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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海盗传奇:中国最后的“海贼王”,被招安了

原创
2019-12-09  最爱历史...

    乾隆自称创造并延续了中国的盛世,但他临死时,却把自己的儿子、大清帝国皇位继承人爱新觉罗·颙琰(即嘉庆皇帝),按在了火药桶上。

    坐在火药桶上的嘉庆,面对帝国事故频发,一刻不得消停,心累啊——

    好不容易,隐忍了3年,终于扳倒巨贪和珅;

    谁知川楚白莲教起义,一触即发,酿成了清朝中期最大的一次内部战乱;

    期间,在紫禁城内,遭遇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刺杀,差点连命都丢了;

    后来,又有一股天理教徒,在太监的接应下冲入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不仅如此,来自帝国边疆——华南的海上力量,同样让这个带有悲剧性宿命的皇帝,显得十分焦灼。

    1805—1809年,4年内,两广总督先后换了四任;

    1805年左右,一年之内,广东换了三任水师提督;

    1808年,广东总兵林国良被杀;

    一年后,1809年,另一个总兵许廷桂被杀(有的说自杀)……

    这一切,都与纵横华南海疆的海盗联盟有关。

    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乾隆死后嘉庆亲政的探索十年,也是延续了300年的明清海盗最后的黄金十年

    当时没有人想到,帝国与海盗的这场终极较量,将深刻改写这个国家的近代宿命。

    嘉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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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开始亲政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有100多年没有出现能与朝廷对抗的大海盗了。但他没有料到,帝国海疆貌似风平浪静,其实深流暗涌。

    中国海盗黄金时代的第三次高潮,酝酿其中。

    按照史学家的划分,大约从明朝中期1520年起,中国海盗经历了长达300年的黄金时代。而这300年间,形成了海盗发展的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明朝中期,特别是嘉靖年间(1522—1566),被认为是海盗腾飞的时期。这一时期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海盗人数激增,并组织起强大的海盗集团。在官方的定义里,这些海盗都被称为“倭寇”,但实际上,“倭寇”除了少数的真倭(日本人),大部分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与海商。

    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这些海盗大多亦商亦盗,游走在违法外贸的边缘,期望得到朝廷的接纳。最著名的大海商非汪直莫属,汪直拥众十余万,旗下大小船只无数,自称“净海王”,鼎盛时期是东南海域、乃至日本海一带的海上一哥。他在1559年被朝廷诱捕,随后处死。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明清易代之际。东南海盗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在明末重新崛起。这时候的代表人物,是郑芝龙、郑成功家族。郑氏父子俩建起了庞大的海上帝国,在福建、台湾一带,没有郑氏的批准,任何船只都不得出海。

    清朝入主中原后,感受到郑氏集团的极大威胁。从清初就颁行了一系列严厉的迁海政策,强迫福建、广东的大部分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摧毁所有的房屋和财产,坚壁清野,切断海盗的陆上供给。这些政策给沿海居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也使得清朝与海上世界划上了一条再难弥合的裂缝,但郑氏家族的海上势力几乎未受影响。直到1684年,康熙发动战争收复台湾,才算彻底扫清了郑氏势力。

    嘉庆对于海氛宁静的错觉,正是源于曾祖父的这次强力行动,使得东南沿海在此后的100年里,无风无浪。曾经显赫一时的海上大盗,似乎销声匿迹了。

    不仅嘉庆这样想,他的父亲乾隆,在晚年还曾得意地说,“广东现无紧要事件,其海洋盗匪,节经福康安搜拿整顿,渐已敛迹”。

    乾隆说这话时,是1793年。仅仅数年后,中国海盗就迎来了黄金时代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高潮。广东海盗甚至喊出了“红旗飘飘,好汉任招,海外天子,不怕天朝”的口号。

    乾隆已经去世,无法看到这打脸的一切,但嘉庆却实实在在心塞得很。

    在皇帝眼里小打小闹的海盗,怎么突然间就崛起为危及帝国海疆的强大势力呢?

    华南海盗与清军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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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两广总督的倭什布说过,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前,广东无大海盗,也未发生海盗胆敢与官兵对抗的事,有的只是沿海的贫穷渔民和疍户,几个人纠合起来,伺机对过往商船进行抢劫而已。

    也就是说,当时的海盗还未职业化,他们大多生活在良民的边缘,具有双重身份,时而渔民,时而海盗,通常只是为了贴补家用才铤而走险。

    然而,1790年以前,海盗虽然只是小打小闹,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却越来越多。一个根本原因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以后的40多年内,广东人口激增。统计数据显示,1769年,广东人口约683万,到1812年,飙升到了1890万,40余年间增加了1200多万人

    人口激增导致人地关系紧张,历史学家梁方仲测算,嘉庆年间广东人均耕地面积约1.6亩。这是什么概念?清代学者洪亮吉说,人均4亩地才能维持生计。广东的人均耕地,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导致省内三大族群为了争夺土地,关系日趋激化。

    生存斗争的结果,是把更多人往水上赶——靠海为生。这些人被迫离开土地后,只能世代以船为生,而且往往兼具双重身份:渔民和海盗

    据统计,清朝中期,单是广州附近水面,就生活着大约8万名船上居民

    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众多天然的海港,无数的大小岛屿,这些都是海盗的最佳藏身之处。位于大清钦州防城和越南万宁州之间,有一个叫“江坪”的边境小镇(1885年后划归中国)。因为远离两国行政中心,江坪处于无政府状态,聚集了大量的来自广东和越南的商人、渔民和逃犯,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海盗。中越两国水师在缉捕过程中,担心产生越界问题,使得江坪更加沦为无法无天者的乐土。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滋生华南海盗最大的巢穴。

    用历史学者穆黛安的话来说,中国人去江坪时是渔民,出来时便成了海盗。

    仅仅这些因素,还不足以使大量的小股海盗有能力对抗政府官兵。当时的广东官员在反思华南海盗骤然坐大的原因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越南一场历时30年的动乱——西山农民起义

    从1770年代开始,越南爆发了以阮文惠兄弟为首的西山农民起义。到1787年,西山军攻入河内,阮文惠得国,乾隆封其为安南国王,并改名阮光平。不过,西山政权建立后,越南政局并未稳定,南方的阮福映在法国人的支持下,与西山军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

    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西山政权国用匮乏,遂奖励海贼,四出劫掠。栖居江坪的华南海盗与西山政权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向西山军提供劫掠来的物资,把西山政权变成他们销赃的大客户;另一方面,海盗们开始作为海上军事力量,加入西山军,共同战斗。中国海盗后来几乎参加了西山军所有的海战。

    作为回报,西山政权阮光中向海盗首领提供船只和武器,并赐予他们招兵买马时封官许愿的权力,给他们颁发了一堆通行证和印信。

    这样,长期活跃在华南海域的海盗们,一夜之间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返回中国,完成劫掠后,来到越南,向阮光中缴纳战利品,而阮光中则向他们提供安全的庇护港和可观的分红。那段时间,东南沿海的大小海盗都知道,越南有个光中皇帝,是“大老板”。奉光中皇帝为“大老板”,他们就能在海上攫取更大的利益。

    背靠越南西山政权,华南海盗在这个历史契机中逐步做大。据历史学者刘平分析,西山军向海盗提供的武器船械十分精良,海盗船比广东水师的船大三四倍,炮弹比水师的重十来斤。不仅如此,海盗们还从西山军那里学到了高超的作战技术和组织方法,在与阮福映军打海战的过程中积累了实战经验,懂得了怎样在海上使用火炮和建立据点。

    陈添保莫官扶郑七等海盗大帮,经过越南内战的洗礼,迅速崛起。

    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曾经小打小闹的华南海盗,无论是船只、武器装备,还是规模、组织结构,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海盗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帮派,每帮下面,又分成大股、小股,既联合行动,又互相制约。

    海盗们甚至开始主动挑衅官府。

    根据地方志记载,1801年9月,海盗传奇人物郑七,联合另一名海盗魁首,对广东粤西吴川县的一个要塞发起突然袭击,差点占领了该要塞。幸好一名把总命令手下启用大炮,才抵挡住了海盗的进攻。但随后,海盗们佯装成村民,从要塞的背面突入,并在战斗中杀死了那名把总。

    然而,此次官方的失利,在时任两广总督吉庆写给嘉庆皇帝的汇报奏折中,却变成海盗们在海面上劫掠商船,被吴川县要塞士兵发现后,把总召集众人划艇出海与海盗火拼。战斗中,海盗被杀多人后撤退,而该名把总也牺牲了。

    同一个事件,却出现了不同版本。关键的区别是,战斗到底是在海上还是陆上进行。海上是海盗的势力范围,官兵出海作战,表达了一种进击的姿态;而陆上是官府要确保安全的地方,如果让海盗打上来,那就丢死人了。历史学者穆黛安推测,此战十有八九是在陆上进行,两广总督向皇帝隐瞒事实,是因为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在他所管辖的陆上,就难免要受到朝廷的斥责。

    由此事也可以看出,地方官府已经对日渐壮大的海盗势力产生了惧怕心理。

    这帮依托于越南西山政权坐大的华南海盗,最终在1802年与阮福映军的一场海战中彻底落败。阮福映不仅将俘获的3名海盗魁首献给清廷处置,而且一举摧毁了海盗巢穴江坪,将最难对付的海盗巨魁郑七俘获并斩首。

    经此变故,在越南失去靠山和根据地的华南海盗,纵之归海,重新杀回了广东沿海。中国东南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又将迎来风起云涌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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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1805年,是海盗集团内部混战的3年。由于之前的海盗巨魁被越南阮福映或抓或杀,华南海盗一时群龙无首,各个帮派、每个盗首都想争夺老大的位置,导致混战不休。

    1805年,嘉庆十年。华南的海盗帮派,终于坐下来,签订了一个协议。七大帮派的魁首,为了各自的长远利益,作出让步,一个松散的海盗联盟就此形成。

    七大海盗帮派,分别是:

    郑一(郑文显):红旗帮,船艇600—1000,人数2万—4万;

    乌石二(麦有金):蓝旗帮,船艇160艘以上,人数大约1万;

    郭婆带(郭学显):黑旗帮,100余艘船,人数1万;

    总兵宝(梁宝):白旗帮,约50艘船,人数不明;

    东海霸(吴智青):黄旗帮,船只、人员不明;

    金牯养(李相清):绿旗帮,船只、人数不明;

    郑老同(郑流唐):签约不久,就投降了清廷。

    郑老同投诚之后,华南海盗联盟为六大帮派,分别领有几十到上千不等的船只,纵横驰骋,威赫一时。

    这个联盟的核心,是实力最为雄厚的红旗帮帮主郑一

    郑一出身于海盗世家,祖上郑建据传是郑成功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后逃到粤西广州湾,做了海盗。传到第四代,出了两个海盗巨魁,一个是最爱君前面讲到的郑七,西山政权中的海盗首领之一;另一个就是郑一,郑七的堂弟,之前也参加过越南内战。

    郑一的影响力,源于旗下的船只和人员在海盗群体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联盟中的其他两大帮——蓝旗帮和黑旗帮,都与他有很深的渊源。蓝旗帮老大乌石二,控制着整个雷州半岛,是郑一的重要合伙人。黑旗帮老大郭婆带,出身疍户,早年被郑一掳掠,并强迫入伙为盗,由于受到郑一的宠信而一步步做到一帮之主。

    这些海盗帮派在雷州半岛香港大屿山,建立了基地,取代原来的江坪,成为新的海盗巢穴。

    1807年11月,42岁的郑一突然死于越南。有的说他被大风刮入大海淹死了,有的说他死于越南的一场战斗。

    按照一般的剧情发展,一个权势极大的首领死去后,这个帮派要么散了,要么分裂了。但郑一死后,红旗帮不仅没倒下,声势还更加壮大。因为,接替郑一位置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传奇人物——郑一的遗孀石香姑,江湖人称“郑一嫂”,西方人叫她“龙嫂”。

    郑一嫂,本是广东一名船上妓女,后被郑一掳去,娶为妻。但她不是一个普通女子,一入海盗团伙,自始至终均有介入丈夫的海盗活动,在郑一生前就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并在红旗帮中树立起极大的权威。因此,在郑一突然去世后,她能很快实现权力的转移。

    而协助她顺利掌权的,是她的得力助手、干儿子兼情人张保仔(本名张保,广东人习惯称其为张保仔)。

    张保仔堪称华南海上最后一个大佬。

    据可靠文献记载,张保仔是广东新会一个渔民家庭的儿子,15岁时随父亲出海捕鱼,遇到郑一的海盗帮劫掠,人被掳走。郑一见到张保仔,被他的“聪慧,有口辩,且年少色美”吸引,遂“嬖之”。后来,张保仔成为郑一的干儿子,实际上也是他的同性恋对象。得到宠信后,张保仔很快升为海盗头目。

    张保仔为人酷烈,有侠气,“每劫掠时,众有不前者则杀,得财悉瓜分,不事蓄积,掠人不妄害”。但他对郑一嫂忠心耿耿,遇事必先请而后行。郑一死后,郑一嫂很快就跟张保仔发生了性关系,通过这一层关系,更加巩固她的地位。在海盗联盟中,几乎都知道郑一嫂和张保仔表面是义母与义子,实际上是情人关系。

    郑一嫂和张保仔掌权期间,海盗帮派制定了严苛的行为规范。比如劫掠来的财物要交给旗主统一分配,不得强奸女票,不许发生乱七八糟的性行为等等。曾被红旗帮俘获的肉票、英国人格拉斯普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违反规定的海盗将受到鞭挞、监禁甚至凌迟,结果,所有海盗条令均得到严格执行,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鼎盛时期,华南海盗联盟的“生财之道”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劫掠商船,绑架肉票,绑架后勒索赎金。肉票的亲属一旦对赎金表示犹豫,他们会立马寄出肉票的一根手指或一只耳朵,以示恐吓,手段毒辣而残忍。他们唯一遵循的江湖规矩是,收到赎金,立马放人,从来没有发生食言的案例。在海盗眼里,最值钱的是洋人,被红旗帮绑架的英国人格拉斯普尔,最终花了7654西班牙银元才被赎回。

    第二,控制粤西的运盐航线。通过对运盐船队的劫掠,把大盐商们都吓到了,盐商们直接向海盗交纳一笔保护费,以换取安全通行的权利。到后来,大盐商甚至为海盗提供粮食和武器,让他们为运盐船护航。这就变成了海盗帮派的固定收入。类似的生财之道,很快被海盗们用在了鸦片商身上。

    第三,直接将势力向陆地上渗透,在华南沿海一些市镇、村庄收取保护费。那些抗命的市镇、村庄,难逃被夷为平地的厄运,上岸的海盗杀死男性村民,掳走妇女儿童。最嚣张的时候,海盗们公然袭击官军营地,抢夺武器弹药,无所畏惧。

    他们会通过制造残忍的名声,来传播海盗的震慑力,对胆敢抵抗的商船船员进行非人的折磨,对待打击他们的水师船员,一旦掳获,不是凌迟就是开膛破肚,手段极其凶残。据当时的西方人观察,海盗们在参加战斗前,都会将火药掺入酒中喝下,有时甚至会吃下被掳者的心肝,借此壮胆。

    他们劫掠的手段也十分卑劣。在打定主意劫掠一艘大商船之后,他们会先劫下两艘小渡船,把同伙安置在小渡船上,伪装成遭遇海盗袭击的样子,向大商船求救。当大商船出于同情实施救助,允许他们登上船舱时,他们就露出真面目,与此同时,几艘海盗船靠拢过来,一起对大商船进行洗劫。

    海盗联盟在郑一嫂、张保仔等人的带领下,在4年时间里规模扩大了一倍。1805年,六大帮派大约有800多条船,到1809年,已经拥有1800条船和7万人。历史学者穆黛安说,这个规模是1588年英国舰队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两者规模之和的两倍。

    而此时,广东水师的兵力和船只,仅为海盗联盟的1/4左右。

    对于紫禁城内的嘉庆皇帝来说,该操心的远不止于此。

    在华南海盗联盟势力最强的同一时期,帝国东南闽浙海疆也出现了一个海盗巨魁——蔡牵。南起福建、北至山东的广大沿海地区,都曾留下蔡牵的海盗帮进犯的痕迹。在其鼎盛时期,1805—1806年,蔡牵自称“镇海威武王”,不断进犯台湾,想学郑氏家族独占台湾为长期据点。

    嘉庆被帝国海岸线充斥的庞大的海盗势力,彻底激怒了。他几乎对那些地方官员破口大骂:

    现在闽浙粤三省海盗这么猖狂,还不是各个衙门的官员胥吏,与这些海盗声息相通,提供庇护,收受陋规导致的!

    西方电影中的“清夫人”,原型是郑一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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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年春天,嘉庆寄予厚望的新任两广总督那彦成到位了。

    这个满族高官,以镇压白莲教起义成名。嘉庆显然是想利用他的铁血个性,去广东发动一场清剿海盗的大行动。

    但,那彦成很快就领教到,华南海盗这块硬骨头有多难啃。

    广东的水师官兵,惧怕海盗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经常以船只坏了为由,不出海缉盗。实在推诿不过,必须到海上巡查,大多时候也绕开海盗经常出没的海域。

    而海盗的势力,确实如嘉庆所说,已经渗透到了官兵内部。官匪相通,导致清廷发动的打击海盗行动屡屡失败。1805年3月,广东巡抚孙玉庭得到一个海盗头目潜回老家陆丰县的密报,随即率兵前往搜捕。突然,一个官兵一声枪响,泄露了整个秘密抓捕计划,行动宣告失败。

    雄心勃勃的那彦成,在当年9月份发起一场清剿广州湾海盗的战役。虽然官军出动全部主力,取得击毙海盗600名、俘虏230多名的战绩,但这点损失对于海盗联盟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而官军却耗尽了所有精力。此后,广东水师再也打不动了,那彦成只得走回传统的老路子——改剿为抚

    那彦成把主要精力放在招抚海盗的计划上。他命人在沿海城乡遍贴“通谕口岸接济自首免罪”“通谕裹胁难民杀贼投诚立功”等告示,规定一名海匪来投,可免其罪并赏银10两,海盗头目带队投诚还可额外得到官衔。

    这个计划反响“热烈”。很多海盗纷纷带着据称是海盗大头目(实际上无法分辨是肉票或者无辜渔民)的人头,向官府投诚,目的是换取赏银和官位。在这一拨投诚的浪潮中,官府至少接纳了3000名海盗,其中数十名匪首摇身一变,当上千总、把总等官。

    但事实上,真正强悍的海盗,仍旧活跃在华南海面上,并且嚣张到时不时会对珠三角的重要市镇发起攻击和劫掠。那彦成对这些情况通通隐匿不报,只向皇帝汇报海盗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假消息。直到广东巡抚孙玉庭揭穿了假象,指控那彦成向海盗滥赏顶戴银两,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孙玉庭在奏折中向嘉庆说,原本罪该万死的海盗,现在非但不问其罪,还加以重赏、授予官位,以致民间出现了“为民不如为盗”的俗语。

    1805年12月,任职不到一年的那彦成,遭到解职。后来被判充军,流放伊犁。

    两年多后,1808年初,一起悲剧发生了。

    当时,浙江提督李长庚,追剿福建海盗巨魁蔡牵,在进入广东洋面后,进行了一整夜的战斗。但李长庚不幸被海盗船发炮击中,次日毙命。

    这起悲剧对广东的官员震动很大,一个恪尽职守、力主剿匪的朝廷要员,最终命丧大海,结局悲情。时任两广总督吴熊光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向嘉庆请求组建一支新舰队。

    不过,吴熊光永远也等不到皇帝的批复了。

    在他上奏之后,张保仔率领的海盗联盟就侵入珠江口,把战火烧到广州城外。70多岁的虎门总兵林国良在战斗中丧命。海盗们在后来的战斗中,几乎扫清了进入珠江的一切障碍,出入珠三角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年,1809年1月,吴熊光被撤职。

    新任两广总督来不及到任,走到半路就死了。嘉庆只好临时更换人选,提拔汉军正黄旗人百龄为继任两广总督。

    百龄是4年内的第四任两广总督。

    百龄到任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改海路运盐为陆路运盐,二是下令实行“海禁”。通过这两招,切断海盗的补给来源。

    广东沿海居民苦于海盗肆虐,这次愿意配合官府的行动,出海的渔船纷纷回港,秘密为海盗提供粮食的内奸,也受到了严惩。海盗们撑不住了,纷纷上岸抢劫粮食。

    1809年7月,虎门总兵许廷桂的船队被海盗围住。经过激烈的战斗,许廷桂最终被张保仔的红旗帮杀死,尸体抛入大海。这是一年时间内死于海盗之手的第二个广东总兵。

    百龄知道,要击败强大的海盗联盟,官军并不可恃。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珠三角各地的精英和民众身上,发动团练,组织乡勇,通过人民的力量保家卫国。

    这是一场惨烈的对决。一些市镇的村民组织起来,打赢了入侵的海盗,但另一些市镇,则遭到海盗们的疯狂报复,最终被洗劫一空,放火烧光。顺德一个村子,在海盗洗劫过后,带走了全村的妇女儿童,仅留下被杀村民的80个头颅,挂在村口的榕树上。

    1809年下半年,整个广州城陷于恐慌之中,嚣张的张保仔张贴告示,要求百龄交纳赎金,换取广州安全。驻广州的英国领事馆报告称,大小河道出没无常的海盗船队,已经使清朝最繁盛的通商城市的进出口贸易十分糟糕。

    澳门——葡萄牙人占据的贸易据点,也一度被海盗联盟围困。

    在这种形势下,广东官员开始联合英国、葡萄牙的舰队对海盗联盟进行追剿。1809年11月20日起,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率领百余艘兵船,会同葡萄牙舰队,突袭红旗帮的基地大屿山。这场旨在一举消灭郑一嫂、张保仔海盗集团的海战,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屿山(赤沥角)之战”

    战后,葡方海军向澳门报告,吹牛说他们摧毁了1/3的海盗舰队,但清朝方面则承认这次海战,联合舰队失败了。当时被红旗帮绑架为肉票的格拉斯普尔,后来回忆说,联合舰队一字排开,对大屿山海盗基地进行轮番炮轰,但9天后,11月29日,张保仔的船只都修理好了,算准风向和潮汐,起锚扬帆,轻易就突破了封锁线,一点也不把联合舰队放在眼里。

    红旗帮以这样孤傲的姿态,证明了大清和葡萄牙联合剿匪行动的失败。

    据说,张保仔在得意之际,曾命人给在澳门的葡萄牙长官写信,让对方提供4艘军舰,等他张保仔打下整个帝国之后,愿意以两到三个省作为回报。

    这次清剿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失利后,忧心忡忡的两广总督百龄,认为自己也逃不掉前面几任总督的相同命运了。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在华南海盗联盟实力如日中天之时,崩溃的危机悄然到来。

    张保仔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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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内部分裂,毫无征兆地结束了华南海盗的黄金时代。

    黑旗帮魁首郭婆带,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

    郭婆带的命运跟张保仔很像,都是出身渔民家庭,少年时代被郑一掳获后,得到宠幸而加入海盗帮,晋升为海盗头目。跟所有海盗都不一样的是,郭婆带非常喜欢读书,船舱内藏着很多书,史书说他“手不释卷”。他的船头锦幔上写着两行大字:“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可见这个海盗头目的见识非同一般。

    论资历和文化水平,郭婆带都在张保仔之上。但郑一死后,年轻干练的张保仔凭借与郑一嫂的特殊关系,扶摇直上,这引起了郭婆带等一批老资格的不满,只是碍于郑一嫂的情面而未发作。

    有的文献记载说,郭婆带其实也倾慕郑一嫂,所以郭、张二人还是情敌关系。

    在大屿山之战的尾声,张保仔的船队冲出中葡联合舰队的包围圈后,曾派人给郭婆带送信,请求黑旗帮支援。郭婆带拒绝了。张保仔恼羞成怒,发誓要报郭婆带的不义之仇。两人的矛盾,自此公开化。

    仅仅10天之后,黑旗帮与红旗帮就发起了一场摊牌之战。在张保仔与官军的一场对战中,郭婆带的船队突然出现,并围住了张保仔的退路,张保仔立即对其发起攻击。战斗的结果,郭婆带取得胜利,俘获了红旗帮300多人和16艘战船。

    有了这次战绩作为筹码,郭婆带派人向朝廷释放了投首的诚意。

    事实上,两广总督百龄在战胜海盗无望的情况下,也暗自采取了那彦成当年的做法——招抚。只是百龄比那彦成精明,没有一抚到底,而是边剿边抚,双管齐下,希望从内部攻破海盗联盟的堡垒。

    百龄等到了这一天。

    1810年1月,他亲自赶往归善县,在那里接待了黑旗帮魁首郭婆带和黄旗帮一名重要头目冯超群。两名海盗首领带来5500多名海盗、110多艘帆船和500门火炮,向朝廷投诚。郭婆带还交出了不久前俘获的红旗帮300多名海盗。

    作为回报,百龄赏予郭婆带把总的官衔。

    郭婆带的投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很快,投诚的海盗达到了9000人。当初六大帮派的海盗联盟,无形中被瓦解了。

    张保仔的红旗帮,依然实力雄厚,但他已经开始怀疑与朝廷对抗下去的意义。在上一年,1809年,福建海盗巨魁蔡牵在得到张保仔和乌石二的援助后,仍然被官军击败,死了。华南六大帮派之一,白旗帮帮主梁宝,也在这一年死了。现在,与他反目的黑旗帮帮主郭婆带,投降了朝廷。中国海盗衰歇的势头,看来是越发明显了。

    张保仔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和孤立的滋味。他也动了投诚的念头。

    他派人与官府接触,试探投诚的可能性与条件。

    就在郭婆带投诚一个多月后,张保仔与百龄第一次会面,谈条件。张保仔坚持朝廷要给他保留80艘船和5000人,而他将以这支队伍加入清剿华南其他海盗的行动。百龄则认为,如果是真心来投,就应将船只器械全部上缴,将来随同官兵出海剿匪,戴罪立功,还怕没船、没人?

    史载,在双方谈判过程中,突然有10艘英国船开炮驶过。张保仔十分警觉,怀疑官府与洋人背后有阴谋,立马率队离开珠江口,驶出外洋。谈判因此中断了。

    此后,张保仔投诚之事一直陷于胶着状态,没有突破性进展。直到两个月后,郑一嫂出马,才打破了僵局。

    1810年4月,郑一嫂不顾众人反对,仅带了一队妇女儿童,前往广州面见百龄。她始终要求百龄承诺给张保仔保留一支船队,最后,百龄屈服于她的要求。

    数日后,张保仔、郑一嫂的红旗帮有17318名海盗226艘帆船1315门火炮,向广东当局投诚。当局则授予张保仔千总的职衔,允许他保留一支有二三十艘帆船的船队。同时,郑一嫂被准许嫁与张保仔。

    至此,驰骋华南海域十余年的第一海盗大帮,烟消云散。

    张保仔、郭婆带双双受命于朝廷,开始率水师亲征,围剿广东西南洋面上的海盗余部。

    同年夏,黄旗帮帮主吴智青(东海霸)降清,蓝旗帮帮主麦有金(乌石二)被斩获。广东海盗余部遂告土崩瓦解。中国大规模海盗活动的高潮,落下了帷幕。

    在投诚7个月后,张保仔被调往福建任参将。两年后,1813年,他和郑一嫂有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张保仔被擢升为福建闽安副将,委任到澎湖驻守,郑一嫂被诰封为命妇。就在张保仔还可能进一步升迁的时候,1820年,监察御史林则徐向朝廷上奏,提出“勿忘台湾郑氏”,意见被朝廷采纳。从此,张保仔再没有升职,以副将终身。

    1822年,道光二年,张保仔病死于澎湖任上,终年36岁。郑一嫂第二次成为寡妇。

    两年后,郑一嫂带着11岁的儿子回广东南海县定居。据说她在家祠中供奉着两广总督百龄的画像(百龄死于1816年)。

    到1840年,时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翻起张保仔的旧案,上奏说,张保仔“所聚大小匪艇数百艘,盗伙数万人,劫掠商民,戕伤将士,其罪逆更有甚于郑一,粤省滨海村庄,受其荼毒之惨,至今闾巷传闻,痛心切骨”。意思是,这样的人即便投诚了,也是朝廷罪犯,无法洗白。在林则徐的建议下,朝廷褫夺了郑一嫂“命妇”(朝廷命官之妻)的头衔。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作为曾经最为传奇的女海盗,郑一嫂开了一家赌场,过着淡漠的生活。她老死于1844年,终年69岁。

    19世纪西方报刊上的郑一嫂画像

    6

    随着雄霸帝国海疆的大海盗相继被剿灭或被招安,嘉庆终于在他统治的后期实现了海不扬波。

    但是,仅仅过了30年,当英国的战舰从海上来,用船坚炮利轰开了帝国的大门,他的继承人道光皇帝感受到了一种更深刻的来自海上的屈辱。后来的史学家定义这个时期为“嘉道中衰”,说明道光朝承受的屈辱,嘉庆朝是脱不了干系的。

    美国历史学者安乐博说,1520一1810年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国海盗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一度都达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盗均无以匹敌的地步。

    但在1810年,以张保仔为首的海盗帮派被招安或被剿灭后,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向海洋发展的良机,仍然执行内收性海洋政策,将掌控海洋社会权力的胜利果实丢弃掉。

    对于海盗的投首,清政府虽然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赦免其罪,赏赐官位,但在对投首海盗的安置上却出现了极大的失误——绝大部分擅长海上作战的海盗,被强行遣散至内地,并令地方官严加管束,永远扼杀了他们再次涉足海洋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海盗的消失,是大清帝国的胜利,却是构建海洋帝国的失败。

    史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这是大陆性王朝的统治思维使然。大陆性王朝“总是充分利用大陆资源,以消灭海盗为第一目标,把国家水陆武装力量用于禁海迁界,以断绝沿海对海盗势力的交通接济为海防的不二法门。王朝国家这种与海盗海商势力势不两立的姿态,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迭遭不幸的一大根源”。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的海洋性王朝。最早的海上霸主葡萄牙西班牙,无一不是通过海盗方式向世界扩张并掠夺财富;继起的荷兰,靠劫掠葡、西的商船起家,以“海上马车夫”闻名于世;给中国造成近代民族创伤的英国,更是公开支持本国海盗对其他国家的掠夺活动,同时限制其对本国商船的劫掠。正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雷利所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而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地球的财富和地球本身。”

    海盗,在这些国家的海上力量建设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也曾出现海盗的黄金时代,结局却是另一种命运。

    明朝中期以后,汪直、郑芝龙等海商海盗集团,不仅要对付国外的海上竞争力量,还要迎接来自本国朝廷的剿杀。尽管如此,他们对本国朝廷仍有强烈的体制认同心理。也正因此,汪直才会被明朝诱捕而后杀死,而郑芝龙也才会最终投降清朝,并在儿子郑成功东渡台湾后,失去诱饵作用而被处死。

    明清两朝对于来自海上的力量,都有相同的惧怕,惧怕的结果是要全力杀死它而后心安。

    1805年,当英国通过特拉法尔加海战最终确立全球海上霸主地位的时候,中国华南的海盗联盟也达到了权势巅峰。但是仅仅5年后,这股孤立于帝国海疆的强大势力,就以表面被招抚、实际被遣散的命运收尾。归根到底,他们无法像在西欧国家一样,被接纳成为合法的海上力量。

    中国的海上力量,在官匪对抗的结构中,不仅不能一致对外,反而互相内耗,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如今,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仅能得出一个悲剧性的结论:

    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海盗的最后一个传奇时代,留下了恐怖而血腥的历史记忆,留下了郑一嫂和张保仔的历史传奇,却没有留下一点点有利于时代与国家进步的历史贡献。仅此而已。

    参考文献: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美]穆黛安:《华南海盗》,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
    [美]安乐博:《海上风云:南中国海的海盗及其不法活动》,张兰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美]安乐博:《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王绍祥译,《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日]松浦章:《明清时代的海盗》,《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刘平:《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
    王前山:《中国海盗的命运》,《文史天地》,2005年第3期
    曾小全:《清代嘉庆时期的海盗与广东沿海社会》,《史林》,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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