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功不同名，论唐宋两代对于创作俗词之文人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

前言

我国文学的发展有一必然规律，即文学之中有新兴文体的出现，必然是自民间生发流传才会得到文人的注意，而经文人润色修葺后方能流肆于文坛之中--------“诗歌”的发展更是为其中的典例。譬如周代设有采诗官，以采民歌与音乐家润色，方出《国风》；《楚辞》之《九歌》也是屈原为楚地祭神歌而改制；汉代也设有“乐府”一署专为吸收各地歌谣；唐、宋两代也有设立教坊，积极吸纳民间歌曲以制歌词。

当然，我们如今流传下来的词曲，大都是经过文人所润色后跻身“大雅之堂”的体裁。这部分文人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作为上流阶级，却放下身份，积极从民间艺术中寻求文学灵感，也是雅、俗转渡的纽带，之于文体的发展，可谓厥功甚伟。然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吸俗入雅”，唐、宋两代对于这些人文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足可称得上是“同功不同名”。

从白居易、刘禹锡等看唐代对于民间文学的积极态度

中唐对于“词学”而言，还是处在以“绝句入曲”的发展阶段。但此时的一部分诗人，却已经注意到这种自民间发展的新兴文体，且有意识的进行令词的创作了。如韦应物、王建等人的《调笑令》、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竹枝词》、《忆江南》等，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长短句”这种词体雏形。

《忆江南》白居易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笑亦含颦。

白居易以“诗歌合为事而作”、“兼济”等为诗学理念，注意到民俗文学本无可厚非，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唐一代，对于“歌词”这种文体却并没有歧视。白居易词共计有33首，其中鄙俗之作尤多，其《如梦令》词云：

落月西窗惊起，好个匆匆些子。鬒鬓亸轻松，凝了一双秋水。告你，告你，休向人间整理。

又一阙云：

频日雅欢幽会，打得来来越㬠。说著暂分飞，蹙损一双眉黛。无奈，无奈，两个心儿总待。

这些措辞从俗、立意低下的打艳狎兴之作，似乎并未曾成为白居易的污点。虽然自宋代苏轼曾说过白居易、元稹作诗是“元轻白俗”，但从苏轼后来自比白居易的诗（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来看，这到算不得上是批判了。非如此，唐宣宗与白居易吊诗甚至对这种因通俗而流传甚广的影响表示了肯定：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吊白居易》李忱

紧随着白居易之后，便是刘禹锡。刘禹锡有《忆江南》题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意味着刘禹锡对于白居易吸收民间艺术，从事“词体”这种新兴文体创作是表示出肯定与兴趣的，其后，刘禹锡更有直接依民歌节拍创作《竹枝词》、《潇湘神》等长短句。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潇湘神》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

词为“胡夷里巷之曲”本是定论，唐人如元、刘等人注意吸收此等民间文体却尤为人称道，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唐代海纳百川的时代风会所至。其一，燕乐本是胡乐却在唐代蕴养而发，足可见唐人对于音乐是有极大的包容性--------连胡乐这种非华夏正声的音乐体系都能推广，何况是自民间而来的民俗小调？其二，这种“包容”的特性在文坛中更是表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来。

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读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唐诗品汇》

故此，对于创作者的肯定，以及对词体、音乐的包容，使“词学”得在中唐时期便初见雏形。

从柳永等人的艳词看宋代对于民间文学的消极态度

唐代对于注意词学发展的文人如白、刘等，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非常积极且推崇的，但宋代却多有不同。有宋一代程朱理学为治学主流，对于“偏离儒道”的一些俗词、艳词宽容性则极差。故此，北宋近百年对于“词体”的发展都尤为凝滞。

词自柳永才令慢词得以生发，随后苏轼、周邦彦才能在此之外各作新裁，或开别调之涂术、或集雅词之大成，词方能有历久常新，至今未决。然彼时文坛对于柳永的态度，却比唐文坛对于元、白等人苛责的多了。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吗？”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宋人佚事汇编》卷十，又见宋张舜民《画墁录》）

“彩线慵拈伴伊坐“出自柳永《定风波》一词，下片云：“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这种词其实算不上冶艳低俗，只不过是说一歌女悔恨未能守住情郎而已，我们将这首词与白居易《如梦令》中的“频日雅欢幽会，打得来来越㬠。”对比，前者甚至还显得颇为雅致----------但就是这种仅是主题不和文人口味的词，便遭到文坛领袖的排斥，足可见宋代文坛的偏隘。

柳永这种“骫骳从俗”的风格，就是吸收了民间对于长调慢词的发展而来。《能改斋漫录》曾记载如下：

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慢曲当起于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等相继有作，慢词遂盛。”

“遂尽收俚俗语言”是自柳永开始，但在秦观、黄庭坚甚至是苏轼、欧阳修等人词作中不乏少数---------这些人在文坛的地位虽然比柳永高，饶是为人所诟病。比如宋代一位道家学者便积极为欧阳修洗白：“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乐府雅词》序丨曾慥）。这部分人为了不玷污欧阳修“儒宗”之名，便将自认为的、欧阳修词集中的闺门淫媟之语全剔出词集，转入他人集中（比如《生查子》入朱淑真《断肠集》），然后以此“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为其开脱，着实可笑。

当然，我们可以说白居易、刘禹锡作艳词不多为开脱，但这影响并不大，宋文坛对于民间艺术的鄙视不单单是仅体现在柳永、欧阳修这些人吸取民间养分的态度上，更是从源头上就捐弃了长调慢词。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在谈及慢词的“开山”曾有论及云：

世之言词学者，遂以永为长调之“开山”，而《云谣集杂曲子》中，唐人已有长调；特皆出于民间之无名作者，恒为士大夫所鄙夷，必待永之“日与儇子纵游倡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艺苑雌黄》）者，始肯低首下心为之制作，故发展稍迟耳。

总而言之，宋代文坛已形成了领袖之风，上好下效的情况非常明显，同时又因陈朱理学当道，使得民间艺术因“游狭邪”而被全面否定，而吸收这些“偏门”艺术的文人，自然也不会为时人所肯定了。

结言

总而言之，虽然柳永与元、白一样，是作为新文体承上启下的纽带，然其功绩虽同，但名声却有云泥之别---------说是因柳永“流连坊曲”所致，倒不如说是宋代文学风气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