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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海报来自于2017年热播的100集历史题材电视剧《大盛魁》。 《大盛魁》讲述的是清朝传奇商号“大盛魁”的传奇故事。 大盛魁的兴衰，就是清朝从中期到晚期边境贸易兴衰的一部历史。 大盛魁的兴起在从康熙二十七年开始，持续70余年，历经康雍乾三朝的清准战争中，清军经常需要进入蒙古高原作战。这样，随军的军需供应就相当棘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熙下诏允许汉族商人参与随军贸易：“至于随军贸易之人，固不可少，……准其贸易。” 当时，在于蒙古地区的贸易还是以物物交换为主，对汉商来说，利润相当可观，于是被称为“旅蒙商”的商人们就迅速发展起来。 大盛魁的创始人们，正是随军进行贸易的旅蒙商人中的一员。 起初，大盛魁还不叫大盛魁。它是由三个山西商人：王相卿、史大学、张杰开设的商号，名字叫做吉盛堂，总号设在乌里雅苏台的清军前营，并在归化城和科布多有一个分号。 康熙末年，吉盛堂改名为大盛魁，并把总号也迁到了归化城，著名的大盛魁的牌子开始打响。 到了乾隆时期，准噶尔已经被打回了老家，无力再出兵进攻清朝。朝廷不再需要商人随军供应军需，但并没有将其禁绝，反而逐渐放开限制，这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 为了对抗进入蒙古地区的俄国势力，允许蒙古部族与商人交易，显然有利于边关地区的民心稳定。 而且，民间的贸易早已成为惯例，无法杜绝，同时朝廷也可以从中收取交易税。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盛魁得以发展。山西商人凭借灵活的手腕和经济头脑，以买卖公道、注重信誉、服务周到著称，大盛魁逐渐发展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商号。 它的生意，无所不包，从砖茶、绸缎、药材到牲畜、皮毛应有尽有，号称“集二十二省之奇货”，极盛时，在蒙古牧区市场占据垄断地位，大盛魁三年分红一次，每股分红可达一万余两白银。 当时的归绥城，商业贸易已很发达，城内也不止大盛魁一家独大，至少还有元盛德、天义德、一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天裕德、大庆昌、永德魁、元升永等出名的商号，其中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是最有实力的三家，号称“三大号”。 三家中，又以大盛魁最大。全盛时期，它的资本达到白银二千多万两，全国的员工有五六千人，各省都有分号，在归化更是号称“半个归化城”。 以大盛魁为代表的三大号几乎垄断了漠北所有的商业贸易，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们的债务人。 当时民间流传着“大盛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走”的说法。 归化城的城楼，始建于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 大盛魁与归绥城大盛魁能如此成功，与归绥城有着重要的关系。大盛魁的兴起，伴随着归绥城的兴起。 归化城始建于明朝隆庆六年，由土默特部蒙古首领阿勒坦汗召集工匠所建，后金征服蒙古时，归化城曾被焚，后来又重建。乾隆四年，在归化城外5公里处建新城，乾隆赐名“绥远”，新城旧城合称为归绥城。 清初，归绥城因其在政治、军事、民族、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成为旅蒙商聚集的主要地点之一，旅蒙商业得以迅速发展。 随着贸易的火热，一趟趟的往返不再能满足旅蒙商们的需求，他们需要一个货物中转与集散地，固定性商业网点的出现成为必然。 位于西部重要交通枢纽位置的归绥城，和张家口、多伦等城一起，受到朝廷许可，发展边境商业贸易。 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国和俄国建立了贸易往来。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玄烨驻跸归化城时：
到了康熙三十五年，他再次出巡，经过归绥城时，已经看到：
不过康熙朝还只是归绥城繁荣的开始，在康熙五十四年，朝廷从归绥城收取的贸易税不过844两，乾隆二十六年，已经上升到15000两，再过42年的道光二十一年，达到了23000多两，此后直到道光二十九年，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准。 从历年输入俄国茶叶的数量，也可以清楚地体现归绥城的贸易发展。乾隆后期，出口的茶叶不过100万斤，到了三十几年后的道光年间，这个数字已经暴涨到700万斤，高峰出现在咸丰初期，达到了900万斤。 归化城的鼓楼 归绥城的发展，有几个时间段。 首先就是康熙年间的清准战争，随军旅蒙商带来的贸易流动。 康熙三十年，漠北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康熙三十五年，朝廷正式下令开辟归化城、张家口和多伦诺尔等几个市场，商业城镇开始出现，归绥城开始兴起。 其次是乾隆年间。乾隆五十七年，和沙俄政府定约，重开边市，归化城更逐步发展成中俄贸易的中心。在乾隆年间，归绥城已经开始高速发展。
然后是鸦片战争之后到同治光绪交替时期。 鸦片战争后，国内矛盾开始突出，沙俄等势力蠢蠢欲动，经济手段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为了抵制国外势力进入蒙古地区，清廷进一步放开了对当地的限制，有了政策支持，内陆大量从商者涌来。归绥城随之得到巨大发展，地位更加重要。 归化城内延寿寺前的牌楼，气势巍峨，两旁多为客栈，因此停满了马车 归绥城连接着蒙古地区与内陆联络的主要商路，在通往漠南、漠北、漠西，旅蒙商们都开辟出了商路。 这些商路，路途遥远，商人们进行一趟贸易，往往需要成群结伴，互相照应。同时漫长的贸易路线使得短时间内往返变得不可能，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归绥城里除了贸易商户，逐渐出现了满足贸易需求的住宿、运输、餐饮、钱庄等各种行业，进而出现了有能力整合这些体系的商号，也就逐渐发展出了大盛魁这样的大商号。 随着贸易的发展，大盛魁也越做越大，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商号。 归绥城和大盛魁的衰落盛极一时的归绥城和大盛魁，从清末开始衰落。 这是因为晚清以来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剧变。 从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在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长期固步自封带来的孱弱本质表现无余。 随着各种条约的签订，中国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化，地处北部边陲的归绥城，也成了俄国等国家不断渗透，大肆倾销工业品的对象。 西方国家从陆路和海路进入蒙古，特别是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归绥城商号传统的驼队等贸易方式难以跟铁路竞争，贸易量下降，逐步失去了在蒙古市场上原有的地位。而这种竞争，本身还是国家层面的经济竞争，在清政府层面，无力遏制西方国家的贸易倾销。 到了1892年左右，原本充斥着中国传统商品的归化城，已经出现大量俄国和其他国家商品，许多商品已被外国垄断。 随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外蒙古也宣布独立，贸易量更加锐减，大盛魁等这样长期依靠对俄对蒙贸易赚取利润的商号的市场进一步萎缩，逐渐陷入困境，先后关门歇业。 失去了商号，归绥城也就失去了人口和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活力，这座因贸易而兴盛的城镇也和大盛魁一样，在近代失去了它曾经的地位。 归化城内的药铺 由盛转衰的原因归化城和大盛魁所承载的，可以说是清朝一部边境贸易史。它们由盛转衰的原因，有自身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从经营性质上来看，旅蒙商人的兴盛伴随着清朝的发展，本身就依托于清朝政府的行为而受益。 他们起家靠的是随军贸易，之后又得益于朝廷的政策取得了商业上的特许经营权，在地方上进行贸易，又离不开与当地蒙古王公贵族的利益交换，从本质上看，它的内核依托在皇权保护之下。 清朝长期在思想上的封闭，使得他们对外界的局势变化毫无敏感度可言。俄国十月革命、外蒙古独立这样的巨变，让商号们在俄在蒙的资产、货物被多次没收，放出的贷款也无法收回，血本无归。 仅大盛魁在科布多地区一次被宣布无效的债权和被没收的货物价值就达到200-300万两银子，这类损失直接导致了归绥城内众多商号的破产。 而他们一直以来依靠的清政府，这时自顾尚且不暇，更没有精力和实力来为商户们争回利益，皇权之下的贸易，与大清朝廷一样，变得越来越脆弱。 绥远城的鼓楼，天气寒冷，街上行人都身着厚重的棉袍。 其次，还有商号们本身的问题。 从商号们自身来看，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归绥城众商号虽然一度富得流油，但他们并没有利用赚取的利润向近代民族工商业进行转变。 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导致了山西商人们发财后，选择回乡购置田产，扩建宅院，光宗耀祖，而不是把资本投入到近代民族工商业上，这是旅蒙商人们最终衰败的自身根本。 两百多年来，大盛魁等商号始终依靠的是传统的贸易方式，在各个环节上都缺少进步，从商品的采购、运输到终端的交易，与之前并无二致，成本居高不下。 而俄国利用西伯利亚铁路，源源不断把自己的货物铺到从蒙古到东北的市场，无论在运输和采购上都远远较商号们便利，自然也就带来了成本的降低。 绥远城楼上，远观阴山脚下，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川》就来自这片区域 成本上不占优势，商品本身也失去了优势。 大盛魁等商号经营的货物，长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像传统的棉纺织品、日用品、生活百货等商品，与俄、英、美等工业化国家的商品相比，早就失去了竞争力，面对市场的变化，节节败退。 国外资本的入侵不是一蹴而就，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事，大盛魁等商号的经营者墨守成规，没能及时作出改变，改革旧有商业模式，眼光落后于时代。 他们的传统贸易方式，在清朝的中央集权之下能得到很好的经营，一旦市场被打开，面对国际竞争，则毫无优势可言，加上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变革，归绥城和大盛魁的衰败，也就成为了必然。 王昭君墓前的墓碑，刻有”汉明妃冢“。 放到今天来看，归绥城和大盛魁的衰落同样有启发意义，经济发展有其自身客观规律，也受到多方面条件制约，如何顺应时代发展，大盛魁的兴衰对现代企业同样意义颇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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