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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三年（1864）农历八月二十日，是曾国荃满四十岁（虚岁四十一）的生日。中国传统社会以虚岁计算年龄。 曾九帅这个生日很不寻常，就在两个月前，他率领湘军吉字营攻破了天京城，为清廷建立了不世之功，他和其长兄曾国藩并封为伯爵和侯爵。伴随荣耀而来是官场攻讦、民间传言和朝廷的猜忌。兄弟俩一位是大学士、中国最富庶的东南三省总督；一位统领着当时最精锐的一支军队，麾下猛将如云。这肯定让慈禧太后睡不着觉，纵容部下在金陵城烧杀抢掠，致使幼天王逃脱，这只是最高统治者用来敲打曾氏兄弟的借口。曾氏兄弟如果要善终，避免兔死狗烹的下场，必须急流勇退，自剪羽翼。破天京城后，湘军即大量裁员退伍——裁的主要是曾氏兄弟的嫡系吉字营。曾国荃亦向朝廷提出朝廷提出回乡养伤的请求。 一看曾氏兄弟这样乖觉，北京城里的太后也就不再追查兄弟俩的过错了，而且大方地免掉湘军这么多年来所用经费造册报销的手续，让户部想发财的书吏大失所望。这些当然是曾国藩的避祸设计，曾国荃心里是不服气的，好不容易大功告成，战场上中战死一位哥哥，病死一位弟弟，自己却要回乡当农民。但是为了家族利益，他必须做出牺牲，总不至于让朝廷还得继续倚重的长兄曾国藩辞官回乡吧？ 对弟弟的情绪，曾国藩心里很是明白。就在曾国荃要离开金陵回湖南之前，遇上其四十晋一的生日，曾国藩和湘军的将士为曾国荃办了一场热闹的生日宴会，以示安慰。曾国藩写了十三首七绝，为弟弟庆生。第一、二首颇有深意：
第一首诗是曾国藩为弟弟抱屈，并安慰他放宽心。“箕”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史记.天官书》云:“箕为敖客，曰口舌。”即惹出口舌风波。曾国藩说弟弟九年艰难作战，收复众多的城池，却被一些人造谣诽谤（主要是说曾国荃掠夺了大量财富）。这些不要去想了，今天用一杯美酒，为我的好兄弟庆贺生日。 “阿连”指南朝宋诗人谢灵运从弟谢惠连。谢惠连自小聪颖，而不为其父亲谢方明了解。谢灵运去拜访当会稽太守的叔父谢方明，遇到了谢惠连，大加赏识。对叔父说：“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后常用以兄对弟弟的代称。如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群季俊秀，皆为惠连”。 第二首回忆曾国荃年少时进京在曾国藩家生活两年的往事。晋太康十年（289年），十八岁的陆云来到京城洛阳，访太常张华，得到张华赏识，日后声名大振。“陆云入洛正华年”代指曾国荃年少进京。 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曾国荃陪着父亲曾麟书，护送大嫂欧阳夫人和侄子曾纪泽入京，住进曾国藩在南城棉花胡同的家。时年十七岁，正是陆云入洛阳的年岁。第二年闰三月，开了眼界的曾麟书回回湖南老家，曾国荃留在兄嫂家里读书，至道光二十二年夏天，离开北京返乡。 在北京的两年时光里，曾国荃过得不愉快。分析其原因，我以为首先是曾国荃心高气傲，非常自尊，虽然住在兄嫂的家，但也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何况当时他已经在老家娶了熊氏夫人，夫妻南北分离，乡愁弥漫的少年，对人对事也就更加敏感。 曾国藩辅导弟弟颇为尽心，在其那段时间的日记里，多次记载指导曾国荃写文章，督促曾国荃温习范文。但曾国藩毕竟身在官场，公务和应酬较多，家里的事情他未必管得那么仔细。在一个屋檐下，一些小事很可能引发矛盾，特别曾国荃是和嫂子欧阳夫人以及仆人之间。 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十五，曾国藩在致父母的家信中说：“惟九弟迫思南归，不知何故。”十月十九日与父母书中又说：“九弟不甚读书，询其何故，九弟终不明言，惟不读书，不肯在上房共饭。”这说明曾国荃的无声抗议到了较为激烈的程度，他不愿意在上房和哥哥、嫂嫂一起吃饭。曾国藩没办法，只好拿着饭菜和曾国荃兄弟俩一起在书房里吃。 曾国荃虽然不愿意明确说出原因，以曾国藩之对世情之深察，肯定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一定家里的人或其夫人或其信任的仆人刺伤了曾国荃的自尊。他是否回闺房中问夫人不得而知，但在其十月十九日的日记里载：“夜，荆七因事仵九弟，余亦素恶其跋扈，是夜开销他去。”荆七是曾国藩最亲近的仆人，究竟什么事顶撞了九爷，曾国藩日记里没有交代，他遣散了荆七，目的是为了挽回兄弟的关系。荆七也不是真的被开掉，而是被曾国藩介绍到他最好的同乡、朋友也是儿女亲家的陈岱云家做事。等曾国荃回湖南后，荆七又回到曾家，继续受重用，曾国藩典试江西的途中接到母亲的丧报时，身旁服侍他的仆人就是荆七。那么，荆七很可能是为主人欧阳夫人背锅。兄弟怡怡、父慈子孝，是曾家引以自豪的家风，长嫂如果嫌弃在自家吃闲饭的小叔子闹出纠纷，传出去是很丢人的。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曾国荃和长沙府同乡郑世任搭伴回湖南，曾国藩送到了卢沟桥，写诗道别，其中两句云：“辰君平正午君奇诡，屈知老沅真白眉。”辰君指曾国潢，午君指曾国华，老沅就是沅甫曾国荃。《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后因以喻兄弟或侪辈中的杰出者。 这番为曾国荃庆寿时，距离曾国荃离开北京二十一年了，曾国藩诗中表达了愧疚之意：“惭愧庭阶春意薄，无风吹汝上青天。”做老兄的当时职位低，能力差，不能给弟弟创造晋升的条件，弟弟只能黯然归乡。 曾国藩的愧意不仅仅指二十一年前，更包括当时不得不让弟弟辞职回家所作出的牺牲。当长兄让自己裁军、托病辞官时，曾国荃想不通，最开始是抗拒的。曾国藩在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庆寿前二十天）给曾国荃的信中，把道理搬开揉碎地讲，希望他作出一番好姿态，不要授人以柄：
曾国藩把自己所得的侯爵说成是曾国荃赠送自己的，固然是自谦，但也完全说得过去。兄弟俩是相互成全的，曾国藩是曾国荃的引路人，但没有曾国荃募兵赴江西解长兄之危，最后带出一支真正算作曾国藩嫡系中嫡系的吉字营，曾国藩在大清政坛上是没有本钱的。他的军功依赖曾国荃的血战。 那么，曾国荃少年时在北京闹别扭、受委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张宏杰先生解释是“茶水风波”，其《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中说：
宏杰兄依据曾国荃曾孙的文章做出的解释，应该是靠谱的。但我以为这种“靠谱”只能说明曾国荃多年后对夫人说过那些话，但那些话未必是真实的原因。曾国荃说这话时已是湖北巡抚，声望正隆。曾家门第之盛，天下瞩目。少年时在兄嫂家受过的委屈，回首再看，什么也算不上了。“茶水风波”可能只是一件导火索。当年曾国藩做一个小京官，很清贫，欧阳夫人要操持那么一个家，对小叔子说话未必十分注意，有时候脸色也未必好看，而这些很难明确在桌面上说出来。如果曾国荃对长嫂心无芥蒂，那一杯剩茶就根本算不了一回事。 元稹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一个家族亦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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