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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是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的五十三周年。 “北京人”头盖骨复原图 提起笔来，我就想到五十三年前发现的中国猿人头盖骨等一批珍贵文物，在解放前被弄得下落不明，不知去向。解放后，当我们考虑如何向世界公布这批珍贵文物遗失的经过时，正是敬爱的周总理及时地对郭沫若院长指出，是在美国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了。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沿用“下落不明”这个提法。这说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这件事十分了解，也体现出周总理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关怀。 由此，又使我回想起最初两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1949年春，我正在门头沟斋堂一带同青年地质工作者进行地质考查工作。一天，前“北平研究院”派了一辆吉普车去门头沟接我到北京饭店。原来是周总理为郭老率领的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举行饯别宴会。我赶到时已经迟了。经郭老向周总理作了介绍，周总理与我握了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事情过了好几年，在一次欢迎缅甸总理的宴会上，我同许多人一起去向国家领导人敬酒。有人刚要向总理介绍我，周总理立刻说:“我认识，不用介绍，他是发现中国猿人的人。”我真钦佩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也感到这是周总理对科学工作者的关心。 现在，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郭老也已经逝世。想到这段往事，心中无法平静。只有在我垂老之年努力工作，争取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出点微薄力量。 一 1927年我由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那时毕业就是失业。我因家庭贫困，靠半工半读上完大学，毕业后必须马上找到工作做，才能维持生活。于是我到处写信，请求帮助。当时，我同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并不认识，但他让我到地质调查所去研究山东的三叶虫。这不是正式的工作，只答应在研究完了之后，能给一笔奖金。但我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 到了1928年春，我在生活上更感到困难，由于无路可走，不得不再请翁文灝先生想办法。那时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十分困难，实在无法安排我的工作。后来，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要继续进行，当时这项发掘工作由杨钟健先生和瑞典人步林博士负责。杨先生因病不能去现场，这样就需要有人协助工作。恰巧原来的一名工人辞职，于是翁先生就让我去周口店顶替这个位置，担任杨钟健先生的助手。这样，我就参加了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二 周口店的化石发掘工作是由挖“龙骨”引起的。“龙骨”是一种中药材，据说有镇惊等功能。1920年前后，在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中担任“矿业以问”的瑞典人安特生，从中药店的“龙骨”中找到线索，发现周口店出产“龙骨”，于是他就来到周口店，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找到了出产化石的龙骨山。后来，安特生聘请了一位叫师丹斯的奥国人来中国发掘化石。师丹斯基曾经到过周口店，他把在中国发掘得到的大批材料带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去研究。到1926年，师丹斯基发现，在周口店龙骨山发掘的化石中，有两颗牙齿很象是人类的牙齿。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到1927年，周口店的正式发掘工作开始了，由一位从瑞典专聘而来的步林博士负责管理化石，中国方面由李捷先生负责总务和地质研究的工作。这一年的工作结果是步林博士发现了一颗人类的牙齿化石。 这颗牙齿化石，由英籍加拿大人步达生（当时任协和医学校的解剖系教授）来研究。步达生写了一篇专门的报告，在结论中认为，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人类化石，是介乎猿与人中间的一种原始人类的化石，这种原始人与已发现的任何其他原始人都不同。他给这种新发现的原始人类起名叫作“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pekinensis)，这是拉丁文的学名。为方便起见，同时又起了一个俗名，叫作“北京人”(PekingMan)，这是因为周口店离北京不远（周口店所在的房山县当时属于河北省）。 步达生将报告印了很多份，分寄给世界上有关单位和学者，并且亲身携带这颗牙齿周游世界，与各国的人类学家当面进行研讨。但他所得到的反映是很不如意的，一般都认为他所根据的材料太少，而得出的结论却过于重大。步达生没有得到世界学术界的赞许，相反，很多人认为他无知、大胆。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的发掘工作要继续进行，中国方面的李捷先生辞职，改由杨钟健先生接替他的工作。 三 1928年4月初，我第一次去周口店接洽事务。由于我在大学是学地质的，所以对脊椎动物的化石毫无所知。接洽完有关的事务后，由在周口店参加过发掘工作的工人乔瑞带我到山上有化石的地方去看了一遍。他在山上捡到小块的化石就能说出是什么动物的哪一部分骨骼，他捡到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捡到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乔瑞还向我简单地讲了一些工作方法，例如说坚硬的地方用炮（火炮）崩，软的地方用锹挖。跟乔瑞到龙骨山上走这一趟，使我又惊奇又害怕，惊奇的是一位工人就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害怕的是我这个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人面前可怎么办。当时我暗中下了决心，一定要勤奋学习，尽快使自己能够胜任工作。 到四月中旬，这一年的发据工作正式开始。起初，我看着工人工作，真感到眼花缭乱，弄不清大家都在干什么。杨钟健先生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管理工人和记帐，我感到太清闲，经向杨先生商榷，后来我也参加挖掘化石的工作。承杨先生和步林博士不断为我讲解，自己也注意向经验丰富的工人学习，于是逐渐也能认出什么是鹿牙、什么是猪牙等等。与此同时，我还抓紧时间攻读有关的古生物著作。 发掘工作开始后不久，发现了一个小孩的下牙床。到了秋季，又发现了一个成年人的下牙床，上面还有三颗牙齿。到1928年底，我们挖掘到了第五层，是坚硬的石层，里面动物骨骼化石非常稀少。许多人认为我们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下面不会再有什么“北京人”的化石。但也有人说，在这坚硬石层下面也许还有化石，不挖下去似乎可惜。就这样，1928年的发掘工作结束了。 到了1929年，在周口店龙骨山继续发掘化石就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步林博士辞职，去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杨钟健先生到外地去研究新生代地质。于是，翁文灝先生就责令我负責继续进行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1929年仍然从4月份开始工作，继续在第五层挖掘。这一层坚硬异常，崩炸都不见效，真觉得这项工作颇有“鸡肋”之感。 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开完最坚硬的第五层，第六层中又渐有化石，使我有了继续挖掘下去的信心。到第七层时则化石之多，不可言状。记得有一天，我们共得了145个肿骨鹿的下牙床。第七层中的化石不但多，而且完整，例如水牛头、全鹿角和整猪头等都是从这一层中挖掘出来的。此外，因这一层是砂土，所以挖掘起来非常容易。可惜因开掘的地方太小，向东向南都在高崖之下，恐有危险，所以不敢多掘。 到春季工作结束时，我们共发现了几颗猿人的牙齿化石。其中有一颗犬齿化石给我的印象最深，这颗犬齿的牙根之长、牙冠之尖，都使我感到中国猿人确实具有人类的原始性质。 四 1929年秋季发掘工作开始后，我们挖掘的沉积层的体积渐渐缩小，我想可能是快要见底了，工作也可以结束了。 到十一月底，已经降过小雪，天气寒冷。但忽然又发现一个很深的小洞。这个小洞的口到山顶有三十多米，初开时是个仅能容人的小孔，里面有一部分为砂上所填。当洞口初露时，我们不知深浅，由于我负责这项发掘工作，自己应首先下去看看，于是我就用绳子将腰系住，上面由许多人拉着绳子。下去之后，见洞内化石非常多。最后当拉我出洞时，看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发黑圆圆的东西，但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发现这个洞之后，我们又继续挖掘下去，逐渐将洞口开大些。到十二月二日下午四点多钟，挖掘到那个发黑圆圆的东西处，原来是个很完的猿人头骨。它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洞中光线不足，我们点上蜡烛继续工作。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候还没有挖出来，我怕放在野外不安全，所以一定要在当夜把它挖出来。其实这个头骨在荒山野地已经有儿十万年之久，再多放一夜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当时我心情激动，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挖出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天色更黑了，我决定用撬棍把它撬出。我知道这样做是危险的，但考虑的结果还是不能不这样做。果然拿撬棍用力一撬，把头骨撬下来了，但经这一震动，头骨的一部分破碎了，我感到很可惜。然而这个失误，却使我知道这个猿人的头骨有十毫米多厚，要比现代人的头骨厚得多。 裴文中抱着包裹好的“北京人”的头盖骨，拍摄者王存义由于太注意头骨而忽略了裴文中先生的头 我发现了猿人头骨，实在是太高兴了，但如何让北京的人们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使他们高兴呢？我决定派专人到北京去送信。连夜写好信后，次日早晨派人返京，专呈翁文灝先生。三日早晨，送信人走后，我又觉得翁先生要等到晚上才能看到信，当天未必能通知到关心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几位同事，于是又打了一个电报给步达生，大意是“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后来听到北京的同事告诉我，北京收到这个电报后，人们都不信，不是说我不能认识“人”头骨，就是说我不会有这样好运气。实在是因为完整的猿人头骨太珍贵了。 猿人头骨取出之后，为了防止在运输中再震动损坏，就在头骨外面糊了几层纸和麻袋条。白天用阳光晒，夜间用炭火烤，干燥后，用旧被单和棉褥包捆起来。经过两天的防护处理，我于十二月六日携带着猿人头骨，乘长途汽车返北京。那时，长途汽车到西便门照例要进行检验的。我为此事先作好了准备，随身带了几块化石，以便向检验人员说行李中就是这种东西，请予免验。还好，到了西便门时，检验人员只让我打开行李看了看，就放行了，猿人头骨总算一路平安到了北京。 在北京的考古学者看了化石，都认为确实是“北京人”的头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此大家十分兴奋。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五 为什么这一发现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呢？主要的原因是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次是因为发现的头骨相当完整（从地层的堆集及共生动物，以至化石程度的研究，证明中国北京猿人属于更新世中期，距今约四至五十万年）。它是人类化石最重要的材料，从中可以显示出人类进化的程度，再次是因为这一发现是在正式的发掘系统挖掘出来的，远比在地面上偶然找到的有价值得多。 我们首先得到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奥斯朋的贺电，其后又得到不少贺电与贺信。地质调查所将猿人头骨放在所内的陈列馆供人们参观，可谓是轰动一时。 由于有了这一个要发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也就随之有了改变，真有“鸟枪换炮”之感。到1930年，在龙骨山扩大了工作范围。主要是将山上的浮土统统加以清理，使我们可以看清楚，究竟在多么大的范围内有动物骨骼化石。这样工作的结果，为以后的发掘奠定了基础。 1930年的工作，除了在工作条件上有改变之外，在学术上也是转变的一年。1927年以前，龙骨山的发掘工作是属于古生物学的，目的在于挖掘动物骨骼化石，1928年——1929年的工作是属于古人类学的，目的在于挖掘人类的化石，到1930年，除了继续发掘人类化石外，重要的是发现了石器和用火的痕迹，这样，龙骨山的发掘工作就属于考古学的范畴了。也就是说，在发掘中既要注意化石（包括动物和人类）的位置和彼此间的关系，还要注意土石中石块的性质和位置等等。 这一年发现的石器，也是在龙骨山的山洞中找到的。我看到洞中有许多石英石块，据我看来，是有人工打击痕迹的。于是采集了很多带回北京，洗刷出来后，我把它们陈列起来请同事们察看。记得有一位同事看了之后，不以为然地拿起一块来，在其它的石器上使劲地打，同时还说：“这样的碎石头，马路上多得很！”不管别人怎样讲，我自己仍继续仔细加以研究，并做了一些试验，从而可以说出哪一块的哪个地方是人工打击的痕迹，哪个地方是天然破碎的痕迹。尽管做了这样的研究，但还是不能说服同事中的几位先生。 1931年，世界著名的法国史前学权威步日耶教授来中国，经他的证明，同事们才信服了我所发现的确实是猿人打制的石器。这样就使我们认识到“北京人”已经能制造工具，确实是“人”了。 从那时以后，由于我们的精心工作，累计从猿人洞里发现了约代表四十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器、大量的用火证据以及近百种晡乳动物化石。所有这发现，都给古人类学的研究增添了宝贵的科学资料，周口店从而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古人类遗址。 六 从周口店正式开始进行发掘工作到现在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继周口店的''北京人”之后，世界上许多地点都有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但时至今日，周口店的发掘成果，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完整性、系统性来看，都可以说仍然在世界上居首位。在我们祖国所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之多，也可以说在世界上居首位。解放以后全国各地纷纷续有发现，如陕西的兰田人、云南的元某人、湖北的长阳人、广东的马坝人、广西的柳江人、山西的许家窑人等等。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是古人类化石非常丰富的地方，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新发现。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开展古代化石的搜寻工作，推动我国古人类学的更大进展。 图文来源：《中国科技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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