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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月，随着明治天皇的一声号令，幕府统治结束了，预示着德川家康创下的长达265年的霸业，从此一去不返，悄然"流入"历史的长河。 但即便如此，也不符合家康生前的愿望，他在夺取政权5年后，便将大权交给儿子秀忠去"打理"，以便能够让将军之职薪火相传，千秋万代永葆德川霸业长盛不衰。 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须知家康之前两位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绝非等闲之辈，论勇猛、计谋，家康都得靠边站，然而造化弄人，偏偏这些"狠角色"所建立的基业都很"短命"，前者也就二十几年，后者十多年，与家康创立的二百多年德川家业比起来，简直就是"大海之一滴"。即此而言，德川家康也应该满足，不然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岂不要"气的吐血"？ 那么，德川家康是如何将天下弄到自己手里，并将其保持两个多世纪的呢？  有耐性，会审时度势织田信长被称为"残忍且麻木不仁的禽兽"，从1555年21岁扩张势力起，他就以残暴出名。为了消除敌对势力，他不惜让佛寺"断炊"，残杀僧人，烧毁寺庙，将其中所藏图书毁之一炬。信长的"冷酷无情"，终于导致杀身之祸，1582年，年仅48岁便遭手下谋杀，葬送了大好前程。 丰臣秀吉出身寒微，个子矮小，时人以"猴子"讥之，这说明他虽然块头不大，但不乏机灵。据说其妻曾称他为"秃鼠"，更见其"滑头"，有谋略。 果不其然，织田信长死讯传来，秀吉立即采取行动，对京都进行控制，并实行盟好之策，收容愿意投降、效忠的降兵。这样一来，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全日本基本上被其掌控。 然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秀吉，竟然野心勃勃，要称霸亚洲，逐个征服朝鲜、中国和印度，于是从1592年起陆续对朝发动大规模战争，后在明朝军队的有力打击下，只好无功而返。 1598年，64岁的秀吉因病而死，临终前，他委托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一批亲信辅佐自己的后人。家康暗自窃喜，认为时机已到，便立即翻脸，背叛誓言，联盟结党，与忠于秀吉子嗣的势力决斗。 1600年，家康夺取了关原一战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时局，由此开创了两百多年的德川霸业基础，成了真正的王者。 家康与信长、秀吉为同时代人，他们三位被誉为日本战国"三杰"，都有着一颗统治日本的野心。信长心狠手辣，秀吉野心勃勃，对此，"知彼知己"的家康，锋芒不露，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待机而动，他的耐心彰显城府很深，却又不故步自封，一旦机会到来，"管他白猫黑猫"，立即出动，这样便成就了自己的霸业。  操纵皇室，以求统治合法性信长、秀吉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这与他们给予皇室经济援助不无关系，通过改善其财政状况，以获取天皇名义上的支持。 家康也不怠慢，在大权在握，一统全国后，于1603年及时拜谒天皇，如愿获封征夷大将军称号，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不怕大名、武士及其他势力不服。 不仅如此，家康及其后人还赐予王公贵族以土地，并实行人质制度，将其中一位皇子"囚"于德川一族的家庙中，并安排官员到京都监视皇室的一举一动，这样就牢牢控制了朝廷，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夺取政权只是第一步，如何稳固政权，使统治具有合法性更重要。家康深知"越俎代庖"会受到质疑，不利于政权的稳定，于是效仿信长、秀吉，与皇室"搞好关系"，一方面稳住朝廷公卿，令其无话可说，此外，将皇子一人"扣"于德川家庙中，这样就能实现在地位上与天皇平起平坐，则还有谁敢与德川将军过不去呢？  总结"二公"成败得失，并有所提升织田信长虽然残暴不仁，但也有自己管理国家的一套，在1582年初步统一日本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统治的政治制度，诸如采取官僚税收政策，实行武士与领地分离制度，对农村田亩进行丈量，收缴地方部落武器等。 作为信长手下的将领，丰臣秀吉在1591年控制日本全境后，也如法炮制，并有所增加，如设立人质制度，以确保大名忠心不二；出台"刀狩令"，以剥夺农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德川家康久经沙场，自然对信长、秀吉二公的手段了然于胸，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翻新，这就是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社会各色人等按部就班并世代承袭，不得变更。 就大名而言，家康不仅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在自己的藩地上仅能建一座城堡，还不准相互结盟，并且彼此联姻要通过幕府批准。此外，家康亦准许大名将藩位传给后人，但必须对幕府将军惟命是从。 家康之孙家光继位后，为扩大幕府权力起见，将大名按亲疏一分为三，即谱代大名、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规定将军有权没收大名领地，并将其转赠给可信赖的领主，外样大名因曾经与其作对而被分到日本的蛮荒之地。另外，家光还设立"参觐交代制"，规定大名必须在江户与藩地各建一寓所，在两地轮流居住，住在江户时必须每日对将军进行参拜，到藩地居住时，亲属不得随行，时间以一年为期，这就有效地对大名进行了政治控制。  就武士而言，家康及其后人允许他们居于城镇，亦可居于乡村，但他们的封地必须由幕府或大名派员管理。住在城镇的武士，享有佩剑的权利，用以维护治安；住在农村的武士，便委派其对田亩及其农作物收成进行丈量、评估和收税，并负责管理社会治安。至于所有武士的薪水，每年都会由大名发给其米禄，显然这些米禄来自于他们封地收入。除此之外，家康及其后人不准武士相互打杀，以利于社会稳定。 就城乡居民及其他三教九流之辈而言，德川幕府逐一对其身份进行登记造册，分门别类，以便区别对待。种地农民、城市商人及工匠被称作寻常百姓，他们作为士农工商中的一部分，虽然身份固定，世代不得更改，但并没有严格限制其自由，只要事先得到幕府批准，便可以外出旅行。 对于受人尊重的僧侣、艺术人员以及被社会歧视的娼妓、"贱民"及"非人"等，他们一律被归为"边缘人"之列。 由于娼馆、戏院能给社会制造一定的繁荣，比较务实的幕府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对于僧侣及寺庙，鉴于以往宗教组织具有挑战性，故而幕府更为重视，以防其图谋不轨。 那些从事殡葬礼仪、刽子手及杀鸡宰鹅等"不洁"工作的"贱民"，以及不得已靠捡破烂、拾荒维持生计的"非人"，地位最低。除此而外，日本原住民虾夷人及以经商为名的外国传教士等也一并列入边缘人，对于前者，幕府视其为文明未开化者，对于后者，幕府对其实施严密监控的同时，还不许日本人与其接触。 家康善于"抄袭"前人经验，还能弥补其不足，增加"新玩意"，可见其足智多谋，是一位不露声色的谋略家。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只知道征讨，横征暴敛，不懂得及时收手，休养生息，最终只能早早"淘汰 "出局。 幕府将社会上一切人等贴上标签，各就各位，"画地为牢"，并区别对待，对于实现其长期统治大有裨益。尽管这种制度反动透顶，不利于社会进步，但客观上不易发生内乱，有利于社会安定，何况民众早就对战争产生了厌倦情绪，这也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诉求。  急流勇退，辅佐后人，有利于政权更迭1605年，就在德川家康取得关键性一役关原大战的决定性胜利，牢牢把控大权后不久，时值62岁的家康，老当益壮，精力旺盛，未曾想，却出人意料地退出政治舞台，将自己的将军之位让儿子秀忠继承，不能不说这是家康的明智之举。 纵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直到临终前还把持权位，没有将权力提前交接，这样在自己遭遇不测时，很难保证政权不落入"贼手"。 家康是个明白人，他趁自己的影响力还在，为避免重蹈二公覆辙，便及时隐退，"垂帘听政"，直至十年后去世。秀忠也亦步亦趋，在施政仅7年后，便赶紧让儿子家光上台，自己则在幕后辅佐，直到临终。 家光执政后，在位28年，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不亚于家康在世，使得德川政权一度达到高山仰止的地步，从而确保德川体制二百年不倒，如果不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恐怕还将延续很长时间，日本的文明程度或将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在相继统一日本后，盲目地继续东征西讨，尤其是后者，竟然不自量力，发动对邻国的战争，终致万劫不复，白白葬送了丰臣氏的霸业。 德川家康着眼于大局和长远，在基本掌控局面后，一方面逐渐停止战争，一方面向天皇拜赐征夷大将军，不久又紧锣密鼓地将政权传给子孙后代，步步都在为德川家业谋划，这就难怪德川幕府长盛不衰，历经两个多世纪风雨，"我自岿然不动"。  结语德川幕府从十七世纪初一直延续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这样的时间跨度在日本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观察其制度设计，也没有什么特色之处，那为何能够"久经考验"呢？ 首先这要归功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两位"功臣"给予德川霸业的鼻祖德川家康以明鉴。家康与他们"逐鹿中原"，却深藏不露，一边等待机会，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一旦时机成熟，便当机立断，即便被人以"不忠"嗤之以鼻，在所不惜，在他看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其次，家康环环紧扣，小心翼翼，在夺得大权后，不失时机地从天皇那里获赐将军称号，这样就取得了统治国家的合法性。不仅如此，他还能克制对权力的贪欲，果断"下台"，尽管精力充沛，而这对延续德川家业"香火"、稳固德川体制，很有帮助。 再次，家康及其后人能够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对信长、秀吉的制度安排有所吸纳的基础上，进行"查漏补缺"，并日臻完善，于是我们看到幕府时期每一个人都能在制度中对号入座，且世代承袭，这样就避免了内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内事要干，并遭到监视，岂有机会造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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