通知送到时，已是七日之晨，当天下午，市委宣传部即复一电，云我正参加试点学校思想改造，需带头检讨，问可否迟两周再启行。十一日，中宣部复电同意。廿五日，即至两周之期，本当即行，然运动方紧张，又迟两日。至廿七日，市委宣传部又致电中宣部，问是否必须我到，意思就是不想让我走。九月二日，中宣部以长途电话来通知，促立即动身，愈快愈好。于是，三日夜十一时五十五分搭夜车北上，次日中午十时半过柳州，下午四时半过桂林，五日上午五时过衡阳，晚十二时抵武汉；六日上午九时三十六分自汉启程，七日下午四时二十六分抵京。 以下，就是到京之日起的日记。 要特别说明，日记里所记各人的发言，都没有经过本人审阅，只是这些发言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而已。 九月七日(星期日) 下午四时二十六分抵京。出前门车站，首先见一新气象，即三轮车有售票处，乘客先按定价购票，然后上车，无讲价争价之麻烦。自前门车站至东总布胡同，价三千元。到文协后，有李秘书招待，与陈企霞一见，他有客在，即未再谈。房子已准备好，还不错。据李秘书说，讨论座谈会是中宣部文艺处组织专门小组，直接主持，文协方面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天，故无甚接洽，估计明日当开始谈话。究竟如何，须待谈后才见分晓。 九月九日(星期二) ①现实主义，②五四传统，③主观战斗精神，④深入生活，⑤民族形式，⑥鲁迅，⑦宗派主义：这以上，是上午林默涵和严文井来谈时所讲的批判胡风思想应该注意的几个中心问题。他们告诉我，我此来的具体工作，一是全面研究一下胡风的文艺理论，特别是《希望》杂志时代的理论，写一篇正式批评，同时结合自我检讨；另一个是，参加会议。 他们给我看了周总理给周扬和胡风的信，在给周扬的信上，指示此次批判应耐心帮助，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内部不行则公开批评，空言无补则让胡风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总之，争取爱护之情溢于言表；在给胡风的信上，劝他和周扬、丁玲多谈谈，好好的解决思想问题，信末特别说“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找来看了两遍，希望你多看它几遍”。由此可见，周总理对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关心的。默涵说，此次批评，内部与公开的，将同时进行。要把我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最近一期文艺报上发表。 十月十五日(星期三) 下午，林默涵来，谈了如下几点： ① 此次对胡风批评，以帮助他自己解决思想问题为主，教育读者则是次要的，因其影响今已不大，并非当前文艺运动之主要障碍； ② 因此在方式上，也就以内部谈谈为主，不拟展开大规模的公开批评； ③ 希望内部谈一两次可以解决问题，最后由胡风自己公开检讨，别人就不必多作批评； ④ 即使不能全部解决问题，也希望能解决几个根本问题； ⑤ 实在谈不通，也无法可想，只好遵照总理的指示，让他到群众生活实际斗争中慢慢求解决去； ⑥ 胡风近来已不能说舒芜不错误，于是特别强调当时他与我并不相同，我与路翎并不相同，意思是舒芜的错误是舒芜的错误，与胡风路翎无涉； ⑦ 因此，领导上特别希望我写一篇通过检讨自己来批评胡风的文章，证明相同之点。默涵说，我在此次批评中已起了积极作用，希望更进一步在这方面起作用； ⑧ 对路翎，如果他仍固执不改，那是要展开批评的； ⑨ 下周内可望开会。 晚，写长信复绿原，又给沅芷和袁部长各一封。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等了这么久，今天终于开会了。 晚饭前还是一直看书。晚饭后，在办公室楼上开会，到有周扬，胡绳，邵荃麟，冯雪峰，林默涵，严文井，王朝闻，艾青，葛琴，王淑明，周立波，陈企霞，胡风，路翎和我共十六人(萧殷早退)。 先由胡风报告，前面一大段只是重读旧文，后面检讨，说来说去，还是“本来对，不过话未说清”这样的意思。 然后我将“向错误告别”摘要说了一些。周扬指出，他还是将小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人阶级混为一谈，又未提到民族传统问题，特别是对问题不严肃，对别人意见毫不考虑，等等。 据说下次的会在下星期三开。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 上午看书。午后与张天翼谈，他对我的“向错误告别”提出几点意见： ① 关于胡风虽不赞成我的“个人主义”之名，而他自己仍是个人主义，未说清楚。 ② 关于胡风为什么是借文艺问题的特殊性做掩护，为什么此特殊并不能取消思想改造的一段规律，未说清楚。 ③ 关于主观作用就是具体感觉，而此具体感觉实含一定思想，反对一定思想，并非纯然客观，未说清楚。 ④ 关于胡风所谓“实践”，所谓“具体行动”，实处处与“立场”对立起来提，未说清楚。 ⑤ 关于胡风所谓把精神当作熔炉，重塑现实，还要多加一点解释。 晚七时半，开第二次座谈会。到会的人，除上次的十六个人而外，又加上张天翼，何其芳，田间，杨思仲，阳翰笙，合共二十一人。发言的是默涵，雪峰，何其芳。他们三人讲完，已至十一时，就吃了点心水果，宣告休会。周扬宣布，本星期内设法再开第三次会。 记录他们发言要点如下： 林默涵的意见 首先要肯定，胡风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是起过一定作用的；胡风的理论当中有些论点也是正确的，并非一概要不得。但他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错误的。 第一，错误的根源。 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阶级观点，不从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问题。 他对于五四文学革命，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认为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文化的范畴。这种看法，本来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而且现在他自己也作了检讨，所以性质还不严重。但是，他在这样认识同时，却又把五四传统看作完全好的，从来就与人民结合的，我们应该无条件继承的。这就是自相矛盾，充分暴露阶级观点的缺乏。既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又怎么能无条件的肯定呢？实际上，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其基本队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因此就有许多缺点，须要改造。最大的缺点，就是未与人民密切结合；并不像胡风所说，早就与人民结合了。 今天，胡风检讨了过去的错误，承认五四当时的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而不属于资产阶级。但是，他因此就说鲁迅当时已经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了。这又是违反阶级观点的看法。事实上，尽管鲁迅在1918年就向十月革命发出了欢呼，尽管他当时思想已经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论的，但整个的说来，他当时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胡风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也表现了阶级观点的缺乏。在他，旧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新现实主义，是混淆不分的。旧现实主义，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其大多数作家是不发生什么立场问题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但今天的新的现实主义，由于无产阶级长期被剥夺了文化，事实上不能不由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来参加队伍。在这里，立场问题，改造问题，世界观问题，就有头等的决定作用。但在胡风，恰恰从来就轻视或抹煞这些根本问题。他只是一贯地强调着“强烈的主观精神”、“忠于艺术”之类，把这些当作根本的东西。这样一来，就与资产阶级的旧现实主义看不出任何区别。 第二，关于主观战斗精神。 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作家熟悉工农大众的问题，是如何取得民族形式的问题；而这些根本问题的总的解决关键，就在于作家的思想改造。 但在胡风，却认为根本问题是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是所谓“主观与客观的脱节”；他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向作家要求所谓“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从他看来，作家的立场是已经不成什么问题的。所以他一贯强调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和人民结合，而且公然主张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缺点，顶多也只是有点所谓“游离性”，轻描淡写地提一提。所以，他就认为当时的问题，不是要改造立场，而是要“加强立场”。而所谓“加强立场”的具体办法，就是他之所谓“发扬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 “主观战斗精神”本身，并不是一个根本不能用的名词。无产阶级当然也有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而且这也是很须要的。问题是在胡风离开了立场来谈它。这样，它就是只能成为从天而降的东西，只能使那种理论成为唯心论。 胡风说：“存在决定意识，难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我都不懂吗？”不能这样说的。简单的并不简单。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很简单的真理，可是苏联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在这上面犯了错误。 胡风竭力声明，说当时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就是指的无产阶级立场。实在不是。在他所写的论文“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逆流的日子)里面，检讨了许多当时国统区文艺界的他所谓坏倾向，而他把根源一概归于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上面去。那么，难道能说他们原来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立场，而这立场后来又会“衰落”的么？ 他又说，当时只有少数作家还保存着“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这里面大概包括了路翎在内。那么，难道又可以说，只有路翎等少数作家，一开始不用改造就具备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后来还一直“强烈”的么？ 总之，可见这所谓“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出来是超阶级的，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它实在是一种狂热的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要用它来改造世界。舒芜的“逃集体”，是这种狂热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路翎的小说，一贯的歌颂个人的自发的反抗。 不错，人民当中是存在着自发的斗争，当然也有它的意义。但是，一个作家专门去描写它，歌颂它，而且是在解放前夜的那种条件之下，那究竟是什么意义呢？胡风引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来为路翎辩护。那实在是断章取义，歪曲了原意。那前面正是说的要写自觉的斗争，不应该限于自发的水平，他就没有引出来。而且，译文中所谓“痉挛性的”，按瞿秋白的译文，应该是“紧张的”。 路翎说，他写了自发斗争的失败，这就批判了它，也有教育意义。这也是不对的。列宁之所以那样高度评价高尔基的《母亲》，就因为它的巨大的教育意义，在于第一次写出了工人阶级的自觉的斗争，不像以前许多写斗争的只停留在自发的水平之上。《母亲》之所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正在于此。 而且，路翎所写的自发斗争，也是不真实的。他着重写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是可以的。过去乔冠华把写内心与写社会斗争对立起来，那是不对的。但写内心不能写成变态，那就是违反现实了。路翎的人物都是心理与行动分裂的，梦游病似的。难道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就是这样的吗？胡风说，人民多数都被逼疯了。难道我们的革命就是疯人的革命吗？ 总之，“主观战斗精神”这种理论，当时提出来实在只引起了混乱。对于所指摘的作家，使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问题之所在；对于所赞扬的作家，使他们自满自足，阻碍了他们的改造。 第三，关于理论与生活。 理论，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从胡风看来，只是一种冷冰冰的教条。一遇到理论，他就特别强调生活实践。他不知道，生活实践是必须在理论指导之下的。舒芜的《论主观》那样的公然抹煞理论作用的文章，胡风发表出来，不加任何批评。现在他说他虽发表了这文章而自己并不赞成，这是不可能令人相信的。 但是，可不可以认为胡风真是十分重视生活呢？他遇到理论，强调生活；遇到生活，却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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