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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忽必烈接受汉家文化，建立起元朝。这个朝代维持了将近百年的统治，最后被朱元璋赶回草原，重新过着游牧生活。 跟中国其他大一统的朝代相比，元朝的国祚不算长，在国人眼里的存在感也不高，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汉化得不够彻底，不愿意全盘接收汉族的政治制度，其低效粗放的统治模式，再加上无力约束蒙古贵族的横征暴敛，几乎把整个天下给逼反了。  游牧民族的统治模式远比农耕民族简单得多，从匈奴开始，始终是类似于封建采邑制的层层效忠制度。匈奴虽然号称有四十万控弦之士，却很难深入汉境，实现对中原的统治。即使单于有这样的野心，也无力迫使各个部落听从自己的指挥。 到了唐代，李世民发现突厥人松散的组织纪律后，很快便决定发起反击。曾经威逼长安的颉利可汗，其实是被李靖的三千骑兵给击败的。李世民充分利用了游牧民族的这个致命弱点，把西汉的休养生息阶段都给省掉，这就是伟人的眼光。  契丹和女真对中原国家的模仿很成功，用汉人的制度管理汉人，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蒙古人反而比他们更为倒退，保留了更多的部落制度。 忽必烈的汉化程度很深，但他没有建立起完全的中央集权制度，蒙古贵族一边担任朝廷的官职，一边还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在这一点上，鲜卑人做得都比蒙古人好。 因此，元朝的统治模式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粗放，连朱元璋都说“元以宽失天下”。这里的宽是指官府管得少，只要交够税，其他都不来管你。其实，蒙古贵族是把自己的统治区域当成提款机，除了收税，其他都不感兴趣。  既然这样，老百姓为什么还要造反呢？蒙古人收的税实在太多了，多到百姓完全承受不起。元朝规定的田赋只有宋朝的百分之三十，但架不住蒙古贵族自己加税。元朝实行的是包税制，欧洲和西亚国家一直存在这种制度，各地总督什么的，只要把朝廷的税交齐就行了，可以自行决定统治区内的税收。 在元朝，犯罪也可以花钱摆平，只要议罪银充足，杀人放火都不是事。元朝官员的贪污更是没有底线，老百姓不管上官府办什么事，都要花钱，房屋土地交易、做生意、甚至婚丧嫁娶，都要被官府讹走一笔银子。 所以，元朝百姓的负担绝对是不轻的，还经常要被拉壮丁，为蒙古贵族们打内战。所以，元末百姓的反抗才会如此激烈，红巾军屡败屡战，不断壮大，最终筛选出朱元璋这个豪杰。  元朝的“宽”统治，使民众的自由度相对较高，容易迁移和串联，朱元璋年轻时曾游历天下，广交朋友。这对于鼓动更多人起来反元，显然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朱元璋当皇帝后，不仅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对社会的门门面面都做了规定，他吸取元的教训，以严治天下。 元朝控制这么大国家的唯一手段就是武力，除了朝廷外，各地贵族也有自己的军队。这种军事格式对镇压小型起义有利，可当起义军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不够用了。 元朝的最高统治者对汉化政策也始终摇摆不定，经常会排斥汉臣，加强蒙古人特权。等到没钱时，又重用汉臣，让他们帮自己敛财。汉臣们一直无法进入国家决策层，科举时废时开，很不正常，使得儒生对元朝也缺乏忠诚。  如果不是有脱脱这样的汉化程度极高，又是蒙古亲贵的丞相，说不定宋辽金三国的史书，要等到明朝才能修出来。真要这样的话，元朝的正朔地位更会让人质疑。 蒙古人不愿意学习汉人的高效政治和管理制度，使得元朝也无法完成治水救灾之类大工程。即使是脱脱，发动几十万民工去治理黄河，结果局面失控，一下子多了几十万起义军，天下由此进入大乱，脱脱治理黄河也成了推倒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明朝治理黄河的次数和规模都远超元朝，同样是几十万民工聚集，不但没出乱子，反而成为朝廷的丰功伟绩被载于史册。蒙古人玩不转大帝国，真不能怪别人，确实是他们自己不行。 不仅是元朝，蒙古人建立的另外几个汗国也同样如此。金帐汗国反而便宜了俄罗斯人，其他汗国被伊斯兰教给征服，最终都沦为匆匆过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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