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女为日本皇室近亲，嫁至中国，不让女儿嫁日本人，被称“王妃”

提示：这样的日子一直陪伴了嵯峨浩17年，女儿们长大了，到了恋爱的年龄，她对她们说：“妈妈嫁给了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妻子，妈妈和爸爸生下了你们，你们也是中国人，应当嫁给个中国人。”

谁都是知道的，想要通过一个女人来改变历史，成功的几率基本为零。但二战期间的日本关东军却用上了这一套，他们当时在伪满给傅仪的弟弟傅杰，找了个日本女孩嵯峨浩，希望她能生个儿子，并给这个儿子以“帝位”，来提升伪满的“日本血统”。这让傅仪很担心。

1939年2月，与傅杰成婚并来到中国的嵯峨浩要生孩子了，日本人很兴奋，如果是个男孩，他们就可以让他来接替傅仪了。但是，嵯峨浩却非常“会生”，生了一个女儿，曾经为她和傅杰“牵线”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当场拂袖而去，他代表的“希望”和“梦想”落空。傅杰和嵯峨浩为这个女孩取了一个名字——“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

慧生

傅仪放心了吗？不会！因为嵯峨浩还会生。事实也是嵯峨浩在后来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依然让日本人失望，依然让傅仪可以放心一段时间。其后，伪满灰飞烟灭，“帝位”的问题已没必要让傅仪担心，而嵯峨浩和傅杰也被分开，嵯峨浩带着两个孩子辗转回到了日本。

迎接嵯峨浩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这里，请允许我们将她作个简单介绍：1914—1987年，侯爵嵯峨公藤的孙女，是侯爵嵯峨实胜与夫人尚子的长女。与日本皇室是近亲。从小受过好的教育，毕业于女子学习院高等科。爱新觉罗溥杰的妻子。

先来看两个细节：溥仪对嵯峨浩和傅杰的婚姻是心存警惕的，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他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一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嵯峨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溥杰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

第二个细节是傅杰的自述：浩（嵯峨浩）对于家中诸事，事无巨细，皆亲自操作。甚至蓬首敝衣，收拾一切。杰不在家时，自以简单食物果腹。杰归时，将撙节之余，丰馔为饷。诚杰有生以来初尝到此种家庭之幸福也。

虽然让日本人很“失望”，并受到溥仪的猜忌，但在傅杰的眼里心里，嵯峨浩就是一个地道的好妻子。事实也是，嵯峨浩把爱情与当时日本人给予她的爱情之外的附加，划分得非常清楚，这如同她婚前给友人写的信里说的那样：多么希望能够是一个平凡的婚姻（1937年1月24日）。

嵯峨浩是日本皇室的近亲，这个阶层在日本曾被称为“华族”，是日本的贵族阶层，1884年，日本颁布《华族令》，将华族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享受特权与优待。嵯峨浩辗转回到日本时，这个阶层的特权与优待已经被取消。她说：

一九四七年，我们开始了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的生活。当时还是个粮食相当短缺的时期，主食大都是什锦菜汤、马铃薯、地瓜等等。慧生就读的学习院校地也是任由荒芜一片，冬天还得在没有暖炉的情况下，穿着手套与外套上课。可以说是个相当艰苦的时代。幸运的是，我还有可以依靠的双亲。贵族制度废除之后，我们便过着朴实平静的生活，从前具有侯爵身份的父母亲现在则是摇身一变，自己种蔬菜、番茄，也养鸡，并不忘时时补充我和女儿们的营养。刚从中国撤离回到日本的我，尚无谋生之力，只能仰赖父母亲的照顾，这让我心中满怀着对他们的感恩之情。

一个出嫁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其境遇是可想而知的，嵯峨浩说，女儿们常常带她去山间“拔草”，她们在伪满时也有过这样的“活动”，但此时她的心情已没任何“野趣”可言了，“所感受到的尽是一种悲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嵯峨浩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丈夫傅杰，只要有参战的士兵回到日本，她都会前去打听傅杰的情况，得到的消息从无到有，而“有”的消息大约用这样几个字可以概括——傅杰可能还活着。

嵯峨浩说，活着就好，活着就意味着她和傅杰还有团聚的日子，而这也让她的生活变得有“头绪”了起来，可以帮她把艰难困苦支撑都过去。她和女儿们把一些紫堇种植在庭院内，还编写了一首有关紫堇的歌。同时，她还将笔头菜、野芹或是蕨菜等等和紫堇种在一起，把它们变成了女儿餐桌上特别的菜肴。她说：“在丈夫生死未卜的这段不安的日子里，我专心一意地投入两个女儿的教育，将她们培育成优秀的人才，就是我生存的价值，也是对丈夫的爱始终如一的最好证明。”

这样的日子一直陪伴了嵯峨浩17年，女儿们长大了，到了恋爱的年龄，她对她们说：“妈妈嫁给了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妻子，妈妈和爸爸生下了你们，你们也是中国人，应当嫁给个中国人。”关于这件事，傅杰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浩这种热爱中国的想法，始终让我感动……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如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但是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应该是尊重本人意愿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阻碍女儿和一个日本人结婚。”

然而，在那个年代，作为嵯峨浩的女儿，想要嫁给个中国人的确是有难度的。很快，慧生恋爱了，她找了一个日本人，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嵯峨浩，嵯峨浩坚决反对，她只好写信救助傅杰。傅杰说，慧生写信告诉我她有个男朋友，她很喜欢他，但没有提到结婚，也没有说明她的母亲持反对态度，只是问我她该如何办？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长期不和女儿在一起，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实在没有资格来答复她这种问题，因此回信中只说我不了解情况，希望她照母亲的意见办。

1961年5月12日，嵯峨浩终于来到中国，终于有了与丈夫团聚的机会。当天，溥杰亲自前往广州火车站迎接，嵯峨浩和小女儿嫣生走下火车，嵯峨浩穿着一身旗袍，已是一个中年女人；小女儿嫣生上前叫了一声“爸爸”，已经是个21岁的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她们怀里抱着的是大儿女慧生的骨灰——因为与日本人恋爱，遭到母亲的反对，也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慧生自杀了……

此后，嵯峨浩一直生活在中国，一心一意地跟溥杰过日子。1980年，嵯峨浩在访日期间得了肾病，但在病情缓解后，她便随溥杰回到中国，宁愿放弃在日本接受更好的治疗，也不愿在日本待着。1987年，嵯峨浩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她在遗嘱中说，把骨灰一半留在中国，一半洒向日本。这一年，嵯峨浩73岁，她用大半一生的精力与时间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爱情不可以拥有“附加值”，并因为纯粹而完美。

因为溥杰是溥仪的弟弟，溥仪是中国末代皇帝，所以，有些人把溥杰也叫“皇弟”，进而把与溥杰白头到老的嵯峨浩称为“王妃”。也许，这些人并没有发现，这种称谓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不尊重，因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早就灰飞烟灭，在不存在皇帝的年代里，这么称谓曾经存在的人很不礼貌，甚至还有别的意思。然而，我们认为，在没有“妃”的年代里，如果把“妃”理解为“妻”，嵯峨浩这个“王妃”则是名至实归的——妻中王者。（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